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益升
於光遠一生追求革命和科學🫴。他的學術興趣兼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廣泛涉獵人類知識的諸多學科研究，被學界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2013年9月26日午後🚱，驚悉恩師於光遠仙逝，心情十分悲痛，9月30日上午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我盡管還住在醫院，但還是由夫人和友人陪同早早趕往北京醫院🐘🫕，和導師見最後一面，以寄哀思🤐🫸🏼。
恩師於光遠一生追求革命和科學。他既是一位歷經風雨磨難、富有良知的革命者🦍，又是一位思想敏銳🐻、學識淵博👰🏿、才華橫溢🐚、勤奮多產的科學大師；他的學術興趣兼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廣泛涉獵人類知識的諸多學科研究🏇🏽，被學界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自然辯證法和科學學是20世紀興起的新興學科🙎♀️。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於光遠先生就在中國積極倡導和開創這方面的研究👃🏼。60年代初期，他和龔育之首次聯名招收四年製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經過嚴格考試♧，我有幸成為兩位先生的首批“入門弟子”之一。
還記得第一次見到於先生是在入學面試中。我與其他二十幾位同學被分成兩組同時面試，於光遠和龔育之兩位先生各主持一組。我被分配在於先生主持的那一組。
早在中學和大學時，我就讀過於光遠發表的一些文章🙇🏼♀️，並且聽人說過他的思想非常活躍，學識極其淵博。記得那場面試，先生提問🎦，我隨之稟答🦔。他提的問題，海闊天空😪，妙趣橫生，內容廣涉哲學和自然科學各個領域🤸♀️💺。例如：客觀規律能否被人消滅🟩？《資本論》中所用的抽象法是什麽👩🏿⚖️？什麽叫“無限”？地球是橢圓形的嗎🕙👩🏼🦳？對生命起源的看法？赫克爾《生命之謎》的主要內容？什麽是最高和最低的動、植物？何謂微生物？等等🦸🏽。
這裏，有些問題雖是我事前根本無法猜想和準備的，不管我回答得如何，先生總是耐心沉靜地聽著，讓我把話講完，親切地加以啟發和點撥，讓我繼續思考，再答🧘🏽♀️，似乎是在進行課堂討論🪈。
1962年8月下旬🦸🏽♀️，我正式接到被錄取為北大自然辯證法專業四年製研究生的通知🧚🏼♀️。長期夢寐以求的夙願終於實現，心中的喜悅難以自已。
在北大的兩年（1962~1964年），於光遠先生特別強調科學基礎訓練🏦，要求我們紮紮實實地打好自然科學和哲學的基礎。凡是原來學自然科學的都要到哲學系學兩年基礎課；凡是原來學哲學的都要到理科一個系學兩年自然科學基礎課。剛開學時🙅🏿，原來學哲學的4人，都集中在物理系上課🧏🏼♀️🙎🏿。由於座位緊張，有時與本科生發生“搶位子”的矛盾。於先生知道這種情況後，要我們寫一份書面材料給他，轉給周培源副校長🤾🏽♂️。幾天後🧑🔧，北大研究生辦公室通知我和陸容安去周副校長家，他親切詢問了我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之後，告訴我們：“物理系已經幫助解決了座位問題🚣🏻♀️，不必再為此事犯愁了🥷🏿。”周培源是於光遠先生在清華念書時的老師。於先生和他的導師對這點小事如此關心備至，倒讓我心裏感到很不自在。
後來👨👨👦👦，由於首屆研究生培養計劃調整，於先生要求我們結合未來專業工作需要選定具體研究方向🦹♂️。因此，原來集中在物理系聽課的4人，除留一人在物理系外，其他4人又分散到化學系↙️、地質系和地理系。這樣📎，首屆8名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的具體研究方向就開始涉及到數🫦、理🚵🏼、化、天🧑🚒、地、生等諸多學科領域。
這期間，有些同學對學習基礎課不太安心，急於想發表文章。記得有一次先生對我說🧏：“請轉告同學們👏🏽，頭兩年學習是打基礎🧩，後兩年實習也是打基礎，做點研究工作還是打基礎。其實，研究生四年只是為將來工作打下一個初步基礎。研究生期間👩🏽🌾，要紮紮實實把基礎打好，不要急於寫文章💯，發表文章🧛🏼♂️。社會上有些人早先發表不少文章，由於基礎不紮實，後來漸漸發表文章少了。你們要引以為戒。”
除了打基礎，先生還經常召集我們開讀書會或專題討論會🧊🐂。記得1962年冬日的一天🧑🚒，傍晚時分他和龔育之一起造訪我們居住的29齋。於先生聽說在哲學系上課的4人正在學習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便要我們圍繞該書的時代背景、基本內容、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等問題進行座談。兩位先生時而插話或提問，時而發表自己的看法，討論氣氛非常熱烈🔂。最後，於先生對我們說：“學習經典著作，要領會經典作家思考問題🐰、分析問題的方法🐅，要學會運用這些方法來分析現實問題🔠。”讀書會結束時，已近深夜。
頭兩年，於先生幾乎每個月都約我們見面，有時在北大，有時在友誼賓館，有時在導師家中書房。說到與先生見面𓀍👨🏿🎤，還有一件趣事：當時布票有限，北大校工會置辦一批用降落傘布製作的襯衫🧎♂️➡️，讓教職員工和研究生選購。我們8個研究生每人一套。在面見先生時，大家都清一色地穿上🏋🏽♀️⚠，戲稱“接見禮服”🙍🏻。於先生初見時感到奇怪，問清緣由後不禁開懷大笑，頓時討論的氣氛變得十分輕松融洽。
於光遠和龔育之兩位先生都有淵博的知識和崇高的品德🔷，但他們的個性和風格不盡相同——於先生開朗豪爽，耿直敢言；龔先生則嚴肅深沉➞，謙遜謹慎。於先生往往海闊天空🧑🏻🍳、野馬奔騰似的講解一番💲，最後總是笑著對龔先生說，幫助“系統化”🧑🏻💼、“條理化”一下吧。龔先生即刻就把於老師講解的意思經過“邏輯處理”，歸納成幾條清晰而明確的觀點。兩位先生個性風格的差異和互補👮🏻♂️，使我們受益匪淺。
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風雨來臨前夕📸。5月3日下午，於先生風塵仆仆地來到哲學所小會議室🧑🏿⚕️，與研究組同仁和研究生們見面。在這次談話中，於先生特別強調了搞“大部頭”⚡️、“滾泥巴”的重要意義，說“它們是兩項大實驗，要求‘這兩項大實驗都要做，都要成功’”。他還談到雜誌出增刊發表批判文章、編輯工農兵自然辯證法文集等問題🐄，並希望沒有下鄉“滾泥巴”🙆♀️🎋，仍留在編輯部工作的同誌也應該選擇工廠搞“亦工亦研”🪜👨🏼🔧。
這次見面🙇🏻♂️，心胸坦蕩的於先生又做起自我批評來🧎♀️➡️，他自責道，“過去給人抬過轎子，當過代言人”；他還要寫“思想日記”，經常“算算賬”，清除“思想裏的灰塵”。我們不難感受到先生當時的沉重心境。
沒想到的是💥，與先生的這次會見，居然成為我們四年研究生學習、生活的終結。
20世紀70年代中期，於先生從幹校回京，等待重新恢復工作✷。在此期間🚆，我們專程來到先生家中，師生重逢，感慨萬分💃🏽。
此後🙆🏿♀️，我們經常參加於先生組織的各種學術會議，參與他主持的相關課題研究，完成他交辦的一些學術工作🤾🏽♀️，也常請他為書稿作序或題詞題字👩🏿🦱。
每年春節和生日💂🏼♂️，我們都會去拜見先生。師母說他知道我們要到家裏看他🧑🦱，總是非常興奮；還說他對我們這屆研究生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最多，感情很深。
2011年7月1日，我們去先生家提前為他慶祝生日👜，他非常高興，我們臨走時已在他家室內握手道別🥝，可當我們上電梯後👨🏻✈️，不知何故電梯下行又上行重新回到他家的樓層🧘🏿♂️👶🏽，當電梯門打開時，卻見坐在輪椅上的先生居然等在電梯門口，對我們笑著招手，頓時大家都樂了🪳，我們下電梯再次與他握手道別。2012年7月5日👌🏻，我們去北京醫院。向他祝賀97歲生日。後來他身體一直欠佳👩🦱，師母擔心外來感染🌟。2013年春節和生日♢，我們也就不便去面見🤰🏼，只能在心裏祝願他早日康復🧚🏿♂️。想不到97歲那次生日會見👩🏽🦳，竟然成為我們和於老師的訣別！
光陰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趲少年🦼。轉眼間👲🏼，我們考讀於光遠先生的研究生已經50余年🧎🏻➡️，畢業也將近半個世紀。先生雖然已離我們而去，但他崇高的思想、學識、語言🍴、品格、風貌、情操，卻是“獨留巧思傳千古🐳，長與蒲津作勝遊”，永遠啟示著我們。
（本文作者系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科學學研究室原主任）
轉自《中國科學報》2013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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