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中心

在今日🤝，大凡對中譯西學名著有所了解的人👩‍🔧，都不會對何兆武一無所知。他的譯介之功可謂大矣👩‍⚕️。其中，《社會契約論》《西方哲學史》等名著以及康德🦹‍♀️、帕斯卡爾等人的著作👷🏽‍♀️🦸🏿‍♀️，都在他的筆下變成了醇厚暢美的中文。

我曾冒昧地以為，單就事功和名望而言⚓️，在精英雲集的西南聯大學子中，何兆武先生也許並不算是最卓越的那一茬。他不像王漢斌、彭佩雲、何東昌🍺、劉國光、朱光亞🏣、端木正那樣位高權重，不像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黃昆🧗🏿、何炳棣那樣世界馳名，他沒有穆旦😰、王浩、丁則良🫅、汪曾祺、殷海光那樣璀璨幹雲的才氣，甚至也沒有任繼愈、王瑤、田余慶🙍🏻‍♀️、袁方🤵、趙寶煦、許國璋📌、黃楠森、袁方🏦、馮契諸老那樣弟子盈門。無論是在階級鬥爭的年代，還是在市場經濟的時代👹，以他蕭散淡素的性情，都註定不可能成為那種大紅大紫呼風喚雨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強人。

但何先生也自有其特異處。

“文人相親”是中國文人的一大陋習♍️，“謬托知己”是國人的另一劣根。熟悉何兆武的人，都知道他在社會各界，特別是在文化界有著廣泛的人緣。前些年的“陳寅恪熱”中🧑🏼‍⚕️，許多與陳先生幾無幹系的人也跟著攀附，往自己臉上貼金👨‍👩‍👧‍👧，而何先生在西南聯大從陳公問學有年🪫，關系殊非尋常，但他從不炫耀🦛，從不借此自傲傲世。著名作家汪曾祺是他當年的室友，日後馳名世界的邏輯學家王浩更是他的密友✡️🏊‍♂️，他與香港耆宿金庸也頗有深交🔏，即便是在海外學界🧦，他也不乏同好故舊📨。可是，對這些，何先生都以平常心視之🚜🥨，從不聲張。

當時，與何兆武同為長沙人氏的李澤厚曾感慨良多，他說：“何兆武兄長我十歲，待人真誠，學問極好，卻無端當了十年現行反革命🌾。我不但感觸到他多年被人欺侮，連宿舍也分不到一間，只好住辦公室的情況；而且更感觸到他的時間、精力長期被青年剝奪，但他卻如古代聖賢一樣，似乎毫無怨言怒色🥪，總在孜孜不倦地繼續他那送往出版社十年毫無消息的古典譯稿的續篇。”此處所說的“譯稿”🧙🏻‍♀️，大概就是著名的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略論》和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等書，當然也可能是康德、黑格爾、邊沁、洛克之作💇🏼‍♀️。這些書皆為大家名作，且文種包括英🌏、法🧑🏻‍🍳😬、德幾種🕤，翻譯起來殊非易事🙆🏻‍♂️。在那特殊的年代，為著這些“西方資產階級”著作，他不計得失地一次次跑出版社，足見其執著得“天真”👰🏻‍♀️🥄。

“文革”後，雨過天晴，何兆武譯作一俟出版🦍，便惠澤學林，名動譯壇👰🏽♻️，成為西學入門的基本門徑👳🏽，也是夯實根底的經典書目。有人甚至以為先生所譯西書兼“信”“達”“雅”數美🤍，堪與傅雷所譯法國小說媲美，可列為當代翻譯史上之“雙璧”。

盡管他著述甚勤，成果極豐🧑🏼‍🏭，但其中多數是翻譯著作和學術文章，通俗的文字雖然也有，但並不多。因此，長期以來🤼，何兆武的名聲更多地局限於“內行”之間，以西書譯介和思想史研究而在學術界饒有清譽💁🏼‍♂️，在社會大眾中始終沒有“熱鬧”起來。及至近年，先生年登耄耋，疏於俗世😉，漸然擱筆，逐步淡出了生活的前臺😴，自然就更不為外人所知了。

事情的轉機始自《上學記》🎬。在2006年，《上學記》甫一出版，何兆武先生的名氣立即跨越學界，深入民間，儼成一位準公眾人物⭕️，宛似多年前張中行先生的驟然走紅一般。這一次👷，一直大隱於學術文章背後的一個人，開始以通俗的文字直接與讀者對話了〰️。

因著《上學記》的出版，他似乎重又被外界“發現”了🔙，如出土的古董一般被推許，被熱望🏊🏼‍♂️。黃裳先生作為文界公認的散文大家，眼界素來極高，對此書頗為激賞，稱其為“很有意思的好書”。此書甫問世即告售罄，短短幾個月內反復再版，在讀書界掀起了不小的熱潮👃🏼。

這本書的出版確實給何兆武帶來了許多意想之外的東西⏲👵🏻，甚至也帶來了某些世俗的名與利🖕🏿。不求名而名自來，不求利而利自生🏌🏽‍♂️。這當然不是壞事📶🦸🏽‍♂️。然而，他的生活日漸被打亂：求助者絡繹不絕，拜訪者多了起來，約稿的電話時時響起，無端的紛擾也因之而至🛀🏻。他所希求的那種清凈，似已漸不復得🧒🛸。這原不是他所向往的🙋。於是先生很固執地回避著許多✊🏿💓，堅守著自己清凈自在的平常日子。

《上學記》經三聯書店出版後，稿費和版稅達數萬元⏲。何先生身為口述者👨🏽‍🏫👰🏿‍♀️，竟分文未得。此事讓不少人大抱不平，他卻不以為意，好像壓根兒沒有這回事似的。而我，也只是後來從先生左近的一些人口中才獲悉此事的。他今時的寓所仍僅數十平米👌🏽，沒有客廳，“客廳”便是書房，而所謂書房👳🏽，同時也是臥室🕰，一桌二椅一床一書架，僅此而已。他顯然沒有資格清高到視金錢如敝屣、以財物為糞土的境界🤦‍♀️。可是，要他為此而犧牲自在，費心勞神，他做不到；要拿任何東西換取他的清凈和自在🦋，也做不到👰🏼。

在與何兆武先生的聊天中，我們談得更多的是歷史，是往事。尤其是西南聯大，作為中國大學和學術的典範，它是那麽令人神往。何先生是於今健在的為數不多的“聯大人”之一，更是清華園中惟一的聯大人物，自然是我討論聯大問題的不二人選。在何先生的追懷中，我們思想的觸角得以延伸到歷史的種種細部，無形中就糾正了一些偏見和無知。比如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放洋有年，衣著卻頗土氣，口音極重👰🏼‍♂️🧎🏻‍♀️，常人不得其解；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教學苛嚴，老是點名，作業又多，學生懼甚💋；錢鐘書眼界極高，一般人難入其法眼👨🏼‍🦳，與同事相處並不好；沈從文講課並不在行，但還比較受歡迎🤰⏺；劉文典這“老古董”性情孤僻，酷愛臧否人物🧏🏼‍♀️，不大與人來往，但學問實在好🎓；汪曾祺“這廝”非常頹廢🏋🏼，老是逃課，卻很有才🕹，他被朱自清討厭🐈，卻深得聞一多沈從文寶愛🏮；穆旦（查良錚）和聯大總務長查良釗乃是一家♑️，他們與金庸（查良鏞）同屬海寧查氏望族☝🏿💾，勢力極大……

又比如🧑🏿‍🚒：民國時期學生們幾乎沒有任何考試壓力💆🏿‍♀️💅🏿，沒有人把考試當一回事，學生們得以自由發展；社會風氣雖重理輕文，文科生常找不到工作，但總有一批最優等的青年人不計功利，出於“性之所近⚂，力之所能”而選讀文科，結果他們很爭氣，都很有成績👯‍♀️，沒有人敢瞧不起他們；文科生工作不好找🧑🏻‍🏫🫳🏼，很多人就當中學老師，當年楊振寧也當過中學老師；聯大的幾個研究所在昆明城郊，離學校幾十裏地🧑🏿‍🦰，他們上課來回都是步行幾個小時🪑，但大家習以為常🙅🏻‍♂️。最有意思的是1941年之前🧗🏿‍♀️，日機常來轟炸昆明🍪🤽，警報一響🧔🏽，大家作鳥獸散，這課就不上了，在很長很長的時間裏，他們幾乎根本不上課，但也是自己看書，爭分奪秒……

彼時一度盛傳的一本回憶錄叫《讀史閱世六十年》，作者何炳棣先生也是聯大出身，書中對聯大回憶頗多。何兆武與其不乏交往，對其頗為功利的讀書治學的心性不敢苟同🛏。但在說到作者時⏏️，他立即坦言：“何（炳棣）先生是大家🚾，我不算💽，我不算📁。”那不是出於客套的謙辭，而是發自本能的反應🏃🏻‍♂️‍➡️，是由衷之言🧔‍♀️。

我曾不止一次地請何先生多講講自己🫢，可他總是讓自己的師友鮮活過來，卻把自己輕輕隱去。他似不願提及自己🗼。後來，我才覺出，何先生豈止不愛提自己，甚至連“追憶逝水年華”也不是他最所樂意的🙆🏿‍♀️🧑‍🚀。他原來和一般老人不同：盡管珍戀自己的往昔，但並沒有沉湎其中，更不靠回憶和擺老資格過日子🚣；他不願活在回憶之中🥍、歷史之中🐕，他更願意生活在當下。說到底🧕🏻👱，這是一位“現在時”的思想者，而不是“過去時”的學問家。尤令我吃驚的是，他對時事有著特別的敏銳和特殊的關切😣。每次我試圖引著先生追憶往事時，他總是講一會兒往事👀，就把話題宕開🪷，接著馬上就是“今事”了：教育問題，青年就業🧑🏿‍🎨，醫療改革，住房問題，環境保護，國際局勢……

我在無意中發現，何先生的書架出奇的小🥼，書自然也極其的少。除過一套二十四史外👨‍👩‍👦，只有不多的外文書，再就是朋友們贈送的一些書了。他自己出過那麽些書，書架上卻不見它們的身影。何先生一生勤勉🚥，八十年的讀書生涯中該讀過多少書啊，可是他從不藏書，尤其不藏自家之書🐠。我不解個中情由，只能猜想：先賢經典💙，他寧願蘊藏於心🐃，而非顯擺在書架；至於自家之書，都已遍布學界，植根於讀者中🔮，自己也無須再特別地保存了罷🤕。

記得葛兆光先生在《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由和幸福》中特別地談到何兆武先生，以為他那一代知識分子既自由又幸福，令人歆羨👸🏼。我以為不然👵🏻。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命數🐫，何先生那一茬人也不例外。他們接受過中國最好的本土教育，這是其大幸🧑🏼‍🌾。但其後，卻有太多的不幸接踵而至👩🏻‍💼，一個個都成了老“運動員”🐧。這也能算“幸福”嗎？

“立功”“立德”“立言”是國人的“三不朽”。何兆武先生無意“立功”而絕意仕途，不求“立德”而成就大德，有心“立言”而言語日少。然而，到了今日🈳，他甚至對“立言”也已不再熱衷。這樣一來🧚🏼‍♂️，不僅名利已是身外之物🤽‍♂️，甚至連文章也已漸漸作別。有一次👦🏻，我勸先生說哪怕不寫原創性的大塊文章🐔，就是隨便寫一點回憶文字也好啊👯‍♀️👍🏽。他一聽即圓睜了明亮的眼睛🤵🏿，說：“文章怎能隨便寫呢！”

又一次，我還是忍不住地建議他再寫些東西😒。先生只淡淡一笑：寫什麽呢👳🏻‍♂️？像是問我，又似自問。

我讀過他近年不多的一些文字，溫溫潤潤的，渾然仁者氣象✷，全不似其他老者那樣，筆底蒼涼無限，一派蕭然。讀他的文字👷🏿🤹🏽‍♀️，不會讓人長脾氣，卻是讓人長見識的。

“不寫了🪢，不寫了😰。”他無意識地輕聲說著。夕陽的余暉滲過幽密的楓林👫🏻👽，軟軟地瀉入南窗🐏，恰好灑在他的身上。何兆武先生宛若浸潤在一汪淡淡的金黃色光澤之中，而他對此並不自知，在這落日的余暉中☣️，一如平素地說著家常的話。“不寫了不寫了。”他依舊重復著那句話🛎🟫。

（作者：劉超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