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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悅

　　施衛良，1964 年出生，1983 年考入清華建築系。1988 年畢業後進入北京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工作。現任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總規劃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曾參與《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 年－2020 年）》、《北京中心城控製性詳細規劃》、《北京新城規劃》等多項北京綜合性規劃的編製工作。所參與和主導實施的規劃項目曾獲得建設部優秀規劃設計一等獎，以及國家優秀規劃設計銀獎等榮譽。

　　除了掛在墻上的幾幅北京市規劃圖，這間樸素的辦公室裏再找不到任何顯眼的東西。大幅的玻璃窗外，錯落的建築映在北京湛藍的天空下，蹦蹦跳跳地閃出幾點陽光。你很難想象，這樣一間平凡的辦公室，他的主人卻擁有著可以“畫出”城市未來的魔力。

　　施衛良，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總規劃師，意昂体育平台1983 級建築系意昂。作為一名規劃師，他所做的事情就好像“神筆馬良”——讓無形的想法躍然紙上，變成有形的圖畫；再賦予圖畫生命，讓它變成真實的存在。

　　畢業20 年來，他見證著、參與著北京每一步的發展和變遷。而眼下，他還在潛心描繪著北京的未來。

　　規劃生涯20載

　　施衛良最初接觸到城市規劃是在清華。在建築系讀書時，系裏有幾位專門研究規劃的老師，他跟隨老師參與了當時豐臺老鎮的規劃和什刹海地區的規劃項目，慢慢地竟做出興趣來。畢業設計時，他選了“規劃專門化”做題目，進一步為他後來從事規劃行業奠定了基礎。加上打小兒在北京長大的他，對這座城市有著很深厚的感情，於是畢業後來到北京城市規劃設計院（簡稱“北京市規劃院”）工作，就變成了一件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

　　施衛良說，之所以選擇規劃行業，是因為他更喜歡宏觀一點、能把建築和城市聯結在一起的工作。只是剛開始工作的時候他並沒有想到，在未來等待他的，是一幅16000 多平方公裏的巨幅畫布。

　　初到北京市規劃院時，他被分在詳細規劃所。這期間，他跟著老規劃師跑農村、作勘探；跟著參與望京地區、長安街的規劃，紮紮實實地打下了基礎。2001 年，時任詳規所所長的他被調到總體規劃所任所長。從原本駕輕就熟的工作崗位一下子被換到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剛開始他還有些不理解。“其實那時是老院長有意地在栽培我。”憶及往事，施衛良輕聲地說。從那一刻起，他面對的不再是一條條單獨的街道、一塊塊獨立的區域，而是一座城市的有機整體。從詳規到總規，他的眼界隨之驟然開闊。很快，他升任為北京市規劃院的副院長。在這期間，他迎來了自己規劃生涯中意義最重大的一件事——參與《北京市總體規劃》（簡稱《總規》）的修編工作。

　　他參與的，是一件讓全社會乃至全世界都密切關註的事情。

　　在2003 年這次修訂之前，北京曾經歷了5 次《總規》的修訂和調整，最近的一次是1993 年。十年間國家和城市翻天覆地的發展變化，已使得修訂《總規》的工作變得迫在眉睫。而2003 年的這次修訂，引用《人民日報》的評論來說，“為北京市未來二十年，乃至五十年的發展，定下了基調”，而且“它的意義還遠不止於此”。

　　這一次的《總規》修訂，差不多集合了全社會最優秀的規劃力量。施衛良不僅全程參與了《總規》修訂的過程，而且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對施衛良來說，也是一次極好的全面學習和鍛煉的機會。“它讓我對北京的城市發展方向、它所面臨的問題、包括現實的情況，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認識。”施衛良這樣評價他的收獲。

　　2006 年，施衛良被任命為北京市規劃院的院長，並且和同事們一起，迎來了建院20 周年慶典。北京市規劃院的發展，濃縮了北京的城市發展歷程；而施衛良則是一直邁著堅實的步伐，沿著這條漫漫征程一路走來，迎來2008，迎來他自己的20 年。

　　他說，等到今年奧運會的時候，他要站在整個北京的北中軸上，去看看規劃實現後的奧林匹克公園是什麽樣子。

　　“魔法師”的酸甜苦辣

　　作為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的總規劃師，施衛良對這座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都城有著特殊的感情。這座城市的每一點變化，都含著他太多的記憶。施衛良說，北京城內這許多地方，他最喜歡的是什刹海。不只因為那裏有“銀錠觀山”的北京舊景，還因為什刹海是他規劃生涯最開始的時候做的一個規劃項目。這麽多年來，他也一直關註著什刹海地區的規劃改造進展，就像看著曾經養育過的孩子慢慢成長。

　　“從現在的規劃效果來看，原來規劃當中的一些想法、思路都陸續得以實現了。”施衛良欣慰地說。而今日的什刹海會成為京派文化與洋文化並存、古老院落與時尚潮流融合的局面，卻是他們當初規劃時沒有料到的。“與當初我們規劃的相比，現在什刹海的有些區域發展得還更具活力些”，他說。

　　與這種驚喜和滿足感相比，規劃工作更多的時候帶給施衛良的是壓力。因為“我們手中的每條線、每個指標都關系到城市的明天”，施衛良說。多年的規劃工作經驗，使他對自己從事的行業有著深刻的認識。在他看來，“規劃工作者實際上就是在協調各方面的利益，取得一個各方面都認可的門檻。”

　　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要不斷協調各方利益、解決人口資源環境的壓力和城市自身發展動力之間無休止的沖突和矛盾，還要使規劃能跟得上城市建設的腳步。“有時候城市發展的速度實在太快，有些東西來不及認識、來不及思考。”而這一點，正是讓他憂心的地方。

　　讓他頗感欣慰的是，這些年來，社會的共識、法律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營造，也在變得對規劃工作越來越有利。2008 年新實施的《城鄉規劃法》，更是從法律的角度保障了規劃的嚴肅性和公正性，對規劃的貫徹實行起到了比較好的保護作用。

　　20 多年的規劃生涯裏，讓施衛良感受最深刻的不是壓力，而是社會和公眾對規劃在認識上的轉變。從“規劃規劃，墻上掛掛”的順口溜，到人們對“宜居城市”的強烈關註；從漠不關心到主動地參與和監督，規劃越來越成為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

　　“我們這一代人，包括建築師、包括規劃師，有一個創作、成長的大環境。也正是因為社會的大舞臺、因為中國在特定歷史時期發展的大背景，才造就了我們這一批行業人。”施衛良如是說。

　　清華園的記憶

　　施衛良坦言，從事規劃行業後，能真正用到的大學裏的專業知識也就是一兩門課。“但是這種學習奠定的廣博的學識基礎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卻是讓我受益終身的。”

　　對施衛良來說，清華歲月裏印象最深的，不僅是嚴謹的治學作風，還有學校裏一些老先生的言傳身教、他們的責任心和憂國憂民的意識。“印象最深的，是清華教建築史的陳誌華老師。他每次上課之前都會講一段社會形勢，包括他看到的社會問題、他的思考。那時候就不明白：這和我們的專業課有什麽關系？實際上，這是先生在用一種責任感和價值觀潛移默化地引導我們。”他說，正是清華這種“厚德載物”的傳統，培養了他作為一名規劃師所應具備的社會責任感和職業素質。

　　由於工作的關系，施衛良和吳良鏞教授一直接觸比較多。在他的印象裏，吳先生對待規劃工作始終是堅韌不拔、孜孜不倦。“80 多歲的老人了，仍是在持之以恒地關註著規劃事業的發展、關註著北京的規劃建設。他覺得有問題的，就會堅持給市政府、給領導寫信反映。他這種執著的精神，確實是我們後來的學生、我們從事規劃工作的人值得學習的。”

　　畢業20 載，清華園的變化不禁讓這位規劃師感慨：“與20 年前比變化很大！”在他那一代的清華人那裏，仍是習慣將清華以“紅區”和“白區”來界分：“白區”是現在以主樓為中心的東片區域；“紅區”則是西片包括圖書館、大禮堂、西操場在內的“老清華”。而今，昔日主樓前的一片菜地已變身為一座座氣勢宏偉的大廈，原來“紅區”內的好多宿舍也都已搬到了東邊。“但我還是更懷念‘紅區’”，施衛良說。

　　因為工作的關系，施衛良現在還是會經常回到建築學院，見到熟悉的老教授們。而當年的同班同學，如今好多也已成為建築領域內傑出的人才，成為施衛良事業上的同行。“他們在工作當中給了我很多幫助！”施衛良說時，臉上露出溫暖的笑容。在即將到來的畢業20周年慶典裏，他們會再度聚首於他們記憶中的清華園，來一場——“群英會”。

（來源：《清華人》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