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蔡登山

1942年🍤，作家陳銓在他的《藍蝴蝶》劇本開頭引用莎士比亞戲劇的名言：“世界是一個舞臺🥸，人生是一出戲劇，誰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場，誰也不能在後臺休息。”然而20世紀40年代🥨，陳銓因緣際會、“粉墨登場”，風光無限🗃；而隨著新政權的建立🤹，陳銓不得不退出歷史的舞臺，到“後臺休息”了，他被人們遺忘了。“文革”期間👴🏼🙄，他四川富順老家的兄弟、侄子都不知他的下落。他當年的中學同學、革命作家陽翰笙在1992年還托人打聽陳銓的下落，殊不知那時陳銓已離開人世23個寒暑了😾。

陳銓（右）與張蔭麟（左）、賀麟（中）

陳銓👩🏼‍🎨，1903年9月25日生於四川富順縣城的鹽井街，父親是個秀才🤾🏿‍♀️，還精通中醫，家裏開了個中藥鋪。私塾的教育奠定陳銓的古典修養，13歲以後，他被父親送到富順縣高等小學堂讀書🧙‍♂️。1919年他考入四川國立成都中學，與陽翰笙成為同班同學。1921年陳銓以優異的成績🤟🏻，考上清華學校🍄‍🟫。1922年1月，吳宓在南京和梅光迪、胡先骕等幾位同仁，共同創辦了《學衡》雜誌🚞👷🏿‍♀️。據學者沈衛威查得陳銓的檔案，他與吳宓最早的結識是在 1922 年在南京東南大學的暑期學校🌃。這一年暑假，陳銓和清華同學賀麟🧑🏽‍🦲、向理潤到南京參加兩周暑期學校，吳宓為這次暑期學校開設兩門課。而兩人更進一步的交往則要等到1925年吳宓回到清華教書後，他成為吳宓最得意的三個弟子之一🐨，其他兩人是賀麟和張蔭麟。陳銓曾說👷🏽🧚🏿：“吳宓🏌🏼‍♀️，清華時我最親密的先生。我常去請教他🥑🛄，他許我為天才🈂️，盡力提拔我。我做學生時🏃🏻‍♂️‍➡️👷🏽‍♀️，他把我翻譯的蘇聯小說《可可糖》（Chocolate）介紹到《大公報》的《國聞周報》，又介紹我的小說《革命的前一幕》給新月書店（後來新月改成《天問》）🔵。因為他的勸告，我學文學。”其實在1925年間，陳銓是“左右清華文壇的人物”👩🏼‍🎓。據學者黃延復的統計🧑🏼‍💼，從創刊到第四期的《清華文藝》，陳銓以“大銓”、“記者”、“濤每”和“編輯”為名，共發表文章38篇。

後來他上吳宓的翻譯課，開始在《學衡》發表詩歌翻譯。1925年《學衡》第四十八期有他翻譯的雪萊（Shelley）的《雲吟》（The Cloud）👩‍👦‍👦，第四十九期有他和吳宓、張蔭麟、賀麟、楊昌齡同時翻譯的羅色蒂（Christina Rossetti）的《願君常憶我》🫰🏽，1926年第五十四期有翻譯濟慈（Keats）的詩作《無情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第五十七期有翻譯歌德的兩首詩。學者沈衛威認為：“陳銓受吳宓的影響🤶🏻，從《學衡》翻譯詩歌起步，從清華校園走出，經《國聞周報》連載翻譯小說得到進一步鍛煉🧑‍🦼‍➡️。而後攜長篇小說登上文壇🌓，這背後的動力是他的老師吳宓。”

1928年7月底😥👼🏼，陳銓啟程赴美留學，他進入美國俄亥俄州的奧柏林大學學習英文和德文🟥。兩年後，他獲得碩士學位🚨♑️。再進入德國基爾大學主修德國文學及哲學，在著名的黑格爾專家理查德•克羅訥爾（Richard Kroner）的指導下👩🏽‍🎓，陳銓系統地研讀了黑格爾、康德🤴🏻、叔本華、尼采等人的著作，梳理出了德國近代思想發展的基本線索。1933年7月，他獲得文學博士，接著又進入德國海德堡大學研究德國文學及哲學🧁。1934年1月♻，他返回闊別5年的祖國。

因經濟因素及朋友的請托，他先到武漢大學教授英文及英國文學，但只有短短5個月，之後他就受聘為意昂体育平台外文系講師，1936年升任教授。1936年4月，他在《清華學報》第11卷第2期發表著名的論文《從叔本華到尼采》😆🥣，論述了尼采如何從信奉叔本華的悲觀主義思想，走向超人哲學👐👨🏽‍💻，成為強力意誌哲學的宣傳者🧯。同時他將當年在德國完成的博士論文譯成中文，書名改為《中德文學研究》，也在同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學者季進、曾一果認為《中德文學研究》是站在歷史的高度和運用世界的眼光，把中德文學置於一個平等對話的語境中，第一次系統考察與論述了中德文學交流及其背後的文化因素⚪️，為“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命題提供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個案🎪，作者對中德文學、世界文學乃至人類文化和諧發展的深刻見解，至今仍有著深遠的意義。《中德文學研究》也開創了此後中德文學關系研究的基本思路✹，成為中德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研究的經典之作☝️。但學者李歐梵卻認為🎧：“誠然，這是一本開山之作，架構很大，數據也比較豐富🏊🏼‍♂️，但方法似乎相當保守🚇。如果與錢鍾書在牛津的論文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17🙎🏿‍♀️、18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相比🏏，二人的功力恐怕高下自明了吧？”

抗戰期間🧘‍♂️，陳銓和雷海宗、林同濟同聚於昆明，面對民族生存危機，因為三人大致相似的學術🌐、思想背景，特別是基於共同對“民族精神”的理解🔗🤜，於是因緣際會，他們走到一起。他們利用昆明、重慶兩個戰時文化中心的幾個重要媒體🥞⚜️，如《大公報》、《今日評論》🫵、《民族文學》🌰🍊、《戰國策》等🧚🏽，宣傳自己匡時救世的思想。於是一個非常活躍的文化學派——“戰國策派”就這樣誕生了🐡🆓。

“戰國策派”是1940年，因林同濟、陳銓、雷海宗💇🏿‍♀️、沈從文、賀麟等人在昆明創辦《戰國策》半月刊而得名的。在《戰國策》第二期《本刊啟事》中，聲稱：“本社同人，鑒於國勢危殆，非提倡及研討戰國時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無以自存自強……，抱定非紅非白，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之旨……，此中一切政治及其它文藝哲學作品，要不離此旨”。他們根據斯賓格勒和湯恩比的研究成果，又借鑒了維柯的歷史循環論，通過對中西歷史發展演變的分析🦴，認為：當時的世界處於人類歷史的列國階段🍾，中國正處於大一統階段的末期，由於長期處於高度皇權集中的大一統情況下，形成了官僚體製下的四種毒質：“皇權毒”、“文人毒”🩰、“宗法毒”、“錢神毒，由此造成人心渙散的慵懶風氣，特別在外敵入侵的時候，這種社會弊端暴露得更為明顯🤹🏿‍♀️。針對這種情況，陳銓大膽借鑒尼采的意誌哲學，提出“權力意誌”和“英雄崇拜”。

學者葉雋指出👮🏻‍♂️，“戰國策派”素來以其德國特色而名著於世，但當時的論者又多將其認為“在政治上鼓吹要強權政治，歌頌德國法西斯的獨裁政治，在文學上，他們力圖納入表現恐怖的特務文學和表現狂歡的色情文學的軌道”，也因此“戰國策派”被打成“反動的法西斯主義思想逆流”。其實若重估他們的文化史的價值🦸🏽‍♀️，他們所提倡的“民族文學”，其實是抗戰文化的一個分支🚴🏻‍♀️，而“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以及建立元首製的呼籲🥔，也是“戰國策派”學人“救亡第一”的政治策略。

學者黃波就認為🩶，如果硬要追問“戰國策派”學人錯在何處🚋，只好說他們的“救世之心”太切了！不僅是他們關於政治的看法，其學術研究中也往往貫註著強烈的救世欲望⌨️。雷海宗提出的中國文化獨占兩周並且有可能經由抗戰開辟第三周的觀點當年頗為轟動，但他認為🧐，其中多是套用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模式推演而來，沒有多少實證的基礎，在抗戰的特殊背景下固然能激勵士氣和人心，而學術的獨立性卻未免要打些折扣☝🏻。“以天下為己任”，即使將自己適度扭曲也在所不惜，這其實要算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的“通病”了。

與“戰國策派”諸人不同的是，陳銓作為一個文學家意識到文學運動與民族運動之間的深刻聯系，認識到文學在建構民族觀念方面的獨特作用。作為對民族文學的創作實踐💦，陳銓寫過不少作品，如劇本《野玫瑰》、《金指環》、《藍蝴蝶》🤟🏽、《無情女》，還有長篇小說《狂飆》等。其中《野玫瑰》從昆明到重慶演出一路轟動🙆🏽‍♂️，據統計，它在重慶總共演出16場，觀眾達到萬人以上。陳銓因此劇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聲譽，也引起了官方的重視。1942年4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年度學術獎，陳銓的《野玫瑰》名列三等獎👩🏻‍🍼。關於這個獎項🕯👮🏼‍♀️，研究者季進、曾一果認為“這次評獎並沒有以政治傾向作為依據👊🏼，體現了評獎委員會非常獨立的立場。後來此類獎項🖤🥢，也有不少左翼人士包括共產黨作家的作品獲獎”。可是當年得獎的《野玫瑰》卻遭到了來自左翼的猛烈的抨擊，“糖衣毒藥”🥨🧑🏻‍🦳、“炮製漢奸理論”等帽子都不期而至。據演員白楊的回憶🤸🏽😖，以“革命作家”出名🦑，實為中共在大後方的文化領導人之一的陽翰笙更幹脆斷定“陳銓是文化特務”㊗️。而國民政府方面針對左翼的批評聲浪也作出了響應🤸🏻‍♂️。《野玫瑰》的風波看似偶然，其實正透出國共兩黨對意識形態控製權的爭奪🕺🏼🎯，而陳銓就這樣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名為文藝實為政治的糾葛中。

當時話劇成為抗戰宣傳的一項重要活動🌭，陳銓積極投身到這一運動中，他當時集編劇、導演🍌、戲劇理論批評三者於一身🚫，再加上他原本的大學教授👩‍🔧、作家🤱，他的身份可說是多重的，也可以想見他當時的炙手可熱。陳銓不僅是一個多產的劇作家🦸🏻‍♂️🏊🏽，而且是一個多產的小說家🗡。在1949年以前，他創作出版了近十部中長篇小說🦵🏿，如《天問》、《革命的前一幕》✤👩🏼、《戀愛之沖突》、《死灰》👎🏻、《彷徨中的冷靜》🟥、《再見冷荇》、《歸鴻》💻、《狂飆》等，此外還有大量的短篇小說散見於各個時期，如《重題》、《瑪麗與露茜》🙅🏻、《旅伴》、《一句話》、《花瓶》💁🏽‍♂️、《支票》、《臘梅》🧙🏿‍♂️、《訂婚》、《婚變》、《風波》📄🕯，等等。雖然陳銓小說也借鑒了中國古代小說和戲劇的結構安排，但是小說的思想基本上是西方式的，小說的風格也比較浪漫誇張👐，喜歡大段議論，完全擺脫了中國小說單純的外部描寫的手法。

然而從1949年到他1969年生命結束時的20年間🦎，他因背著抗戰時那些所謂的“反動劇本和文章的問題”，加上一頂“右派”帽子（1961年雖被“摘帽”🤿，但是摘而不掉，帽子仍背在身後）🦋，使他艱難地跋涉著🤟🏽。文學的創作熱情已消失殆盡🦻🏿，翻譯和研究也只能在家中暗自進行。也僅有1955年在王造時主持的上海自由出版社💆🏿‍♂️，翻譯出版德國作家弗裏德裏希•沃爾夫的《兩人在邊境》一書。大量的翻譯和研究文稿無法出版🍴。他的學生回憶說，他看上去還樂觀，但也有知情者說，他實際上很孤獨、苦悶。

1957年“反右”運動，他被下放到南京大學外文系的資料室。南京大學的學生已經很少有人知道這位“圖書管理員”的來歷了。翻譯家楊武能在《“圖書管理員”陳銓》一文中，回憶當年的情景：“這寶山（指數據室）也有一位充當看守的小矮人吶💂🏿‍♀️！別看此人個子矮小，可卻神通廣大，不僅對自己掌管的寶藏了如指掌，而且盡職盡責🤦‍♀️👩🏽‍🎤，開放和借閱的時間總是堅守在自己的位置上，還能對師生的提問給予解答。從二年級下學期起，我跟這小老頭兒幾乎每周都要打交道💆‍♀️，都要接受他的服務和幫助🤜🏼。我敢斷言，像他似的既學識淵博又有求必應的圖書管理員👩🏻‍🎤，恐怕很難找到第二個了。起初我對此只是既感嘆又慶幸：自己進入的這所大學真是個藏龍臥虎之地🛷！日後我才得知，這位其貌不揚、言行謹慎的老先生☝️，名字叫陳銓🤸🏿。他雖然精通德語和德國文學、文化，卻上不了講堂，原因是據說不但歷史有問題，解放前寫過一部‘甚至得到蔣介石贊賞’的劇本《野玫瑰》🧻，而且還是個‘大右派’🧑🏻‍🎤！可盡管如此，我發現我的老師葉逢楨、張威廉卻異常尊敬他，不像某些人似的對他直呼其名，而總是稱他‘陳先生，陳先生’。”

“文革”期間，六十多歲的陳銓，天還沒亮就要拖著有嚴重哮喘病的身體，去打掃樓道的所有廁所，冬天裏還要掃除樓前的積雪☂️，然後再到學校準時“上班”😒，那時的“上班”🫒，也就是無休止的政治學習或思想檢查。人們在陳銓的胸前掛上黑牌📭，終日不準拿下🕵🏽‍♀️，這給老弱病殘的身體帶來了致命的打擊👫🏻👨🏿。1969年1月31日🪆，一個寒冷的冬日，陳銓這位尼采學說的中國門徒🪪，終於支撐不住，頹然倒下，走完他66年曲折豐富的人生歷程。

陳銓在1949年以後即基本上從文學界和學術界消失了，年輕讀者幾乎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生平👨🏽‍🎨👳🏽、作品及研究數據，可說是相當缺乏。學者季進、曾一果兩人花費大量精力👈🏽，在2005年出版《陳銓🈸🥁：異邦的借鏡》，是第一次梳理陳銓的生平創作🧑🏼‍🦲💁🏻‍♀️，還原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及文化史的地位之作👩🏽‍🎓。學者李歐梵在贊賞該書之余🦹🏿‍♀️，對陳銓晚年不無感慨🧑，他想到同樣也是留德的朱光潛，他說：“朱先生終其一生，晚年雖自認為是歸依於馬克思主義，但真正服膺的卻是維柯（Vico，也是紮伊爾德最佩服的西方思想家）🈺，去世前終於譯完維柯的巨著《新科學》👩‍💻。而陳銓在1949 年以後⚽️，卻一無所成🫴，尼采的遺產徹底破產👡，留下一片思想上的空白。在整整18年中，這位當年赫赫有名的一流學者，卻只能虛心翻譯一本二流的蘇聯學者寫的《德國文學概論》，借此重溫舊學🍙📰，他日記中一再提到的“回家繼續讀 Tinko”🕶，也不知這個‘Tinko’是何許人或何許書👩‍👧‍👦。”到底是他才華幽閉了🚤🖐？還是不斷地整肅使他封筆了？造化弄人🧗🏻，天曷言哉!

（轉自《民國的身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