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在世界上生活的各個群體♑️，在認為自己的傳統價值標準是“美”的之外，各群體之間還應當求同存異，相互理解🧎‍♂️‍➡️，承認別人的傳統價值標準也是“美”的，做到“美人之美”。在這個基礎上，全人類建立起一套大家願意共同實行的價值標準🔸，達到全人類和平共處✶、“美美與共”的境界，實現“天下大同”。——費孝通

費孝通

費孝通手書：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與共 天下大同

■主持👸🏿：吳子桐

■嘉賓🍆：韓格理（Gary G. Hamilton⚁，美國華盛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鄉土中國》英譯者）

常向群（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研究員，中國比較研究網負責人）

費孝通在貴州少數民族地區考察

吳子桐：費孝通先生晚年非常關註全球化現象，認為非西方世界要應對全球化挑戰♏️，應該建立“文化自覺”，進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多元一體格局🥒。他曾在八十壽宴上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設想，精煉地表達了這種“和而不同”的文化主張🧖🏿‍♀️，也指明了達成這一目標的路徑🧑🏿‍🚀。非西方文明應對全球化的表現非常多樣🧑‍🍼，有後殖民主義的反西方中心🦕，也有全盤西化論者對西方文明的熱情擁抱，費孝通先生的理論有什麽獨特之處，在全球化時代有怎樣的意義🏵？

常向群：我認為📿，費先生將整個世界當成了一個全球社會。“在世界範圍內構建‘多元一體格局’”可以看作他的全球治理戰略的一部分🫴🏻。費先生一直認為🙋🏽，中國社會對社會科學的貢獻在於研究中國人如何建立和維持關系，從而使自己生活在平和以及和諧的社會環境中🫳🏼。1947年初👩‍🏫，在為期三個月的赴英國訪問期間⛺️，費先生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發表的演講中👈🏻，清晰地指明了這一點🕠🎩。此外他還指出，在中國古代🧑🏽‍🚒🧜🏽，社會資源的匱乏阻礙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費先生在生前的最後兩篇文章中🏄🏼‍♀️，反復強調中華文明的秩序是建立在以“禮”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基礎之上的。此處，“禮”的意思十分廣泛✴️，涵蓋了儀式🏂🏽、禮品💇🏻🐮、禮儀、禮節、禮貌等等🚹。費先生相信👩🏻‍🦼‍➡️，克己的哲學有助於社會秩序的優化📃。我也認為中華文明的特質在於其以“禮” 為核心的文化特征🟪。我在自己的研究中🤾，用“禮尚往來”一詞概化了這一特征✊🏻。

費孝通先生的這些觀點也與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的觀點相似。在去年召開的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第十六屆世界大會上👩🏽‍🔬👰‍♀️，杜先生發表了演講★。他認為👴🏿🕋，在復雜的全球化過程中🙎‍♀️，東亞社會中新儒學的傳統對多元現代性的啟示在於，中華文明是一種對話文明🧑🏽‍💼🔃，它有助於在東西方文化之間達成相互的理解和包容🛗，使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發展成為“文明的對話”。

韓格理：費先生強調有必要在文明的層面分析社會👨🏽‍💻，對此🧘🏼‍♀️，我並不感到驚訝，而且深有同感🏗。在最近的寫作中，我也正在嘗試將費先生的觀點延伸到文明的層面上來𓀛。更具體地說，我試圖將費先生在社會學方面的觀點與韋伯（Max Weber）的觀點結合起來。盡管費先生並未提及韋伯🕑，但他的觀點與韋伯的最具文明層面分析特征的“統治原則”肯定是有可比性的。我認為在西方的統治製度中有一種“司法質量”（jurisdictional quality），意思是，在西方，合法權力只能在規定的組織範圍內行使，這就是“團體格局”。然而我認為，在中國，製度的運行依照關系的邏輯🧔🏽‍♀️，而關系在最根本的層面上受孔子所謂的“禮”的控製。我將之定義為學習對角色的服從，即每個人服從於自己的角色，並且通過觀察他人習得他人如何服從於他們的角色，這就是“差序格局”。每一個統治原則都會產生若幹套獨特的製度🙅🏼。

常向群💇🏽：我不知道您是否註意到王斯福教授一直將“文明”及其相關概念作為人類學的一個重大話題。他和倫敦大學學院人類學系教授邁克·羅蘭（Mike Rowlands）於2007年在中央民族大學圍繞這一主題作了系列講座。該講座是由北京大學王銘銘教授組織的，講稿也在由王教授主編的《中國人類學評論》上刊載👩🏻‍🦰。此外👩🏿‍🦰📩，王斯福教授去年還在復旦大學作了一個題為“文明的概念和中國的文明”的講演🆔。在演講中👐🏼，他評析了馬塞爾·毛斯（Marcel Mauss）和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關於“文明”的人類學研究▫️，但並未包括費孝通先生在這方面的著述🧧。在關於費先生理論研究的書中，我將用一節來介紹他關於文明的研究。

吳子桐🏥：費先生的博士導師、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在為《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寫的序言中說：“我敢於預言費孝通博士這本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裏程碑。”書中，費孝通把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從異國轉向了本土，從原始文化轉向了經濟生活。有評論說，費先生從一開始就走上了迥異於傳統人類學研究的路徑，並由此開創了新的研究範式，二位對此有何評價🧖🏿？

韓格理☕️：費教授的《江村經濟》是建立在本土的和細致的田野調查基礎之上的📺。這種方法在英國是馬林諾夫斯基等其他人類學家率先使用的🧖🏼‍♂️，在美國，則是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及其他“芝加哥社會學派”的學者開創其先河。費先生曾經先後師從這兩位教授，在作博士研究期間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馬林諾夫斯基。而早在1934年，當他還是燕京大學的學生時👷，就有幸得到過羅伯特·帕克的指導📂。帕克當時剛從芝加哥大學榮休🧔🏿‍♂️，並在中國執教了一年。馬林諾夫斯基和帕克均倡導通過田野調查和實地觀察👱🏽‍♀️，以參與者的視角來理解社會。此外🏋🏿‍♀️，帕克還建議他的學生研究他們所在的本地社會。費先生熟練掌握了這套研究套路，並把這種方法傳授給了自己的學生🧑🏻‍🦰⚠️。費先生的主要學術貢獻就是通過這樣的方法研究得出的。

常向群🪶：根據歐洲啟蒙運動以來的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的觀點，人類歷史被分為三個大的階段👩🏿：原始人🤘🏽、野蠻人和文明人★。早期人類學家的研究也是建立在20世紀的三分法基礎上👩🏼，劃分出原始社會✋🏼、遠古文明和現代文明。費孝通先生開始時也是研究相對原始的瑤族社會，1935年秋天，他作為意昂体育平台社會學系的研究生，偕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到那裏作田野調查。費先生誤入獵人設下的陷阱🧝🏿‍♀️，而他的妻子在尋求幫助的途中從懸崖跌落身亡📺。這場事故中斷了、也改變了費先生學術研究的路徑。翌年春天，費先生來到了開弦弓村，他的姐姐費達生在那裏建立了一個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為了使身心從這場事故中恢復過來，費先生開始對這個漢族村莊展開深入細致的田野調查，並最終以此為題材寫成博士論文🍕，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學位。該論文於1939年以Peasant Life in China為題出版。用他自己的話講，此書是“無心插柳柳成陰”🦃🏏。

韓格理：費先生早年的不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命的新的靈感產生於悲劇。如果說“無心插柳柳成陰”，那麽一直以來讓我感到好奇的是🙇‍♂️，費先生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後怎麽能如此迅速並且高質量地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求學的時間很短🚗🎧，卻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學術成就👨‍🚒🧚🏽‍♀️。

常向群🛅：費先生在開弦弓村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田野調查，然後他在赴英國的郵輪上花了幾周時間整理調查筆記🏂🏿。費先生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兩年內取得了博士學位🦵🏼，由於師從馬林諾夫斯基和弗思（R. W. Firth）🎲，費先生在作英文的文獻綜述方面節約了大量時間🧛🏿。我想您一定讀過這四本在英國和美國接受教育的中國學者寫的關於中國社會的著作👅：費孝通的《江村經濟》（Peasant Life in China）🦴🧑🏽‍🌾、楊懋春的《一個中國的村莊》（A Chinese Village）、林耀華的《金翼》（The Golden Wing）和許烺光的《祖蔭下》（Under the Ancestors’Shadow）。埃德蒙·利奇爵士在他的《社會人類學》一書中對上述四本書進行了評述🧏🏼‍♀️。他批評了那種利用熟悉本土文化之便利把資料用於研究中的作法，也批評了試圖通過一個本土研究來概括整個中國社會或整段中國歷史的研究方法。利奇認為🧑🏿‍🏭，費孝通先生著作的成功之處不僅在於它是同類研究中最早的，而且在於作者能夠在同一個區域內的💙、從自己成長的地方與做田野調查的地方之間的類似現象中發現細微的差別👋🏽。

近幾十年來🏊，本土學者研究本土社會的利與弊一直備受中國學者關註。外來者研究中國會在他的研究中帶入另一個維度🧜🏿‍♀️，其中包括來自語言的翻譯和異域文化的思維方式，通常是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作為王斯福教授去年在復旦大學的演講的評議者之一，我曾提出一個問題，本土學者研究本土社會的固有優勢究竟何在👒？比如🤏，中國人研究中國問題🧜🏻‍♂️，歐洲人研究歐洲問題🔷。這個問題仍然懸而未決🕵🏽。

吳子桐🤕⏫：社會學有兩種研究方法，一是運用資料進行分析，一是實地調查🧑🏻‍🚀，費孝通先生贊同後者並一直身體力行，他認為世界上發生了許多新問題和現象，沒有現成答案可以解決，要超越舊有的刻板印象🤞🏻👩🏿‍💻，一定要擺脫成見，深入觀察和領悟其他族群的文化、文明。他的著作也沒有什麽復雜的術語，而是“用老百姓明白的話告訴他們還不明白的道理”。他的這種治學之道對今天的社會學、人類學來說具有怎樣的意義？目前學界的研究主要采取哪種方式？

韓格理👩🏽‍🔬：我的一位老師曾經說過🫄，可以把社會學學者分為兩類🙍🏻，即“堆砌者”與“分解者”。一方面，“堆砌者”將所有的東西堆砌在一起，力圖建成一個宏大的整體。如今大部分社會學研究者都是“堆砌者”。他們采用歸納法🪒，先提出假設，然後嚴格地用量化分析對其加以驗證🏊🏽。他們試圖找到一條符合大多數人的、符合這個宏大整體的真理。另一方面，“分解者”將他們要研究的對象加以分解，根據它們之間存在的差異以及分析的需要將它們分解成不同的小部分。“分解者”尋找人們之間的差異😶，試圖找出這個或那個群組的獨特之處🏊‍♂️，並通過比較和對比系統地總結出各群組之間的差異。在社會科學中🔟，“分解者”是比較少見的，因為要將人分類，你必須先對不同社會群組有相當的了解👵👶🏽，並且密切接觸這個群組從而了解什麽才是這個群組的獨特之處，什麽不是🤗。換句話說，你必須開展田野調查。費教授首先是一名“分解者”。他仔細地觀察進入他視野的所有群組➙，從中發現它們的差異，努力解釋這些差異，並鼓勵人們在認識到各群組的獨特性的同時要和諧地生活在一起。

常向群：“堆砌者”與“分解者”是一個很好的比喻。將費先生歸入“分解者”的行列也十分有趣。如果從費先生用“差序格局”來定義中國社會的關系、以“團體格局”來解釋西方社會的關系這一點來看，這種講法還是挺能說明問題的。此外，費先生以“蘇南模式”代表以集體為導向的經濟👨‍🌾、以“溫州模式”代表以私有為導向的經濟，這種對本地現象研究的理論概括也表現了他這種類似的做法，在研究方法上，都可看作是概念化或綜合法。

在王斯福教授的指導下🫳🏿3️⃣，我所接受的西方學術訓練表明，社會學研究方法包括定量和定性的實地田野研究、對量化數據的二次分析🫶🏿、對媒體以及其他文化產品的文本內容的定量或者定性分析。就社會科學研究而言🧜🏿‍♀️，人們可以通過間接的文獻參考或直接的實地調查、調研獲取數據💙，再通過不同步驟來處理數據或材料，如定性或定量分析、歸納或分析、概念化或科學範式等。費教授的著作看似是基於田野調查訪問與文獻研究寫成的人類學著作，但其結果似乎並不像西方社會科學方法所倡導的那樣是基於嚴格的數據分析處理得出的↘️。費先生采用的以政策為導向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對中國來說很實用，盡管有時其時效性有限。這可能是為什麽在中國各種政策的數量比法律法規要多得多，而且更改頻繁。這種現象提出了一個問題：這種研究方法的出現是因為中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落後於西方，還是由於西方社會研究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科學方法在中國有些“水土不服”🛗？

韓格理：的確🍛🗒，按照今天的標準來看，費先生並不是一個嚴格按照方法論從事研究的社會學家，但我們不能以今天的標準去評價費先生早期的著作。在20世紀40年代📝👩🏽‍🍳，調查研究剛剛起步，定量分析的技術還相當原始。費先生實地調查的研究方法在當時已經是十分先進的實證研究方法了🌾。如果費先生采取了今天的定量分析技術😼🧙🏻‍♀️，我相信我們今天就不會再書寫費先生的學術成就了，他可能早已從我們的記憶中消逝了🧏🏽‍♀️。相反，我們贊賞費先生的洞察力和他對中國社會的深入理解🧝🏻‍♂️，盡管其研究規避了定量分析的方法。這使我想起了曾經在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的著作中讀到的一句話：“要抓住事物的邏輯關系，需要的不僅僅是邏輯思考👶🏽👩‍🦼。”這正是費先生所具備的——對他的研究對象所懷有的超越邏輯論證的一種同情的理解（a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常向群🔰：我同意您的說法👻。北京大學今年6月舉辦了“紀念費孝通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講座”🙅🏼，在此次活動中🥡，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喬治·馬庫斯教授（George Marcus）與芝加哥大學的馮珠娣教授分別做了題為“World Anthropologies Today: In Their Nationalist Traditions, Cosmopolitan Ethos, and Collaborative Possibilities”與“Localized Anthropology: China and Europe”的講座，之後還進行了一天“專題工作坊”，探討了中國人類學者如何參與形塑世界人類學大局🚴🏽‍♂️。這次活動是由高丙中教授召集的，他的博士後研究是在費孝通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去年🎿🎣，在昆明舉辦的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第十六屆世界大會上🕍，他主持了一個題為“用中文重寫文化”（“Rewritten Culture in Chinese”）的主題討論。據高先生介紹，近年來有十來位中國人類學者正在國外從事或者已經從事了田野考察。其中五位已經用中文出版了他們海外田野考察的研究成果，其中泰國👨🏽‍🔬、馬來西亞和美國各一本，印度的有兩本。

記得關於《鄉土中國》英文版的一篇評論說到👨🏽‍✈️，下這麽大工夫翻譯費孝通先生20世紀40年代的著作似乎是浪費時間和精力🕥，尤其是如今有很多中國學者的優秀著作應該介紹給世界。我同意中國學者的優秀著作應該介紹到英語世界來，但是🚣🏼‍♀️🚵🏼‍♀️，它們都是單項的研究，包括我上面提到的五本書。它們為觀察和研究中國社會提供了不同視角。但是，費孝通先生完整的著述推介，對全面理解作為一個整體的當代中國社會具有獨一無二的意義。

吳子桐：費先生曾表示，他的畢生追求是研究中國社會，依靠自己觀察和科學研究得出的可靠數據來治療社會的病痛🤸，這使他的研究具有非常強烈的現實意義與實用意義🧦。如何理解他從社會科學的角度進行的批判和探索🐤🛍️？他的觀點與其他學者的差異何在？

韓格理🥕🧍🏻‍♂️：費孝通先生在學生時代就希望做一名社會醫生🦹🏼，醫治社會的病痛🧖🏽。他運用社會科學幫助人們解決社會問題的信念並沒有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消退。在二戰結束後那幾個重要的年頭裏，費先生所從事的科研項目💲，包括他寫作《鄉土中國》與《鄉土重建》，足以表明這一點🤾🏼。他希望通過精確的社會研究找到醫治社會問題的良方🔑。改革家們通常會規劃一個新世界，並打算將他們的規劃放到一個他們毫不了解的社會中去實施💍🔜，這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思維💜。而費教授並不是空想家，他是一個實幹家。他希望這些行動規劃能夠切實作用於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要為他們製定正確的規劃💇‍♀️🦤，就必須深入洞悉他們生活的社會。費先生的社會學研究方法使他總是扮演一個改革家而不是革命家的角色。

常向群：也許這正是費孝通先生獲得國際應用人類學學會的馬林諾夫斯基獎的原因。他與巴博德教授（Burton Pasternak）的對話更是加深了人們對費先生研究的這一特色的一般印象。在1996年費孝通學術生涯60周年紀念大會上🤦🏼‍♀️，王斯福教授作了題為“費的事業和利奇的遊戲”（“A practical-minded person: Prof. Fei's anthropological calling and Edmund Leach's game”）的演講，強調了費先生和利奇在人類學研究方面的不同之處🦸🏻‍♀️。然而👂，這種印象是基於費先生學術研究早期和中期的著作形成的。從80歲大壽到95歲仙逝🙎，費先生仍舊筆耕不輟🥲🐴。我認為，早年的費孝通是一名用西藥來醫治中國社會病痛的“社會醫生”👁‍🗨，而晚年他卻試圖用中藥來醫治西方社會的病痛🏄🏼‍♀️。總之🚵🏼‍♂️，費先生可以被視為一位中西結合的“社會醫生”，他畢生都是在踐行理解和幫助人民🧑🏽‍🌾、改善他們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的使命。

韓格理🤸🏿‍♂️：我同意您的看法。費先生在從事社會研究初期，也許曾受學術界的啟發運用西方學界的社會科學知識來醫治中國的疾病🤫；但是，他越是研究中國，越能看到中國社會的強大力量，它不僅能治愈中國社會自身的疾患並將此延伸到治愈其他社會的疾患。費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道主義者，也是一位偉大的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我們應當紀念他。

（張昊媛、蒲瑤對本文翻譯亦有貢獻）

轉自 《中華讀書報》 2010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