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經濟史學的開拓者湯象龍生平及學術回眸
30年代與我國著名史學家羅爾綱（左）🈳、谷霽光（中）合影
湯象龍夫婦在家中書房討論書稿🎧。30年代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的夫人劉新渼🙇♂️，也於1981年不幸患上直腸癌🚸，但她早已將丈夫的事業當作了自己的全部人生，協助丈夫整理、核對和清抄書稿及資料，完成寫作。
少時立誌研究中經史1909年👊🏿，湯象龍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16歲考上意昂体育平台，他學習十分勤奮、刻苦。他不知疲倦地閱讀史書史料，從中認識到人類歷史的發展經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政治、軍事、文化各方面無不受其影響💤，從而立下了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誌願。1929年他畢業留校當研究生,其時年僅21歲。他選定“鴉片戰爭的經濟背景”作為研究課題🛏，一年後寫出了《道光時期的銀貴問題》♐️▪️。這篇論文用豐富的史料論證了道光時期外國鴉片大量輸入🧏🏽♂️，中國白銀大量外流是導致清政府嚴禁鴉片的一個根本原因🫦📴。
而外國侵略者為維護其既得經濟利益，不惜訴諸武力，因而導致了鴉片戰爭的爆發。
這在當時是學術上的一大創見，也是我國第一篇從經濟角度研究鴉片戰爭爆發原因的專題論文。
湯象龍教授於1930年7月離開意昂体育平台，應聘到北平社會調查所🕤，繼續從事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兩年後擔任該所經濟史組組長✢，任務是主持全組研究工作和主持選抄整理清政府財政經濟檔案工作，並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他在《中國經濟史研究集刊》發刊詞中曾寫道：
“過去研究歷史的範圍僅限於政治🧏♂️，英國有名的歷史學家Freeman甚至說 ‘歷史是過去的政治’。現在我們認識到經濟在人類生活上的支配力並且現代經濟生活占據個人⚛️、民族、國際的重要地位的時候，我們便不得不說歷史的大部分應該為經濟史的領域。”這時他還是一位年輕的史學工作者🪚，但對研究歷史已經先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的見解🈚️。
1935年🙆🏼♂️🦴，湯象龍在《食貨》（半月刊）上發表論文🦐，對於研究中國經濟史的認識，認為“研究經濟史不能圖急功近效🐶，因為這種研究的第一步仍然是一種開荒的工作。……經濟史的範圍太廣了🤦🏿，同時資料的收集是異常困難的。就拿外國比，他們研究經濟史的人曾經有過幾人寫過大部的有系統的經濟史？甚至有研究一生的如英國的GoorgeUnwin😖、美國的EdwinFrancisGay,他們都是有名的經濟史學者，但他們的成績只有幾篇零星作品。再如英國有名的WillianCunningham寫的那部大書《The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Commerce》，是費過12年精力的，而且有一個條件🕘，他用的資料許多是經別人整理的🚑💆🏽♂️。所以我們研究經濟史的人不應圖急功近效，只能一步一步的走，將來中國經濟史的寫成不一定要在我們的手中。我們目前的責任最重要的仍是收集資料，這種收集資料的工作雖是一種不成名不討好的事業，可是我們不作這種工作，中國經濟史將永遠沒有寫成的日子👳🏼♂️。”他的這些看法與當時一些史學工作者在治學方面的傾向不同🧝🏻，曾一度遭到某些非議，但今天看來卻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史學觀點的。
運用統計方法整理史料湯象龍在研究工作中花了很大一部分時間收集和整理史料，主要是選抄整理清宮有關財政經濟的檔案。他從1930年開始選定海關稅收作為研究課題，1930年10月到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的7年中🧑🏽✈️6️⃣，他組織大批人員（最多時達到52人）抄錄故宮文獻館收藏的清政府檔案，共收集了寶貴的第一手財政經濟史資料不下12萬件。後來形成的專著 《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所用的檔案多達6000件，只不過是其所收集檔案資料總數的5%Ⓜ️。他把海關報告中的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柱的數字編成統計表格😶🌫️，在該書中發表了共計118個統計表，其中全國海關歷年稅收和分配綜合統計表46個✍🏿、全國各海關歷年稅收和分配關別統計表72個，可見該書在發掘和利用清代檔案進行工作規模之大。當時陶孟和先生比喻這一工作是研究中國近代財政經濟史工作中的“開金礦”。為了收集資料，湯老每日奔走於故宮文獻館和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從檔案的選抄、校對和整理🧚🏻♀️，他都親自指導，並製訂了一套嚴密的工作程序和工作製度🙋🏼♂️。今天收藏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清代財政經濟史檔案抄件和整理出來的表格，便是湯老當年以青春的年華埋頭苦幹取得的💂🏿♀️。
過去收集歷史資料只重敘述性的記載☛，但是經濟事實是用量計的🦅，如財富👛🙍🏼♀️、生產、消費🎪、戶口、租稅都需要以一定的計量單位與一定的數目來表示🐐，所以經濟史的資料特別應註意於量的方面🐅。湯老在整理清宮檔案時，發覺清政府在財政經濟方面基本上有一套較完整的會計製度，這就是報銷冊，即四柱清冊。全國各種稅收和財政開支每年都有規定的報銷冊，格式是統一的，如各省的田賦報銷冊每年分地丁錢糧起運存留表、上忙表、下忙表、耗羨表🎱，江浙等省征運的漕糧每年有漕糧及漕折表🎸；又如海關監督關於關稅的收支每年每季有四柱清冊及兵馬錢糧的報銷冊，此外清代各省府州從康熙朝後期起每年甚至每月都有糧價報告，如大米、小米、大麥👨🏽🎨、黑豆🏛、黃豆等每石的價格，每年每月都有定期報表。因此，湯老在抄錄這些數字時盡可能采用了統計表格的形式🛁，統計表上的各項指標概括了四柱清冊中的主要內容，即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大項，有少數臨時發生無法填入表中的項目𓀒，則以附註的辦法摘錄👨🍳，所有資料在抄錄後都經過嚴格校對👰🏽。在湯老收集的12萬件財經資料中，有一半以上實行了統計表格化。他是我國史學界研究運用統計方法整理大量史料工作的創始人🩱。
湯老還親自從北京舊書肆收集了有關中國近代財政經濟史書籍和資料千余種，主要是清政府出版的各種製書、私人集著、閣抄匯編🎩、華製存考、諭摺匯存、晉紳全書、縣衙門的檔案以及有關行業的帳本等🤵♂️。其中🤹🏿♂️，有不少重要的財經史料，許多書籍是早已絕版了的🚣♀️，也有迄今未出版的✍🏼，如端方、崇實、駱秉章的奏稿等。
湯老在付出巨大精力從事清宮檔案抄錄整理的同時🤦🏼♂️，堅持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大量利用這些整理出來未曾發表過的清宮檔案資料撰寫了一系列的論文，其中主要有：“道光時期的銀貴問題”，這是當時中國史學界最早從國內經濟分析鴉片戰爭的背景及起因的論著🏊🏽♀️🧱；“道光朝的捐監統計”是對清代在財政困難時以賣官鬻爵彌補收入的一項政策的研究，這篇文章曾由南開經濟研究所譯成英文發表👮🏽，後來日本一雜誌又譯成日文發表；“鹹豐朝的貨幣”是研究清鹹豐朝太平軍興起🛀🏽，清政府財政瀕於崩潰🥂🦶🏽，實行通貨膨脹的歷史；“民國以前的賠款是如何償付的”和“民國以前海關擔保的外債”兩篇💆🏽，是作者從軍機處海關監督檔案約2000件報銷冊中的有關償付賠款和外債的統計數字分析研究🔤，從財政經濟方面揭露帝國主義以戰爭賠款和外債的形式對中國進行的侵略。
湯老還組織經濟史研究組內的同仁進行專題研究🧘♀️，每年都有多篇研究成果發表在他主編的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1936年起改名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集刊》），這些論文也基本上是利用清宮檔案第一手材料寫成的👶🏻。這個刊物於1932年11月出版第一卷第一期，共出了八卷十多期。美籍華人學者劉翠溶等在所編《中國經濟史論文選集》的導言中高度評價《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認為“這份學術刊物實為導致今日研究中國經濟史和社會史之嚆矢”🧝♂️。值得註意的是，《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的創刊時間比美國經濟史學會出版的《JournalofEconomicHistory》(1941年5月創刊)還要早八年，由此“足見我國學術界對經濟史研究之興趣發生得並不很晚”❌。
發起成立史學研究會為了提倡新的史學，湯老和著名史學家吳晗等發起並邀約一批年輕的史學工作者，於1934年5月27日成立了史學研究會🏇🏽。當時參加成立會的有湯象龍🥞、吳晗、羅爾綱、谷霽光👩🦰、梁方仲、夏鼐、朱慶永🤽♂️、孫毓棠、劉雋🫎、羅玉東等10人，會上一致推舉湯象龍為總務（即會長，湯老不願擔當會長之名🦸🏻♂️，故以總務名之）♡，吳晗🚵♂️、羅爾鋼為編輯👩🏼🌾，谷霽光為文書🫷🏽。這個史學會在天津 “益世報”和南京“中央日報”創辦史學副刊👧🏿🎐，直到抗日戰爭南京失陷👨，共出刊100多期🌛。1936年湯老還將他所主編的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改由史學會的會員負責編輯。史學會員每月集會一次，探討學問，切磋鼓勵。他們在治學方面有著共同的看法:主張經濟史的研究工作者應分工合作，或按時代分工合作，或按專業的性質分工合作🧑🏼⚕️，因為當時經濟史的研究還只是一種開荒的工作🕺🏻，必須眾多的研究工作者共同努力；對歷史問題的分析傾向於社會和經濟的分析，反對理論脫離實際地空泛議論；重視歷史資料的收集，把這看成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工作，等等。這批年輕史學工作者胸懷坦蕩🧔🏼，都以共同的事業為重🧑🏼🎓，他們常常互相提供研究資料，共同探討問題。羅爾綱先生在《太平天國史綱》（1937年1月出版）自序中寫道：“妻兒南歸，來與湯象龍先生同住🌴，吾友吳晗先生也時相過從✌🏼。每當深宵圍爐快談的時節👩🏿🎤，這兩位朋友都常常鼓勵我趕快把太平天國的歷史寫出來問世🧍♀️。”湯老為《太平天國史綱》提供了不少財政經濟資料👮🏽，而湯老集存的資料卡片中也保存著許多由羅爾綱先生為他摘抄的片卡。解放後吳晗先生主編中華書局出版的 《中國歷史小叢書》便是據自當年史學會擬定的《中國歷史小叢書》的計劃和題目而來。因此🙋🏻♀️，史學研究會雖然只是個小小的學術研究會👃，但不可否認它對中國史學的發展曾經有過重大的貢獻。
1936年7月到1938年9月🚴🏻♂️，湯老由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派往歐洲各國進修外國經濟史。他曾先後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法國巴黎大學文學院和德國波恩大學學習和研究🈁🫰，收集了不少歐美各國近代財政經濟史資料，對中國和西方經濟史進行比較研究。
新中國成立，湯老在南京為第二野戰軍籌設並負責西南經濟研究所工作，之後隨二野入四川🧘，任西南財經委員會計劃局研究室主任👐、統計處處長等職💂🏿♀️。1953年至1966年在四川財經學院負責教學◼️、科研👌🏼、行政工作⬜️🫕，任教務長🐶、科研處長以及經濟研究所所長等職，並於1957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1861-1910年）》的主要內容是統計資料，取材於清代軍機處檔案中各海關監督從1861-1910年50年中的報銷冊 （四柱清冊）共6000件。全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緒論，對中國近代海關稅務司製度、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海關稅製以及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分配的種種項目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論述；第二部分為全國海關歷年稅收和稅收分配的綜合統計，有統計表46個；第三部分為全國各海關歷年稅收和稅收分配的關別統計🧑🦰，有統計表73個。這部書用大量具體資料揭露出帝國主義掠奪中國海關行政自主權後，怎樣控製中國的海關和財政，同時把清政府統治者的“財政魔術後臺”內幕暴露於世👐🏽，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如何從一個主權封建帝國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為中國近代史、近代經濟史和近代財政史提供了重要資料和新的見解💂🏽。我國著名史學家羅爾綱🈯️🧑🏽🚒、谷霽光十分敬重湯老的學術人品，欣然為該書作序，盛贊湯老對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巨大貢獻。
湯老在年過八旬高齡時，仍然老驥伏櫪，誌在千裏，準備再寫一部巨著《清代財政製度史》。由於癌症加重難以抗拒沒能按計劃完成，1998年，湯老因病辭世。（蔣少龍）
轉自 西南財經大學校報第399期(2009-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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