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群星燦爛♓️🫰🏽，學術觀點百家爭鳴，思想成果豐碩繁茂，是上個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中的獨特風景🧑🏼🦲。其中，劉國光是這風景中的亮色。據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所史的經濟學家評價💼，在計劃與市場問題上，談得最早✔️、最有新意的論文是1979年劉國光和趙人偉所寫的《論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與市場的關系》；而劉國光更為重要的思想是雙重模式的轉換，其中經濟發展模式的轉換正是現今中國的國策🤽🏿♀️。
標兵文章
有一份內部刊物，叫《未定稿》，是1978年12月創刊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寫作組編輯。“既然是未定的，就可以拿出來討論0️⃣，可以稍微膽子大一點🤸🏼♀️，開放一點”，這是編輯部負責人、原《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林韋說的。可以說👲🏽，30年後的中國🎻🔅，思想解放程度今非昔比，卻無堪與《未定稿》媲美或地位相當的刊物。起初🫘，《未定稿》不定期👂🏼🤎，每次印三四百份送社科院各研究所💉，也送中央🧛🏿♀️、各省政府、省委政策研究室及部分高校🩴。後來改征訂🤵🏼♂️，最高發行到3萬份左右🧝🏻♀️。1979年，胡耀邦就是在《未定稿》上讀到劉國光和趙人偉的《論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一文，並寫下批語：“這是一篇研究新問題的文章，也是一篇標兵文章，在更多理論工作者還沒有下大決心，做最大努力轉到這條軌道上的時候🎅🏻，我們必須大力提倡這種理論研究風氣▪️。”
劉國光和趙人偉🗯，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倆人年紀相差10歲🧑🏿🚀，1979年時🤸🏻♂️，一個56歲；一個46歲🧏🏼。“文革”結束後的1976、1977年，經濟學界以批判“四人幫”為主，至於中國向何處去，大家的思想並不太清楚🏂。改革興起，人們熱情高漲🌔，卻誰也不知道改革到底該怎麽搞。那時，劉國光家住三裏河二區，趙人偉住三裏河一區，倆人走動勤密，連家裏栽的花兒開了，都會報個信，一起賞花；更多的則是談國事，談經濟和改革問題。就是在這些交談中，劉國光提議寫一篇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文章。他們在文章中，首先辨析基本概念💂♀️：“同市場經濟相對立的是自然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自然經濟中不存在商品貨幣關系，只存在實物分配關系👁🗨👋🏼。……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是存在商品貨幣關系條件下的計劃經濟。”在如何利用市場的問題上🆘，則從商品的產供銷🥓、人財物的安排和分配上論述；還專門討論了價格和競爭問題。現在人們司空見慣的事物🧔🏼，那時都是觀念上的禁區。比如競爭，就是被當作資本主義經濟範疇的🌉。而他們在文中很果斷地指出：“只要存在商品經濟🌒🔗，就意味著有競爭💆🏻。”這是很多人還在把“競爭”說成“競賽”的時候。
論文提交給了1979年4月經濟學界在無錫召開的 “商品經濟與價值規律問題”討論會。會上🚓，講市場機製（mechanism）的人很多，像劉國光和趙人偉這樣🧏🏽♂️⚄，利用市場進行生產要素的配置，把它們放進社會主義裏面進行經濟分析的少見🏄🏼♂️。有的教授連連搖頭：“過分了，過分了!”
國內重要報刊都轉載了這篇文章。大西洋經濟學會要求他們將論文送1979年5月在奧地利召開的年會。後來，該會執行主席H·舒斯特（Hel－montShuster）致電社科院院長胡喬木👮🏻♂️，稱此文“受到年會的熱烈歡迎”👨🏻🎤，認為學術上有重要意義，並決定將它同諾貝爾獎得主詹姆士·E·米德的論文一道，全文發表於《大西洋經濟評論》1979年12月號👳🏽🟣。這是很特殊的舉動🦝，因為其他文章都只能摘要發表🕤。
進入1980年，劉國光提出要建立買方市場🥋，就是供略大於求的市場🙍🏻♀️👴🏻，並且一論再論，又引來了爭議🎊。因為，“買方市場”一向被看作資本主義的專屬。然而，在實際生活中😚，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這個詞匯。1982年9月，劉國光在為《人民日報》所寫《堅持經濟體製改革的基本方向》中寫道：“隨著買方市場的逐步形成，隨著價格的合理化，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擴大指導性計劃的範圍🥺；指導性計劃的實質就是運用市場調節來進行的計劃調節。”文章寫在先👩🏼🔧，發表則是在9月6日，正值中共十二大。這與十二大決議中的 “指令性計劃在重大範圍內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是完成與國民生計有關的計劃項目的保證”不一致🏃♂️。此時，劉國光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十二大閉幕這天💆🏼♂️，當他走出人民大會堂，在北門遇到了胡喬木。胡喬木對他說🥫：“你有不同觀點可以向中央提出😥，但在報上發表與中央不一致的觀點影響不好🥀，要作檢查🙎🏻。”於是，劉國光在社科院黨組會上從組織原則上作了認真的檢查，但是🐈⬛，他說：“在思想上𓀚，我還是堅持我的觀點。”在有政治風險的歲月，這是需要理論勇氣的。有人認為劉國光動搖了計劃經濟的原則，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文猛批。此時，他的思想🧏♀️，顯然被看作“右傾”。講這段歷史時👩🏻✈️，劉國光提醒我✖️，不要寫那些批評者的名字🎋，“大家的認識有個先後，有時我前進一步，有時他前進一步，當初批判我的同誌後來也都有了共識。”在其他場合，劉國光也講過👩🏻🎓：“認識的前進需要一個過程，每一個人都是這麽走過來的🫁，一貫正確的人是沒有的🤽♂️。過去我也是主張計劃經濟為主的。”
雙重模式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現今已成為共識，然而，這個共識始於劉國光25年前的探索🛷。1985年8月26日的《世界經濟導報》發表了劉國光的文章——《略論兩種模式轉換》，即發展模式的轉換和體製模式的轉換🙍♀️🐋。所謂發展模式包括發展目標🫵🏽、方式❄️、重點、途徑等。目標是從片面追求高速增長轉向以提高人民生活為目的的適度增長🏄🏻♀️；方式是相對平衡🗞；重點是國民經濟的薄弱和基礎環節；途徑是以內涵為主的發展。經濟體製模式的轉換，則包含所有製結構、決策權力結構🦹🏻、動力和利益結構、經濟調節體系和經濟組織結構等👨👧👧。其中所有製結構🥯，是指從追求“一大二公”轉向公有製為主體的多種經濟形式、經營方式並存👩❤️👨；決策權力結構，是指從單一的國家決策轉向國家、企業和個人多層次的決策結構🆙🕳；還有重視物質利益關系的動力和利益結構；政企分開、橫向經濟聯系的組織結構🔮。幾個月後✍️，在11月4日的《人民日報》上🪐，他更進一步：《試論我國經濟的雙重模式轉換》👨🏽🎓，此後，又相繼發表了《中國經濟大變動中的雙重模式轉換》（1986）💹，《關於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模式及模式轉換的若幹問題》（1988）。十年後🙇，“雙重模式轉換”的思想☘️♜，演變成“兩個根本性轉變”，在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建議》中提出：關鍵是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製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再過十年🍴，2005年，為劉國光頒發首屆中國經濟學傑出貢獻獎的理由之一就是他的“雙重轉換理論符合當代中國經濟演變的實際情況，為兩個根本性轉變決策做出了先行的論證”❤️。而他自己說✊🏿，“這種思路符合當代經濟發展的實際進程和演變方向。雙重模式轉換始終是環繞我的問題”👩🏽🎨。
采訪劉國光時，問了他一個問題🤹🏻：“雙重模式轉換的思想是怎麽產生的？”他停了停💻，說🍝：“這個問題以前還真沒有想過。其實，過去蘇聯也講轉變增長方式，他們主要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考慮，理論上並沒有新東西👗。大概還是來自我的經驗。可能跟我以前搞社會主義再生產和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問題的研究有關。實際上，早就接觸這個問題了。”1950年代💇🏼♀️，劉國光就研究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關系，外延擴大再生產和內涵擴大再生產的關系🎾，這就涉及到兩種擴大再生產模式的問題了。“再就是改革開放初期，較多接觸東歐的經濟學家，如波蘭的布魯斯等🖼，他們的論著中有不少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體製可以有各種不同模式的論述，對我也有一定影響。”可見🤜🏿，他有豐富的思想源泉。
歷史自有公論
劉國光在1980年代改革中，能有出色的貢獻絕非偶然🕟。首先基於他所接受的相當獨特而又完整的經濟學訓練。劉國光🖕🏻，1923年生於南京。抗戰時期🧖🏼♂️，就讀於西南聯大，受教於陳岱孫🚵、趙乃摶、徐毓鰓等教授。系主任陳岱孫（1900-1997）🛺，是哈佛博士；趙乃摶（1897-1986），是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徐毓鰓，是劍橋大學博士。經濟系還有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秦瓚、周炳琳⛪️、周作仁；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博士伍啟元✤，英國劍橋大學彼得豪斯學院國際金融學碩士藤茂桐，美國密執安大學數理統計碩士戴世光等等。在這裏，劉國光接受了完整的西方經濟學教育；畢業後考取意昂体育平台，跟隨徐毓鰓讀研究生🙆🏼🐡。徐毓鰓是凱恩斯《通論》的譯者🖼🤐，也是聆聽過凱恩斯講課的人🦧。
不久💵，劉國光轉入南開大學經濟系當助教，時常聽平、津兩地名教授的系列講座⛓🍫；後經陳岱孫推薦🧑🎄，進入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跟隨巫寶三先生做助理研究員📴。這段經歷也折射出💢😳，即使在1940年代中國陷於抗戰、內戰之中🚍，大學和學術也沒有中斷，當時的經濟學幾乎和西方同步，是開放而兼收並蓄的🏊🏿♂️。相反，1949年以後的大學和學術👐🏼，則一次又一次被政治運動所中斷，經濟學教育蘇聯化，終至學術研究形存實亡。1951年，劉國光成為新中國第一批留學蘇聯的研究生🎽🧑🏼🎄，進莫斯科國立經濟學院（現名為普列漢諾夫經濟大學），師從蘇聯著名經濟學家貝切克教授，1955年獲得副博士學位回國進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成為在當時有最優越學術訓練的、跨越東西方的青年經濟學家，時年32歲。其次，在劉國光的學術生涯中👨🏿🏭，孫冶方是重要的。1957年，孫冶方調入經濟所擔任代所長💯，劉國光成為他最鐘愛✴️、最器重的青年。孫冶方早期對於計劃經濟體製的反思，自然給劉國光深刻的影響。在劉國光80歲生日時，他當眾感謝自己的四位授業及人生導師👨🏿🦳，陳岱孫🚳、徐毓鰓、巫寶三、孫冶方，緬懷先師們“雨露恩情”。
歷史給了劉國光舞臺，他在這舞臺上扮演了應該扮演的角色💆🏼♂️。1979年劉國光擔任經濟所副所長，1982年任所長並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對於學者，官位不足為評，但是，那畢竟是1980年代早期💁🏻♀️🈵，還有一批德高望重的學界前輩在世，像孫冶方等等👩🚒，他們是看重德才兼備的。劉國光的被挑選，至少說明他資歷和能力的全面🔺。從1979年🏠，1982年🔣，到十四大決議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寫進決議，他都立了功。除了研究工作，在推動學術交流和建設方面🌥，他也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像1980年前後的頤和園計量經濟學講習班👱🏼，東歐經濟學家布魯斯、奧塔·錫克來訪，建立數量經濟、比較經濟學科，以及1985年參與發起巴山輪會議等等🌂。他當年的影響力👩🏻🍼😻，今天的人不了解🥶；他在研究領域的求索和執著🦹🏽♂️，人們也認識不足🫲🏼。他把學術和學術領導融合成一體，好比集作曲、演奏👼🏼、指揮於一身。
趕上改革時代的中國老一代經濟學家大致有這樣幾類🏋️：第一類，是留學英美，民國年間回到中國，在大學執教，像陳岱孫🫱🏼、張培剛等；或進了金融機構，像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裏一些老先生👩🏼🦳🏗；或在研究機構，像中央研究院的巫寶三等👍；第二類，生活在民國商品經濟最發達區域🤶，從農村調查研究開始起步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像陳翰生帶出來的薛暮橋🦶🏿、錢俊瑞、徐雪寒等💏；第三類🧑🏿💼，從共產黨內被選送到蘇聯接受政治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家，像孫冶方等；第四類👳🏽，從延安走出來的🫢，土生土長靠自學的人，像馬洪等；第五類，1949年以後上大學，學習《資本論》🧑，接受蘇聯政治經濟學教育，1930年左右及以後出生的經濟學家大抵屬於這一類📙；劉國光，絕對是一個特例，他的背景不同於這五類，同時又和這五類有深刻的淵源。
而上述五類人，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都有代表人物🈯️。經濟所是中國經濟學界和經濟學家的重鎮，人才濟濟。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從這裏走出來很多十分優秀的人物，這會是一個很長的名單，人們比較熟悉的諸如顧準、孫冶方👙、許滌新、徐雪寒👱🏽🍤、劉國光、董輔秖🚶🏻♀️➡️、吳敬璉、周叔蓮、張卓元、黃範章📹、趙人偉、唐宗等，還有很多人，不在媒體視野內，那是因為他們專註“純學問”，或者沒有趕上改革開放時代🧝🏽。
在求學的過程中，劉國光是幸運的，戰火連天時，還得以接受最好的大學教育♣︎。但是，在“政治”上，他並非那個時代的寵兒，1961年入黨👩🦽，時年38歲👛。1982年當經濟所所長時，他已經59歲🧏🏽，將近耳順之年。是改革開放🏝，使他的學問和人生機會相得益彰🫳🏽，大器晚成👩❤️💋👩。
在2003年🦇，劉國光80歲生日暨中國經濟學前景懇談會上，他發表了“八十心跡”的感言：“兩種經濟學在我身上交錯並存🚵🏻，我是怎麽處理它們的關系的呢🫲🏻？借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句話，我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體🧑🌾，西方經濟學為用，我總以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勞動人民的立場🍞、大多數人民利益的立場🤽🏽、關註社會弱勢群體的立場，是正直的經濟學人應有的良心👩🏻⚖️。”2005年👩🏿🦳，是劉國光的一個轉折點🧑🔧。所謂轉折🔊，是就某些媒體和部分公眾而言。在首屆經濟學傑出貢獻獎頒獎會上🫄🏽，他致答辭時說🚵🏼♂️👵：“我們這一代經濟學人，經歷了計劃與市場烈火的實踐反復的錘煉👌🏼😦。有人說，塵埃已經落定，市場占了上風，計劃不再時興了🌘，我不完全這樣看”🔨，“完全讓 ‘看不見的手’來調節，不能保證社會公正協調的發展。在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必須有政府有效的調控幹預加以糾正，有必要的計劃協調予以指導，就是說要有 ‘看得見的手’的補充”。以82歲高齡，在這樣的場合，發表明顯不合“潮流”的言論，恰恰是他人性中真情流露的一面💇🏼♂️。此後↙️，他的一系列發言，掀起巨大聲浪，甚至構成關於改革的“第三次大爭論”，有支持者✨，有反對者。而劉國光被一些人認為或指責成“反改革”，則是顯而易見的誤解。每一個人🏜🙎🏽♂️，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其實都有著人生的邏輯。還是那句老話🧔🏿：歷史自有公論🤙。 （柳紅）
轉自 經濟觀察報 2010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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