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郭世佑（中國政法大學學位委員會副主席、教授）

《鮑明鈐文集》🧜🏼‍♀️，作者：鮑明鈐，譯者🌻：鮑麗玲 毛樹章，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6月版

當代法學、政治學等諸多領域的著述都遠不及民國學人的水準，這就完全印證了歌德的一個斷定：“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沒有不是被人思考過的，我們必須做的只是試圖重新加以思考而已📬。”

甫經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熱潮，有關歷史文獻與雅俗共賞的著述就在去年出版數百種，國際研討會也開了不少🕵🏻‍♂️👨🏻‍🦯，無論是專業歷史學家，還是網絡作者或公共歷史作者，人們對這場革命的成敗得失見仁見智，爭論不休，卻未見有人參考過民國時期出色的憲法學家兼政治學家鮑明鈐早在1922年就名震異邦的英文著作《中國民治論》（Modern Democracy In China），也很少有人關註由作者後裔嘔心瀝血迻譯的《鮑明鈐文集》💁‍♂️，這未免愧對前賢，妨礙歷史研究與憲政探求之精進。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讀者發現👩🏼‍🦳，當代法學、政治學等諸多領域的著述都遠不及民國學人的水準，這就完全印證了歌德的一個斷定🎼👨🏿‍🎓：“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沒有不是被人思考過的👷🏽，我們必須做的只是試圖重新加以思考而已👨‍🚀。”即便是浙江大學創刊於抗戰時期的非專業性刊物《思想與時代》🟰♜，其中的分量與學術品位也不是如今多數學術論文所能望其項背的🐂。個中差異，值得深思。學術職業不比經商，無法一夜成富，與時俱進還得循序漸進🤵🏽‍♀️，否則就免談了⛰。

　　鮑明鈐，1894年出生於基督教的牧師之家♧，12歲時父親病故，全賴母親縫紉維生。貧寒的家境從來都是有誌者自強不息的助跑器，災難深重的民族危機則驅使他立誌向學👟，報效家國。1914年，他在清華學堂考取公費留美生🌍，放洋8年，相繼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學士與宗教學學士學位，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還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學位🕵🏽，霍大的校長F.J.古德諾與W.F.威洛比教授、W.W.威洛比教授既是中華民國的憲法顧問🧑🏼‍✈️，也是他的師長。《中國民治論》在美出版之年🚽，也是作者受召回國之年👶🖍。他相繼任教南開👩🏻‍🦱、北師大🏌🏽‍♂️、北大、朝陽👐、輔仁等校🪠，擔任政治學教授或英語系主任，1946年6月到過延安，考察陜甘寧邊區的“三三製”。及至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後，政治學被取消，遑論憲法課程，英語被俄語取代👩🏿‍🦲，他無書可教，近乎閑置，1956年突然被捕，1961年瘐死獄中。

　　鮑明鈐的命運濃縮著那一代留美學人的苦難，成名過早的學術聲譽與淡視黨派的旨趣輒使他雪上加霜。他的第一本著作還不是《中國民治論》，而是《中國的對外關系：歷史與概述》（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hina： A histiory and a Survey），該書的扉頁就毫不掩飾地寫著🤱🏿：“獻給我的中國受苦受難的人民”，期待祖國以務實的外交政策，維護國家獨立與領土主權完整👩🏽，呼籲國際社會尊重中國的正當權益。惟其如此，《中國民治論》一書就接踵而來。作者敏銳地指出：“這個民族正面臨著，或即將面臨在本國歷史上，或者說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上無可比擬的一場危機。……眼看著理應有一個良好🧚🏿‍♂️、穩定和有效的政府，勤儉、耐勞、善於容忍和熱愛和平、無助和無辜的中國人們默默無聲地忍受著說不盡的種種苦難👋🏼，良心的呼喚要求有識之士承擔起研究這個問題，並指出出路何在。”

　　以漢譯文本編入《鮑明鈐文集》的，除了上述二書𓀅，還有《門戶開放主義與中國的關系》、《中國與世界和平》，再加原有的漢文篇章《中國現代政治》🧑🏼‍🦳、《外人在華沿岸及內河航行權問題》💁🏽、《在華外僑之地位》，凡90萬言🤦🏼，實乃鮑家歷經浩劫之後所能找到的作者生前著述之精華，編譯者乃年逾八旬的鮑氏之女麗玲女士與女婿毛樹章先生🤹🏼‍♀️，一對耄耋夫婦是師出協和與同濟的醫科專家🫔，豐富的英譯資歷與坎坷的社會閱歷🧑‍🔬，加上虛心求教的譯述態度與老朝陽畢業生的傾力支持🫲，在在都是譯準原作的堅強後盾。法學名師熊先覺先生與東歐問題大家許葵先生都是老朝陽的弟子，他倆為乃師文集合撰的序言雖然篇幅不長🤦‍♀️🙋🏽，卻不僅是一篇高質量的導讀美文🉐，也是梳理先師學術理路之佳作。二公自有理由堅信☯️😽：“肉身會消失👨🏻‍🦲🍤，名聲可以湮沒🚠，但思想的光輝卻無法永遠遮蔽。”

　　粗閱文集🤞🏼，最讓我難以擱置的還是針對民初政治危機的《中國民治主義》（即《中國民治論》）。鮑明鈐在原序中就如實地表明：“作者沒有參加中國的任何黨派，僅僅是為了追求真理，不站在任何集體或派別一邊”，“懇請善良的讀者們原諒作者提出的主張和建議中所表現的坦誠、直率和無所畏懼”👨‍🦳。為了使本書切實可靠和具有實用價值，鮑氏不僅從美國國會圖書館查閱了大量的歐美憲政資料👨🏼‍🍳💻，還走訪不少研究中國問題與憲政問題的權威人士，“努力把本書的立論不是建立在很多的政治理論上，或是憲政政府新的經驗上，而是建立在人類經驗的牢固基石上💋，特別是領先國家在其歷史發展中所顯示的政治和立憲經驗上，以及在中國近年的歷史中所反映出來的經驗上。”

　　至今為止，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在彰顯辛亥革命開啟民國新紀元之首功時👨🏻‍⚕️🥼，無一不是以《臨時約法》的文本為標準🧘🏻，臧否人事🎐。鮑明鈐則從近代歐美憲政理論與中外憲政實踐兩個維度，厘清製度設計與民國政局動蕩之間的因果關聯，發他人所未發🤟🏽。雖然孫中山也註意到，理當”先縣自治之成立🗻，而後國家機關之成立，《臨時約法》🙉，適得其反，其謬已不可救矣”，但在鮑明鈐看來，《臨時約法》的缺陷還遠非如此。

　　作者不僅批評北洋軍閥的專製獨裁與地方勢力的好戰，也批評掌控議會的國民黨人的黨同伐異。作者確信國家的民主憲政定將成功🙎🏿‍♂️，但也強調⛑️：“人民要有關心公共事務的氣質或精神”🏋🏼‍♀️；“應由一些不成文的憲法道德規範主宰那些從事政治博弈人士的意識”，尤其是國務活動家和政治家的意識🧶；期待召開國民會議，製訂永久憲法💬。為此，鮑氏還認真設計出一部超出黨派色彩的永久性憲法草案。他的直言不諱卻觸怒了當權者，不僅禁銷他的著作🧿🤷🏿‍♀️，還派人追捕🤾‍♂️，逼他逃亡菲律賓🎁。

　　有位西哲曾經不無挑戰性地發問：“在歷史中，你是否曾獲得任何我們現代情形的啟示🦹🏿‍♀️，或我們判斷及政策的指引🧓🏼，或任何能防止變遷與興起的護衛的力量？你又是否曾從過去事件的連續中，發現出一種律則😺，使你能預測出人類的前途，或國家的命運？”當你讀過已被塵封數十年的鮑氏著作之後👋🏼🧬，或許就不難回答這樣的詰問🅰️。

轉自《深圳特區報》2012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