新聞中心

陳平原

和很多中文系學生一樣，我之認識小說家宗璞，是從《紅豆》入手。不用說，那是因為讀《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緣故。在一個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的年代，《紅豆》的出現，確實讓人耳目一新。那時，作者風華正茂，還不到而立之年。不過，對於作家來說，過早進入文學史，說不清是幸還是不幸。提起來，人人皆知，所謂“大名鼎鼎”是也；可讀者對你的印象，也大都停留在“少作”。被想當然的讀者和頗為武斷的批評家定格在某個歷史瞬間，此後無論你如何努力，仿佛都“不值一提”，那是很可悲哀的事情。

說到宗璞，評論家大都褒獎其擅長心理剖析，筆調纏綿委婉，文風恬靜雅致；並且都不忘添上一句——這與其“家學淵源”有直接關系。其實，談論一個小說家，“大家閨秀”、“學養深厚”，不見得都是好詞。因為，直面人生的勇氣，洞察社會的眼光，還有精騖八極的想象力，與“學養”沒有多少關系。相反，過於“善良”或“書生氣”，缺少上天入地的極端體驗，以及遊走於正邪邊緣的夢幻感，對於小說家來說，未必是好事。尤其是在一個追求“大氣磅礴”的“史詩風格”的時代，這樣的寫作，明顯不討喜。

還記得1980年代，有人曾借用清人劉熙載的話，表達對於汪曾祺的贊嘆與惋惜：“雖小卻好，雖好卻小。”這傳誦一時的評語，原是《藝概》中關於齊梁小賦、唐末小詩、五代小詞的評說。而背後隱含的審美眼光，便是“以大為美”。其實，作家才情各異，拿一把“偉大”的尺子上衡下量，左砍右劈，實在不明智。在我看來，作家成熟的標誌，是找到最適合於自己的呈現世界與人生的方式。記得宗璞曾在一封公開發表的信中談到：“這兩年我常想到中國畫，我們的畫是不大講究現實的比例的，但它能創造一種意境，傳達一種精神。”如此追求“言有盡而意無窮”，決定了其寫作偏於“小品”，而非“巨著”；接近“散文”，而非“戲劇”。

緊貼時代脈搏寫作，那不是宗璞的所長；長期生活在“回憶”中，以大學校園為主要背景，從而釀成筆調溫婉，氣定神閑。這點別人很難企及。你可以說格局不大，但就像“米家山水”一樣，在美術史上自有其獨立的價值。與別的評論家關註《紅豆》（1956）、《我是誰》（1979）等有明顯時代印記的作品不同，我更喜歡其寫於1980年的《魯魯》，因那接近作家的生活及趣味，且兼及小說、散文與童話。

實際上，憶舊或懷人的散文，也正是宗璞的拿手好戲。若《柳信》、《哭小弟》、《霞落燕園》、《三松堂斷憶》等，都是一唱三嘆，情深意切。另外，《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以及《我愛燕園》等系列散文，亦為不可多得的佳構。

作家創作，有的靠生活，有的靠才情，有的靠修養。一般說來，靠修養的，大都需要慢慢預熱；而一旦找到適切的突破口，將有持續不斷的上乘表現。瞬間爆發力不強，但持續時間長，宗璞屬於這一類的作家。其藝術生命的長度與質量，更值得期待。說實話，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前兩卷（《南渡記》，1988年；《東藏記》，2001年）的相繼面世，讓我這樣的普通讀者大吃一驚，世人對宗璞的衰年變法因而充滿好奇。倘若計劃中的《西征記》、《北歸記》順利完成，並保持前兩卷的水準，竊以為，宗璞作為小說家的地位將大為提升，其在文學史上的既定評價也勢必改觀。

在我看來，撰寫長篇小說《野葫蘆引》，最能體現宗璞的綜合實力，也最能揚長避短。前年11月，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召開的“宗璞文學創作六十年座談會”上，我作了專題發言，提及聯大學生吳訥孫（筆名“鹿橋”，1919－2002）、汪曾祺（1920－1997），以及聯大師範學院附中學生馮鐘璞（1928－），他們三位在塑造“聯大形象”、或曰製作“聯大神話”方面，過去曾經、今後仍將發揮巨大的作用。

鹿橋的小說側重“青春想像”，汪曾祺的散文更多“文人情趣”，宗璞呢，我以為頗具“史家意識”——其系列長篇立意高遠，氣魄宏大。能寫出一部讓一代代大學生百讀不厭、伴隨其走向成熟、作為其“精神讀本”的長篇小說，足以讓人心馳神往。我以為，在中國，能寫抗戰的作家不少，能寫好抗戰中的大學生活的則寥寥無幾。屈指數來，當世作家中，最合適者，莫過於從《紅豆》起步、兼具學識與文采的宗璞先生。因為，此舉不僅需要生活積累，需要激情，更需要學養。否則，很難深入體會並準確表達聯大教授們的“南渡心境”，以及“貞下起元”的期待、“舊邦新命”的抱負等精神情懷。

那次發言的末尾，我講了這麽一段話：“看我今天說話的方式，不像是做文學評論的。沒錯，這是從一個關心‘大學精神’以及‘大學敘事’的普通讀者的角度，而不是文學史家的立場，來祝賀宗璞先生從事文學創作六十周年。”今天寫序，同樣如此——並非專家，也未深研，只因為喜歡與期盼，故貿然站出來鼓吹。至於專業的評價，學界早有論著，不勞我越俎代庖。

轉自 文匯報 2011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