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汪丁丁（經濟學家）

《中國經濟史》講授：錢穆 記錄整理：葉龍 版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後浪出版公司 2013-12 定價：39.80元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中國現代歷史學家。1912年始為鄉村小學教師，後歷中學而大學，先後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意昂体育平台、西南聯合大學任教。1949年遷居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任院長，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為止，期間曾獲得香港大學、耶魯大學名譽博士稱號。1966年移居臺灣臺北市，在“中國文化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任職，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1990年8月在臺北逝世。錢穆著述頗豐，專著多達80種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思想史》等。

　　1954至1955年期間，錢穆先生曾於香港新亞書院先後講授“中國經濟史”及“中國社會經濟史”兩門課程，扼要地講述了由上古春秋戰國至明清時代的經濟情況及財政政策，並道出經濟與政治、文化、社會、軍事、法律、宗教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聯系，評價政策和朝代興亡之關系。同時，又不限於經濟一隅，觸類旁通，貫穿了錢穆先生史學之全體大用。

　　難得一見錢穆先生“中國經濟史”講義（課堂筆記）。由於未見於錢穆全集，起初，我不信錢穆寫了這本書，細讀編輯寄來的樣本，始知錢穆於1954年-1955年期間在新亞書院講授過中國經濟史，而葉龍先生時任錢穆課堂筆錄。

　　查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刊行的《錢賓四先生全集》第1版第31冊“中國歷史研究法”，錢穆先生1969年4月序的結尾處這樣寫著：“此一講演集，先由我一學生葉龍君記錄講詞，再由我整理潤飾。”錢賓四先生全集的編輯工作，是在1990年8月錢穆辭世之後開始的，又因錢穆著作在七十多年時間裏以各種形式發表於各地，錢穆遺孀胡美琦女士領導的編輯團隊在臺灣和大陸各地搜尋善本並校勘殊為不易，故歷時八年始鄭重出版並有“錢賓四先生全集編後語”曰：“……然書肆尋獲流傳海外初編講義，乃以付梓，非先生意也。此外尚有未征先生同意，竄取先生已發表之論文，雜湊成冊以出書者，凡今全集所未收錄，皆是之類也。”讀了這樣的“編後語”，讀者很難不仔細推敲任何未錄入“全集”的講義之可靠性。

　　經濟學思想史早有類似案例，最著名的是亞當·斯密“法學講義手稿”之A與B兩種。

　　斯密於1790年7月17日辭世，他於此前一星期知死期將至，請摯友在他床前焚毀全部未發表手稿，共計16卷，只保存了一篇“天文學手稿”——他認為尚可發表。百年之後，1896年，倫敦經濟學院的斯密研究權威坎南（Edward Cannan）編輯並刊發了一份斯密1763-1764學年法學課程的學生筆記，史稱“斯密法學手稿B”，又稱“斯密法學講義坎南本”，收入商務漢譯古典名著時，標題是“斯密關於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坎南編著，陳福生、陳振驊譯，商務1962年）。

　　不過，在商務刊行斯密此著前四年，1958年，斯密法學講義的另一份學生筆記問世，史稱“斯密法學講義手稿A”，這份手稿記錄的，是斯密1762-1763學年的法學講義，它的發現者和編輯者是John Lothian（1896-1970）——這位教授也是斯密“修辭學手稿”的發現者和編輯者。

　　經專家認證，這兩份手稿被收入格拉斯哥大學1976年“兩百年紀念版”斯密全集第5卷“法學講義”。在這一版本的編者序言裏，兩位編者特別指出，斯密的“道德哲學”課程四部分內容，其一是“自然神學”，講義失傳；其二是倫理學，講義主體應當就是《道德情操論》；第三和第四部分，斯密概稱為“法與政治”，幸虧有這兩份學生筆記，當年的講義不致完全失傳。我在北京大學2006年講授經濟學思想史時主要借助了斯密法學講義1958年被發現的學生筆記（即手稿A），因為這份筆記遠比坎南本的表述更清晰。

　　錢穆先生講授的歷史（包括經濟史），是跨學科的，務求以社會文化史的統一視角整合全部史料。

　　葉龍先生的錢穆中國經濟史課堂筆記，在錢穆先生辭世後，於1991年至1993年，以每篇千字左右的篇幅刊發於林山木社長和沈鑒治總編主持的《信報》之“經濟評論版”。又據葉龍先生“自序”，由於他是浙江人且能聽懂錢穆的無錫國語，故常於錢穆課堂擔任筆錄（書內有葉龍筆錄錢穆“歷史研究方法”演講時的舊照一幅為證）。錢穆晚年，陳水扁執政，遇“素書樓”事件，之後數月即辭世。葉龍先生1988年赴臺北探望錢穆，書內有師生二人當時的合影一幀，彌足珍貴。

　　與我讀過的多種中國經濟史不同，葉龍先生的這部課堂筆記有鮮明的錢穆風格，一以貫之，“緒論”開篇即寫：“向來學歷史之人，比較不重視社會與經濟。西方人講社會學亦不過200年而已……過去中國學者研究歷史之缺點為：一、史學與經學不兼通。二、用西洋歷史模式結論套入中國歷史中。”

　　錢穆先生講授的歷史（包括經濟史），是跨學科的，務求以社會文化史的統一視角整合全部史料。錢穆全集第30冊《國史新論》“再論中國社會演變”開篇是這樣寫的：“近人治學，慕效西方，每好分別以求。如治史，從政治史外又必分出經濟史、社會史等，條分縷析，可至一二十種以上。然合固可求其分，分亦必貴於能合。”這就是錢穆的風格，一以貫之。

　　今日中國社會傳統架構已被毀。而其基礎，則兩三千年來，深埋厚築，急切尤難挖掘凈盡。

　　錢穆認為，夏商周三代的“封建社會”解體之後，有春秋時期的“四民社會”，其後有戰國時期的“遊士社會”，其後有西漢的“郎吏社會”，其後有東漢至晉唐時期的“門第社會”，其後是晚唐亂世--錢穆稱為“黑暗世”，其後有宋代的“白衣社會”，延續至明清末世。貫穿中國兩千多年社會演變的脈絡，錢穆認為，始終是儒士精神，從而中國社會的其余方面——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皆為儒士精神的體現。

　　雖然，“歷兩三千年來為社會領導中心之士階層亦日趨沒落。至於最近，幾失存在。往日之士精神，已渺不復見。而工商企業之資本家，則尚未成熟，未能確然負起領導社會之責任。於是整個社會乃真如一盤散沙，不得不待政府之排布。而政府又高呼民主，民實無主，何能主政？……今日中國社會傳統架構已被毀。而其基礎，則兩三千年來，深埋厚築，急切尤難挖掘凈盡。此下之中國社會，將成何態，非有高見卓識深謀遠慮之士，難窺其仿佛。”

　　錢穆先生此一番感慨，呼喚有誌向有學識的中國人不懈努力，但求索解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每一中國人對中國社會基本問題的直觀感受，就是在現代的生活方式中，何以維系中國的傳統文化。這一感受，學界稱為“傳統與現代”之沖突。學者如林毓生，在幾十年前提出“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以為中國問題的基本求解方向。畢竟，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關鍵性地取決於社會實踐而不取決於社會理論。

　　與經濟學說史不同，經濟史所記錄的，是社會實踐的經濟方面，也稱為“經濟實踐”。類似地，政治史紀錄政治實踐，法律史紀錄法律實踐……而錢穆先生講授的中國經濟史，貴在能合——以貫通的脈絡講解社會演變的經濟、政治、法律等方面，是以，梁天錫先生為葉龍這本書作序指出先師錢穆中國經濟史尤重“製度”。究其理由，梁序開篇寫著：“中國歷代從政者，皆據古鑒今，以立時治。蓋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自古聖賢孜孜不倦，終身治經史者，欲其學有成，致用於當世也。”

　　錢穆先生的中國經濟史，致用於當世也！　　

轉自《新京報》2014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