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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新中國科技事業發展所做的工作，是和黨的正確領導、集體的智慧所分不開的，我個人僅僅是滄海之一粟，真正偉大的是黨、人民和我們的國家。” ——錢學森

1960年10月的一天，受周恩來總理的委托，陳毅、聶榮臻、陳賡等宴請部分科學家，錢學森在座。氣氛有點嚴肅，更有點悲壯。聶榮臻說道：“逼上梁山，自己幹吧！靠別人靠不住，以後就靠在座的大家了。黨中央寄希望於我們自己的專家。”錢學森站起來說道：“中國科技人員是了不起的，我們不僅有聰明的智慧，還能艱苦奮鬥。只要國家給下任務，大家便會夜以繼日地去幹，甚至損害健康，直至犧牲。有了這種精神，我們不怕落後，不怕困難，我們一定要趕上去，我們一定能趕上去。”

回國後的錢學森，在周恩來總理、聶榮臻元帥的直接領導下，長期作為新中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的技術領導人，奮戰在第一線。1956年，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時，新分配進來的156名大學生，沒有一個懂得導彈知識。錢學森自定計劃、自編教材，舉辦導彈技術訓練班，給他們上空氣動力學、彈體結構、導彈概論等課程。由此，建立起相關的研究室。今天，人們知曉的酒泉發射中心，是錢學森率領工作人員，風餐露宿，勘探後定下來的。1957年10月，中蘇雙方簽訂技術協定。1960年，在我國仿製蘇聯P－2導彈的最後時刻，赫魯曉夫下令撤走全部蘇聯專家。中央決定，要自力更生，發展尖端技術。於是，有了這次“誓師宴”。聶帥動情地說：“我們黨有了一批你們這樣的科學家，就是有天大的困難，也能夠把我們的事業繼續下去。”

在展廳，有一組沙發，是錢學森家的。不要小瞧了這組顯得很陳舊的沙發。在蘇聯撤走專家以後，P－2導彈研製陷入最困難時期。自力更生，我們自己搞。作為最高技術領導人的錢學森，每周都要把幾位總設計師，請到家中，圍坐一起，商討技術中的難題。大家暢所欲言，最後，錢學森拍板定下。因此，在P－2導彈研製的最後階段，許多技術難點是在這樣的氛圍中解決的。

1960年11月5日，在酒泉發射基地，P－2導彈發射成功。現場工作人員情不自禁相互擁抱，高聲歡呼。聶榮臻在致辭中興奮地說：“在祖國的地平線上，飛起了我國自己製造的第一枚導彈，這是我國軍事裝備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僅僅過了1年零4個月的時間，我國獨立設計、研製的東風－2號導彈，豎立在發射塔上。然而，這次發射失敗了。錢學森受命尋找原因。3個月後，錢學森拿出一份分析報告，全面而又系統。他提出的“把故障消滅在地面”的口號，成為我國導彈航天事業的一條重要原則和準繩。1964年6月29日，東風－2號導彈發射成功。東風－2號研製和發射的成功，標誌著我國已經基本上掌握了獨立研製導彈的一套復雜技術，揭開了我國導彈、火箭發展史上新的一頁。隨之，在錢學森的率領下，中近程、中程、中遠程、洲際、地空、岸艦等各種型號的導彈，紛紛研製成功。

1967年10月27日，我國在導彈核試驗基地，發射的裝有核彈頭的中近程地地導彈，獲得成功：核彈頭在預定地點上空，實現了核爆炸。世界為之震動。毛澤東自豪而又幽默地說：“誰說中國人搞不出導彈核武器？我看要給赫魯曉夫一個一噸重的勛章！”

而錢學森正是這次兩彈結合飛行爆炸試驗的技術總負責人。

他還是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研製和發射的重大功臣。1958年中國科學院成立以錢學森為組長的人造衛星研究機構。1961年，在錢學森等人的倡導下，中國科學院舉辦了連續12次的星際航行座談會。1963年，中國科學院成立了由竺可楨、裴麗生、錢學森、趙九章等人領導的星際航行委員會。1965年1月，在經歷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以後，錢學森向國家提出報告，建議早日製訂我國人造衛星的研究計劃，並將其列入國家任務。中央專門委員會經過13次討論，批準了我國研製第一顆人造衛星的規劃方案。研製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議案，因為是錢學森於1965年1月提出的，因此工程的代號為“651工程”。在“651工程”中，錢學森擔負著星、箭、地面三大方面的技術協調和組織實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載著優美的《東方紅》樂曲，飛向星空。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在導彈、航天領域的重大成果，從方案論證、技術攻關、組織協調，到發射試驗，幾乎都留有錢學森的智慧和汗水：“尖兵”返回式衛星、固體導彈、核潛艇和潛射導彈、“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地球同步軌道通信衛星、地面測控系統、氫氧發動機等等。

錢學森，這個名字是與中國航空航天事業聯系在一起的，是與祖國的強大聯系在一起的。當人們稱他是中國“導彈之父”、“航天之父”時，他卻搖著頭說：“不可以這樣說。導彈、航天是一項大規模系統，不是哪一個或兩個人能完成的。主要有黨的堅強領導，有成千上萬人參加。”

“我姓錢，但是我不愛錢。”“我現在的住房條件，比和我同船回來的那些人都好，已經脫離群眾了，我常常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脫離一般科技人員太遠。”（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