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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文林

文章來源： 中華讀書報　日期： 2008年8月6日

值錢鍾書先生逝世10周年之際，本報特為讀者揭開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著作——《石語》——出版前後不為人知的故事。

　　《石語》是錢鍾書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著作，1996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首次出版。

　　該書出版後，即在學術文化界引起了很大反響，掀起了又一輪“錢學”熱。報刊上有數十篇文章熱評這本書：有講該書的學術文化意義的，有講該書內容掌故的，也有對本書的校註乃至標點提出商榷補充或補正的；但也有對此書出版原委妄加猜測的，等等。今年是社科出版社建社30周年，又是錢鍾書先生逝世10周年，現根據我當時的工作日誌，將《石語》的出版前後情況作一記述，以紀念這位受人尊敬的一代學人，同時也為出版社留下一點出版史料。

　　1995年7月18日下午，我去白沙溝錢鍾書家和楊絳先生談《錢鍾書集》出版事，當時錢先生已病重住院，不在家裏。談完之後，楊先生走到書桌跟前拉開抽屜，取出一沓手稿對我說：這是鍾書60年前寫的原稿，不久前才發現，你們（出版社）有沒有興趣去影印一下？我想有人會對內容及鍾書的字感興趣的。她又說：“鍾書過去寫的東西，現在就只剩這份東西了。”錢鍾書先生病重住院後，我一直想去看看他，但又怕幹擾和給他帶來感染而不敢去，就一直想為他做點什麽，因此楊絳先生一說完，我就立即答應說“可以的”，就取過手稿坐下翻閱起來。

　　這是用手工裝訂的一沓用毛筆字寫的原稿，外邊新包的白紙封面上，錢先生用蒼勁的毛筆字寫了“石語”兩字，旁邊錢先生又寫了一行說明文字：“絳檢得余舊稿紙已破碎病中為之粘襯圓女又釘成此小冊子槐聚記一九九四年四月四日”。原稿用文言（繁體字）記述，有斷句無標點。好在文字不長，我很快看了一遍。中間有看不清或看不懂的地方，就請教楊先生；但有些地方她也認不清。看後，我考慮了一下，對楊絳先生說：楊先生，這份東西內容十分生動有趣，有可讀性，資料也彌足珍貴，如果不標點不排印就這麽影印出來，恐怕會影響讀者閱讀，大概許多人會看不懂，這有點可惜了，是否影印之後再附一個標點排印本，這會擴大讀者面，給讀者帶來方便。對我這個建議，楊先生很贊成，但她擔心這很容易出錯，因為“鍾書這份東西是60年前寫的，有些字現在連他自己都不認識了”。我想了一下，就不自量力地對楊先生說：是否這樣，這事情我來做一下，有弄不清的地方，就隨時來請教您。楊先生很高興，同意我試試看。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我取了原稿回家。不久我又去錢家和楊先生商談此事，我談了標點此書的幾點想法，她都同意；她又向我推薦了周振甫先生，說周過去編過錢鍾書多部書稿，比較熟悉錢的字體，叫我有弄不清的地方可去請教他，請他“把把關”。我立即同意。

　　我很快和周振甫先生聯系上了，並去他府上將楊先生的意思傳達了。他一口應允下來。我們說好，由我校點出一個初稿，再由他在上邊訂正。以後，我除主持社裏日常工作外，就經常泡在資料室裏一邊查閱有關文獻資料，一邊進行校點。一開始校點，我就知道這一工作的困難了，因為雖然這篇東西不長，但它涉及許多人和事，包含許多文獻知識和掌故，而且手稿中還有不少錯字、誤字和異體字等；還有一些認不清的字，就連作者本人也認不得了，等等，我是大大低估它的難度了。好在有楊、周先生的幫助，我很快完成校點初稿，並送給了周先生，請他審閱訂正。周先生肯定了初稿，對一些疑難問題，他也去資料室查閱有關資料作了訂正，隨後將稿子退給了我。中間，我和楊絳、周振甫先生還就校點中的問題有過多次互動。最後，我將初稿送去印廠排印。

　　正在此時，楊先生打電話給我，說她原先也不知道，原來過去錢先生已先把《石語》原稿交給欒貴明先生抄寫和點校，還給錢先生看過。楊先生叫我取回去看看。我對照兩個稿子看了一遍，發現欒稿比我們的稿子問題還多；而且欒稿是橫寫（我們是按原稿豎寫），原稿按語放正文括號內（我們在原按語處抄寫），也不符合我們原已商定的本書按原樣排版體例等。我將欒稿送給周先生，並談了我的看法，請他再看看。周先生看了，看法和我一樣，他說：還是按我們的稿子排印吧，不過可以吸收“他對我錯”的地方，改正我們某些不準確和錯誤的地方。於是，我將這一意見告訴了楊先生，楊先生同意仍按我們的稿子排印。

　　在校點中，有一處地方是講當時北平出版的一期《大中華》雜誌內一篇文章名的，我實在看不清當時錢先生寫的什麽字，周先生也看不出，楊先生也看不出，欒稿也弄不清；後來楊先生又拿到醫院裏問錢先生，錢先生自己也認不清當時寫的什麽字了。這只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到圖書館將當年那期刊物找出來，一看就知道是什麽文章名了。可是我托人打聽了一下，說是北京各圖書館中只有兩家還保留有當年出版的這一刊物：一是北師大圖書館，一是中央編譯局圖書館。當時我去給楊先生送清樣時，就向她說明了這一情況，說我抽時間去圖書館查後再將此處改正。而我當時特別忙，一時竟抽不出時間去這兩個圖書館查一下。一次去張中行先生家談事，張先生問我最近忙什麽事，我說了校點《石語》事。張先生一聽十分感興趣，囑咐我回去有空帶稿子給他一看。我說現在我書包內就有稿子，立即取出給他看。張先生饒有興趣地仔細看了一遍，對我校點中有幾處又提出了訂正。我特別指出上述刊物文章名字處，對他說“此處還需去圖書館查核一下方能解決”。張先生琢磨了半天，提出此處應是“家居”二字，還講了原委。我一聽有道理，就記下。回去和周振甫先生聯系講了張先生的意見，周先生也覺得有道理，給我來函說可照此改正。可我還是有點不放心，總想去一趟圖書館；然而這時我有一急事必須要到外地出差一趟，發行部同誌提出《石語》一定要趕在即將開幕的全國圖書訂貨會之前出樣書，我也只好同意先出一版再說了。

　　在出版前，我代出版社為此書出版寫了一個“出版說明”：

　　本書為錢鍾書先生六十余年前與陳衍一次談話的記述。陳衍（1856—1937），號石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末民初著名詩人和學者，有《石遺室詩話》、《宋詩精華錄》等多種著述行世。這篇談話評論了當時一些學者文人的道德文章和言行逸事，涉及嚴復、章太炎、梁啟超、林琴南等二十余人，其間不乏談話者對詩文寫作、學問人生的真知灼見。全篇為文言記述，詞章優美，生動風趣，不失為一篇研究近現代學術史、文學史以及錢鍾書學術思想不可多得的資料。

　　本書為首次出版，除影印了作者手跡外，還附點校過的排印稿。手跡中所用的某些異體字，排印中有所變動；個別誤寫字也作了改動。

　　在本書點校、編輯過程中，曾得到楊絳、周振甫、張中行、欒貴明諸位先生的熱誠幫助，在此一並致謝！

　　1995年11月中旬，我將這篇“出版說明”連同最後清樣稿送給楊絳先生審閱。11月26日楊絳先生回復：“文林同誌：校樣已細讀過，好得很！但賤名當除去，其他沒有意見。楊絳11月26日。”

　　楊先生這裏說的“賤名當除去”，是指“出版說明”中提到的她的名字。我聯系後得知，原來楊先生謙虛，她說她不能在“出版說明”中和張、周兩位先生並列受謝，囑咐我一定要刪去她的名字。我說這反映了實際情況，楊先生確實在《石語》校點出版中起了關鍵作用，無人能代替。我說服她還是署名了。

　　對於頭一版印數多少，我是估計不足了，心想《石語》為文言文，談的又是文人的事，也只是學界少數人會感興趣，因此提出頭版印3000冊就可以了。我出差後發行部征求了書店的意見，就自作主張改印1.1萬冊。誰知在訂貨會上，一聽《石語》是錢鍾書從未出版過的著作，書店就紛紛訂貨，訂數很快超出1萬冊了。

　　《石語》出版後，如上述引起了很大反響，也有文章對校點提出補充和訂正意見的；同時我也收到學界一些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以及一些讀者來信，也對校點提出了看法和意見，這些我都一一擇善而從。加之我自己和楊、周先生也發現了幾處訛誤，我都作了改正。特別是那期刊物文章名處，我本來就不放心，有一天收到錢鍾書研究者陸文虎來信，他說這處“肯定是錯了”，應該是“食字居”（他沒說他已去圖書館查過）。為了很快出《石語》第二版，事不宜遲，我馬上聯系到中央編譯局圖書館，查找這期刊物。結果費了很大勁，才在書庫一堆塵封已久的什物中翻找出來，一看果然是“食字居”，於是立即復印下來。出了編譯局，我徑直去了白沙溝楊先生家，將復印件給她看了。楊先生一看笑了，說“陸文虎已去北圖查到了”，原來如此。

　　回來改正後，連同其他訂正的訛誤，又重新排出清樣，送楊先生和周先生看後，《石語》於1996年5月印了第二版。但楊先生仍要刪去“出版說明”中她的名字，我又說服了她半天，最後她“妥協”，最終同意了署名，但要放在周、張兩位先生之後。此事不久為張中行先生所知，他還特地給楊絳先生寫了一信致意和感謝，由我們代轉給楊先生。此是後話。

　　（作者時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