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吳晗（1909－1969）是著名的明史學家，而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又使他走進民主運動的隊伍，成長為堅強的民主戰士，以至於成為共產黨忠實的朋友。這種歷程又為他展現了寬廣仕途——他曾擔任北京市副市長。

吳晗為什麽多次辭官

1949年11月，時任意昂体育平台軍管會副代表、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的吳晗到蘇聯訪問。途中他聽到自己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的消息，立即給周總理發了一個電報，要求不當此職，想“繼續從事史學研究和教育工作”。這倒不是吳晗的謙虛，早在西南聯大搞民主運動時，他就和聞一多約定：“等到民主政治實現，便立刻退回書齋，去充實自己，專心著作。”

　　現在，這個副市長職位打亂了吳晗對前程的思路。吳晗回國以後，周總理親自找他談話，要他顧全大局，服從革命的需要。因此，吳晗當副市長並不是他的本意。

　　吳晗當了副市長後，雖然很努力，但工作總不如意，思想並不愉快。他工作了一年，總感到“手忙腳亂，心虛膽怯”，工作“不知從何下手”。於是，吳晗就以“能力薄弱”和“知識的缺乏”為由，懇切地給彭真、聶榮臻寫了一封信，要求辭官回到教育工作崗位上去。市委領導親自找吳晗“懇談”，希望他“留任”。吳晗最終也只能服從市委領導的意見。

　　由於吳晗是黨外人士參政，他總感到組織上對他照顧多、嚴格要求少。這是吳晗最接受不了的一個思想疙瘩，也是他後來再提出辭官的原因。

　　例如，1959年吳晗身邊的工作人員發現，近一年來，吳晗生活不如以前充裕，往年購買公債都是1000元，這次只買了500元；把自費訂閱的書報雜誌也減訂了一部分。主要是夫人袁震看病、住院、買藥。吳晗是行政六級，工資300多元，收入不算少，但發工資時扣藥費、扣出差費後只剩下90多元，入不敷出。吳晗身邊的工作人員向領導作了匯報，領導決定給吳晗一次性補助500元，吳晗沒有接受。隨後，領導又專門規定了袁震看病住院的報銷辦法。這種無微不至的關心，使吳晗過意不去，感到不自在。

　　吳晗辭官的原因還有一點，就是長期隱伏在心坎裏的心病，即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他在1948年到石家莊時，就向毛澤東提出入黨要求。毛澤東在給吳晗的一封信中，表示“同意”，但“唯實行時機尚值得研究”。大約也就是這個“時機”問題，吳晗在副市長任上曾多次申請入黨，都沒有得到批準。對此，吳晗很苦惱。他在1954年給彭真的一封信中說：“因為我不能參加黨，黨對我是客氣的，優容的。”吳晗認為這種“客氣”和“優容”對自己簡直就是個傷害。

學者和官員的變數

　　吳晗是個學者，這是眾所公認的，包括毛澤東也是更多地把吳晗當歷史學家來看待的；但出於政治的需要，有時也把吳當成政治人物看待。

　　1959年4月，毛澤東看了湘劇《生死牌》，對劇中的南包公海瑞大加贊賞。隨後，他的秘書胡喬木根據主席講話精神找到吳晗，約吳晗寫有關海瑞的文章，這自然是因為吳晗是個明史專家。由此引發的《海瑞罵皇帝》、《論海瑞》、《海瑞罷官》都屬於學術性的著作。

　　而當毛澤東由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必須找到一個能把矛頭直指彭真、劉少奇的突破口時，吳晗是首選人物。這樣一來，上述學術著作就都由學術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成為大毒草。此時，吳晗成了被揪出來的“官”，彭真也成了包庇吳晗的“黑幫”。很明顯，只有拿吳晗這個副市長開刀才能聯系到鄧拓，才能聯系到彭真。設若吳晗只是個學者，不是個官，至少用不著毛主席親自出面指揮組織批判吳晗的文章，親自宣布《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此時就把吳晗學者的屬性剝得精光，變成一個“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可怕政治人物了。1969年，吳晗被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

“難於改變”的學術見解

　　吳晗是個學者，他有獨到的學術見解。比如，對朱元璋的評價，他在給傅斯年的一封信中認為朱元璋晚年得了“老人狂病”。毛澤東讀了吳晗兩次呈送的《朱元璋傳》稿本之後，第一次批評吳晗“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後來，毛澤東讀了吳晗的《朱元璋傳》1954年稿本後，幹脆直截了當地說：“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晚年應該寫得好點。”吳晗為更好地解讀毛澤東的批評，曾花大力氣讀了幾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著作，特別是毛澤東著作。但如何吸收、消化並運用到修改《朱元璋傳》中去，仍不得要領，對朱元璋的歷史評價依然故我。

　　吳晗並不是故意怠慢毛澤東的批評，而是沒有找到一個可以符合毛澤東意見的思路，以為寫歷史重在史料，只要史料充分，論從史出就可以了。吳晗並不知道政治家和學者對同一學術問題的評價和標準是不一樣的。政治家的評價標準是要考慮對現實的得失和影響，而學者的標準主要是史料的準確性和分析問題的科學性。這個不同的標準，鑄成吳晗沿著自己的學術見解越走越遠，而對毛澤東的批評意見卻理解不到點子上去，未能作出正面交代。（蘇雙碧）

轉自 《炎黃春秋》 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