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韋君宜（1917年10月26日—2002年1月26日），原名魏蓁一（“君宜”原為她1936年在《清華周刊》45卷第1期上發表《哀魯迅》一文時首用的筆名）。1934年考入意昂体育平台哲學系。1936年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到延安。後任新華社《中國青年》雜誌編輯，晉綏《中國青年》分版主編。建國後，歷任《中國青年》總編輯，《文藝學習》主編，作家出版社總編輯，《文藝學習》主編，作家出版社總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總編輯、社長，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中國作協文學期刊工作委員會主任。

1986年4月，韋君宜在中國作家協會院內開會。當她伸手去拿茶杯時，突然癱倒在地，急送協和醫院搶救，醫生診斷為腦溢血。

1987年1月初，韋君宜在鍛煉身體時摔倒，右臂骨折。

1989年韋君宜患腦血栓，癱瘓在床。

1991年韋君宜再次摔倒，骨盆震裂。

1988年3月，我收到作家焦祖堯轉給我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憶大寨之遊》。焦祖堯說，這是韋君宜同誌在病榻上寫成的。原稿字跡歪扭，韋君宜讓她的孫女重新抄過，投稿於《山西文學》。

1992年3月13日，韋君宜黎明即醒，由家人和保姆扶到轉椅上。之後，她咬住牙關開始例行鍛煉。那時候陽光從窗戶灑進來，照著她花白的頭發，照著她病弱的身軀。

她硬硬朗朗地走過了近70年的路程。誰都說韋君宜精力充沛，說話辦事幹脆利落。在南開中學時，她又說又笑，曾經是一個引人註目的女孩。後來考到意昂体育平台，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姑娘。她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曾經和同學們從校衛室搶回被捕的學友蔣南翔、姚依林、方左英。曾經代表北平市全體學生寫下慷慨悲憤的戰鬥檄文。大家閨秀韋君宜曾振臂疾呼：

我們民族的敵人，任他怎樣會花言巧語，會躲避，會用大刀封我們的嘴，可是我們早就把他認清楚了……任他有牢獄，有機關槍、有軍警、有什麽緊急治安令，可是我們有的是一腔熱血，有的是堅決勇敢的心!我們要幾萬顆心合成一顆心!

或許正因為活潑好動，到延安之後，她被分配到《中國青年》雜誌社。她曾經背著行李挎包，往返幾千裏，到晉西北老區開展青年工作：

余……捆紮行李背包，咬牙登程。最初幾日，足痛腰酸，足起大包，大如銀元。數日後，居然漸覺輕松，日行60裏輕而易舉，七八十裏為常率。90裏以上，亦可勉力為之。

那時候的韋君宜，早已脫去旗袍高跟鞋，早已和口紅脂粉絕了緣分。她穿著八路軍軍裝，剪著齊耳短發，堅定而勇敢地走在晉西北彎彎的山路上。她曾經是北京大戶人家的小姐，曾經是清華園裏頗有名氣的才女。幾番風雨過去，她成了一名土眉土眼的“女八路”。

1949年北平解放，韋君宜隨中央機關進城，擔任《中國青年》總編輯。這以後幾十年，她曾先後在團中央、中國作家協會、人民文學出版社任職。盡管工作繁忙，盡管幾遭挫折，但是她硬硬朗朗地走過來了。

她沒有想到病魔會那樣突然而又殘忍地襲擊自己。晚年，路在她腳下變得萬般艱難。外面的世界是已然隔絕了，她得靠著器械一寸一寸地挪動腳步，每挪動一次，腦門上一層細碎的熱汗。每挪動一次，水泥地板便是“嚓啦”一聲。她想象這就是晉西北的山路，她想象自己還是當年投奔革命時的“魏蓁一”。她看見山路兩旁開滿了野花，她看見山路那邊就是滔滔的黃河水。

她咬著牙往前走去。她還有好多事情要辦，她還有好多文章要寫。老伴兒楊述已先她而去了，一走十二年，時時在夢中囑托她挺起腰桿，把人生的道路盡量延長。她的好朋友胡耀邦、蔣南翔、余修諸位也先她而去了，她覺得自己既然留下來，就有責任多幹一些事情。

她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動腳步，一等周身發熱，就可以偎依在轉椅上潛心創作了。她一天必須寫完五百個字，她一天一定要寫完五百個字!她把將近一生的精力和心血花費在青年工作和文學編輯事業上。只是到了古稀之年，她才有了屬於自己的時間。盡管疾病纏身，盡管幾乎喪失了行動和說話的能力，她覺得自己一息尚存，就要用筆寫下去。

十來年的時間，她寫了些什麽呢？她寫出長篇小說《母與子》。寫出中短篇小說集《老幹部別傳》和《女人集》。她還寫了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園情》、《舊夢難溫》、《海上繁華夢》。她的《洗禮》獲全國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說獎。她為楊述的《一二·九漫話》寫了題記，她為李子雲的著作和《中國殘疾人文學作品選》寫了序言。就在行將病倒之前，她還在西德科隆的講臺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

冰心說，“韋君宜是一位極好的作家，她的作品非常質樸真摯。”

是的，韋君宜的作品是真誠的，一如她當年參加革命時的心情。她的作品是質樸的，一如她熟悉的北方泥土。

1992年3月13日上午，韋君宜鍛煉完畢，已經在她的轉椅上坐了下來。那天她先要寫一封復信。寫字已經十分困難，她只能用最簡單的文字回答人們的問候和關心了。一旦寫完信，她就要向那五百個字挺進———猶如是走五十裏路。猶如是攻下一座碉堡。文章已經開頭，寫的是：大卡車轟隆轟隆地向延安駛去……

就在那時候，有兩位不速之客闖進門來。他們聲稱自己是山西人，他們要求采訪韋君宜先生。

若在以往，韋君宜完全可以謝絕這種采訪。她已經病成這樣，生命於她已經不再慷慨大方了。往年寫五百字，不過一支煙的工夫，而如今，她得付出半天甚至一天的血汗。可是不速之客來自山西，且拿了她的朋友唐達成的親筆信，她還能說什麽呢？

韋君宜笑了。她的侄兒來，她都請他少講話，給她多留點時間。可對於山西來人，她能說這樣的話嗎？

她笑得很和藹，很無奈。

她簡單地講述了自己在晉西北的經歷。她用手指著書櫃說：“那裏有我新出的書，請拿給我。”接住書，她吃力地翻動書頁，說：“送給你們，我永遠也忘不了晉西北。1945年我用文言寫的《八年行腳錄》也收在裏面，請你們回去看看。”

她說話也很吃力，但說得幹脆利落，斬釘截鐵。書屋裏有木床一張，床頭掛著一幅她的漫畫肖像。電燈開關的繩子很長，一頭系在她的轉椅扶手上。她不時跺跺腳，以使血液循環。談話間，她扶著器械站起來，開始一寸一寸地挪動腳步。

那時候陽光灑在她的額頭上，映出來細細密密的一層熱汗。

訪問者確實是兩個勇敢而不識時務的山西男人。一個是詩人陳建祖，另一個便是我。

如今君宜先生已然作古。她活著的時候鐵骨錚錚光明磊落。如今她去了，留下來用心血凝鑄的不朽作品。讀她的贈書，我心中時時默念著她的一首詩：

五月鮮花依舊好，一曲歌終千緒繞。

可有豪情似昔時，殷勤拭眼刪殘稿。

摘自 燕治國著《漸行漸遠的文壇老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