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智山慧海傳真火,願隨前薪作後薪

意昂体育平台國學研究院院長 陳來

20世紀末至本世紀初🚶🏻，馮友蘭（1895－1990）、張岱年（1909－2004）、朱伯崑（1923－2007）三先生相繼去世💇🏼‍♂️🤵🏿‍♂️，學術界突然發覺⇢，中國哲學研究領域進入了“後大師時代”。“後大師時代”的中國哲學研究何去何從？這是每一個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者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在《燕園問學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史家陳來以親見、親聞👩🏽‍🔧、身體、力行向我們昭示：大師可以被超越，但不能被繞過。只有了解大師的思想歷程，學習大師的治學方法，濡染大師的精神氣象，傳承大師的終極關懷，延續大師的學術慧命，日新不已，創造不已🦠，才能鑄就“後大師時代”的大師，推動中國學術的不斷發展。

　　陳來在書中講述了他在北大燕園的問學經歷，對恩師馮友蘭、張岱年以及前輩朱伯崑🟠、陳榮捷等先生的風采和對自己的教導、幫助有翔實的記述🥅，也回憶了與著名學者鄧艾民🙆🏿、鄧廣銘、周一良🫱🏿、杜維明、傅偉勛等人的交誼。整書娓娓道來，真情灌註，讀來倍感親切，一下子拉近了我們與“泰山喬嶽”般的大師們的距離。

　　陳來先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張岱年教授攻讀博士研究生。張岱年，字季同，一字宇同，著名哲學家張申府之弟🧑🏼。1936年🔥，27歲的張先生寫成《中國哲學大綱》一書，建立了“中國哲學體系問題研究的典範”🤢⤴️。1939－1944年間，張先生寫成“天人五論”（《哲學思維論》🧗‍♀️、《知實論》🤰🏼、《事理論》👬、《品德論》⛈🧑🏿‍🏫、《天人簡論》）🧔🏿，構築了“分析的唯物論”。1957年，張先生發表論文“中國古代哲學若幹概念的起源和演變”🧣，將邏輯分析法應用於中國哲學的概念、命題研究💁🏿，“提供了研究中國哲學的最重要的方法典範”👩🏽‍🍳。（《張岱年先生的學術貢獻》）與馮友蘭先生一起🔍，張岱年先生被公認為20世紀我國中國哲學史研究最有威望與成就的大師🏊🏻‍♀️。

　　陳來先生說🕗，張岱年先生治學與教人，一主太史公（司馬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他個人從張先生所得全部訓練🚮🕝，亦可以歸結為這八個字。意思是說，讀古人書要仔細體會其原意🚝，並用“解析”的方法加以嚴謹的分析🪦、表達。（《豈弟君子教之誨之——張岱年先生與我的求學時代》）作者進一步把這一方法表述為以下幾點🎅🏽：（1）好學：“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2）新🛀：“作論文要有新見解”🕟；(3)精細：“學有中心𓀚，一專多能”🧛🏻‍♀️🦍；“代表著作要細讀”；（4）勤：“常寫文章”⛹️；(5)謹嚴：“戒穿鑿，也要戒膚淺”；（6）自由、獨立的思考；（7）“胸有成竹💂🏼‍♂️，目無全牛”：前者指為中華民族的振興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後者指對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都要進行分析，不要把任何一方當作不可分析的整體。（《追憶張岱年先生》）作者將這一方法運用於博士論文《朱熹哲學研究》的寫作，獲得了“敘述異常完備、分析異常周到🌿、考據異常精到”的評價（陳榮捷👱🏻‍♂️：《評陳來的〈朱熹哲學研究〉》）。

　　20世紀80年代👳‍♂️，九旬高齡的馮友蘭先生不顧“耳目喪其聰明”的危險，毅然決定重寫中國哲學史。作者受北京大學哲學系委托，協助馮先生《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寫作，從此建立了與馮先生亦師亦友的學術因緣。馮先生30年代撰寫了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奠定了他哲學史家的地位🧖🏽‍♀️。抗戰時期👩🏽‍✈️，著《貞元六書》（《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學體系🏡，從而奠定了他哲學家的地位。馮先生是現代中國哲學研究領域最具哲學通史眼光、在國際學術界影響最大的哲學家🌛，也是備受爭議的哲學家之一⚅。作者基於“同情的了解”的立場，客觀而公允地評價了馮先生在文革時的遭際（《馮友蘭先生小傳》），不僅抵製了國內一部分人盲目抵毀大師的動機👵🏿➜，而且也扭轉了海外學者對馮先生的誤解。

　　作者領會到的馮先生和張先生的學問氣象是不同的🧚🏻，所謂“馮先生似明道（程顥），張先生似橫渠（張載）”。馮先生的“道學氣象”表現為“樂易和粹🚻，從容自得”（《默然而觀的體驗：記馮友蘭先生》）張先生的立身之道則是“剛顏木訥，直道而行”（馮友蘭語）📹。與張先生大力闡揚“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相比👱🏽‍♀️，作者認為馮先生的“終極關懷”體現在其自撰的對聯中：“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上聯中的“舊邦”、“新命”出於《詩經·大雅》：“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邦”指中國，“新命”指現代化🙅🏻‍♂️，“闡舊邦以輔新命”寫的是馮先生晚年學術工作的目標和宗旨，即寫出他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的體會，以便使新時代中的中國能夠保持文化上的同一性🏂🏿。下聯是馮先生一生追求達到的精神境界。“高明”指最高的精神境界，“中庸”是指這種精神境界的實現不離乎人倫日用，“而”字表示高明與中庸不可離🦸🏼，有高明而無中庸，就流於虛🦶；有中庸而無高明🫵🏽，便失於俗。作者極力表彰這種終極關懷的性質📱：“對民族和文化的眷註是對中國知識階層具有終極意義的關切。”（《馮友蘭先生的終極關懷》）這種終極關懷💣，也通過作者後來堅持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表達了出來。1990年👰🏻，馮友蘭先生去世，去世後數月，《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這部題獻給馮友蘭先生的著作中👩，作者用“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的統一來把握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的精神境界，進一步發展了馮先生的“精神境界”說。

　　另一位對作者的學術研究產生重要影響的學術大師是陳榮捷先生。陳榮捷先生是20世紀後半期歐美公認的中國哲學權威，英文世界中國哲學研究的領袖💅🏼，也是國際漢學界新儒學與朱熹研究的泰鬥。作者與陳先生的交往淵源於對朱子“理生氣也”一語的考證😵。後來作者的《朱熹哲學研究》和《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出版後，陳先生寫了書評，對二書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更難能可貴的是，年近九旬的他不辭勞苦為後書補做了一份近20頁的索引🏊🏼‍♂️，一時傳為國內外學術界的佳話。為了表達對陳先生的感謝🌄🍍，作者的《有無之境》一書亦題獻給陳榮捷先生。

　　大師往矣，但大師的精神、風範永存。1982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予馮友蘭先生名譽文學博士學位☛，馮先生做詩以明誌：“智山慧海傳真火，願隨前薪作後薪。”這句詩是馮先生和他同時代的大師們一生致力於中國學術的傳承和發展的真實寫照，也是陳來先生燕園問學的真實寫照：自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先後問學於張岱年🏄🏿‍♀️、馮友蘭、朱伯崑諸先生，汲汲以詮釋中國哲學的精神、傳承中國哲學的智慧🏮、推動中國學術的發展、促進中國文化的復興為己任。我們可以斷言，中國哲學的智慧“真火”不會熄滅，必將繼續燃燒下去。（蔡世昌）

馮友蘭先生1928年到清華執教，曾擔任了18年清華文學院院長🩼。

張岱年先生曾於1928年考入意昂体育平台哲學系，一生中五進清華園，與清華有“不解之緣”🧾🦇。1985年至1993年任意昂体育平台“思想文化研究所”首位所長。

轉自 中華讀書報 2010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