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陳肇元意昂体育平台土木工程系教授。浙江寧波人。1952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土木工程系，留校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至今。專業特長為土木工程中的結構工程和防護工程，長期從事爆炸荷載下的結構動力反應與設計理論、混凝土結構性能與設計、高強與高性能混凝土結構、工程結構防災、混凝土結構的安全性與耐久性等領域的研究。歷任兼職：中國土木工程學會常務理事、副理事長，防護工程學會副理事長；國務院學位委員土木類學科評議組成員、召集人。曾獲國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北京市授予科技先進工作者，國家人防委授予科研先進工作者，國家建設部授予先進工作者，國防科工委授予獻身科技事業榮譽獎章，中國工程院院士等榮譽。

學生年代

　　1931年，隨著“九一八”事變的槍聲響起，日本大舉發動侵華戰爭。這一年秋天，陳肇元出生在寧波城裏的一戶普通職員家庭。盡管寧波早在18世紀就成為列強侵略下的開放城市，但他上小學的第一天，還是照例要首拜孔老夫子懇求學有上進。當時的動蕩時局影響到每個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陳肇元至今清楚地記得在淪陷區的寧波城裏，每個中國人走過橫跨甬江的靈橋時，都必須向站崗的日本兵行鞠躬禮。陳肇元的愛國意識也可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萌芽的。抗戰勝利後，剛念完初二的陳肇元轉到了寧波效實中學直至高中畢業。效實中學以學風嚴謹著稱，許多著名科學家都是該校的子弟，比如著名生物學家童第周、地質學家翁文波、首創斷肢體再植的醫學家陳中偉等，為他的中學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因為家中弟妹眾多，家庭經濟拮據，陳肇元上中學的學費和生活費用主要來自親戚資助。作為長子，家裏也盼望他能夠早點畢業找份工作緩解家務，這種壓力和期盼也使他深諳為人要有一份責任心的道理。“家中父母親很少關心孩子們的功課，母親總是教導我們做人要誠實，不與人爭。1949年高中畢業，正值寧波解放。當時還不像現在有全國統考，江浙兩省考生都選擇就近到上海考場。戰後的中國大地滿目瘡痍，鐵路、海路中斷，我挑著一根扁擔，一頭挑個箱子，另一頭挑個包袱，千辛萬苦才來到上海親戚家中。”一到上海，陳肇元就考取了清華、上海交大等多所大學，那時考大學也比較容易。他聽取親戚建議，為了容易找到好工作，最終選擇了近代著名實業家榮家創辦的私立中國紡織工學院，學校為大一學生教課的老師多聘請上海交大、聖約翰大學等名校的名教授兼職，但是，他很快察覺到解放後紡織市場的蕭條，也覺得不好長期依靠他人資助。學完大一，自覺戰後總要搞建設，就報考了國立意昂体育平台在上海招收土木系的轉學生。“我是清華的最後一代轉學生，自此之後，國內大學之間再沒有轉學的了”。直到60年後，陳肇元仍認為高校應該允許學生通過考試或考核轉學、轉系。“剛上大學的學生，往往不甚明確自己的興趣和誌向究竟在哪裏。我到清華那年，土木系招進了4個轉學生，同時又有6個土木系學生轉出到校內機械等系；清華建築系的許多著名老教授，當初考進清華時，有讀航空的、機械的，甚至有文科院系的，一年後他們轉到建築系，後來有些就成為了建築名家”。

　　當時的清華土木系學生按誌願分成結構、水利等4個專業組。陳肇元最初被分派到結構組。而所謂“結構”，就是房屋、橋梁等土建工程中以梁、板、柱等各種承重構件相互連接起來的組合體，起著支撐整個工程並承受各種重量和力的作用。“我看到清華的校、系圖書館藏書非常豐富，有的課程我只是考前去聽，利用缺課時間到圖書館自學。”他認為大學生教育應給於他們更多的自由，不僅要提高自學能力，更應該形成學習習慣。

　　1952年，國家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政府決定全國高校的大三學生都要提前一年畢業參加工作，最後一學期只能突擊上專業課。陳肇元說：“畢業時大家堅決服從分配，搶著到最艱苦地方去建設祖國，這樣的無私和熱情至今讓我依然激動不已。”全班約50人，最後分配留校工作的竟多達14人，其中絕大多數到新成立的水利系去了。但是畢業時誰也不曾想到，班上這些滿懷壯誌、一心報國的熱血青年，有些人竟會在5年後的“反右”和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慘遭劫難。

教學生涯

　　留校當助教的陳肇元，工作非常辛苦。學校對年輕教師上臺講課的要求很嚴格，首先要在教研組的會上試講，請老教師指點後才能過關，晚自習期間還經常要去學生宿舍為他們答疑。除了講授兩門結構類課程外，陳肇元還要參加竹結構研究。當時的校長蔣南翔提出學生幹部和年輕教師要“雙肩挑”，就是一頭挑專業，另一頭挑社會工作。他說：“南翔同誌的雙肩挑辦學思想確實有眼光，校內那些雙肩挑的學生幹部，後來有不少成為中央和地方的高級領導。我的社會工作是擔任土木系教師的團支部書記。有半年時間，這些重擔壓得我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但是一開始壓力重，慢慢適應後就變成了習慣，一空閑反而有失落感。別人說我出活快、效率高，其實我不比別人強多少，只不過在時間利用上可能多些投入而已。”工作3年後，陳肇元升任講師。

　　上世紀50年代初，毛主席號召要向蘇聯“一面倒”。其時的哈爾濱工業大學集中了一大批蘇聯專家，幾乎全國各地的高校都派教師去那裏學習。1955年，清華派他到哈工大當進修教師。“我在哈工大的工程結構教研組工作和學習了兩年，教研組的蘇聯專家是很著名的木結構教授，到了哈工大後當起了李昌校長的顧問。專家知道我在清華做過竹結構研究，就要我當他的研究生。”兩年科班式的系統研究，對他科研訓練幫助特別大，而且在專家身邊，其時轟轟烈烈的肅清反革命運動和“反右”都離他遠遠的，讓他專心做研究。

　　1957年秋回到清華時，清華的“反右”已經結束。“我被安排當系裏的科研秘書。回校後的教學任務主要是講授結構試驗課程，並帶領同學進行項目研究中的結構試驗。從1961年到1972年，除去脫產勞動半年和校內武鬥期間外，我完全脫離教學任務搞國防科研。1973年開始我被安排到首都鋼鐵廠，和工農兵學員一起開門辦學。說是開門辦學，其實與首鋼的工人和生產毫無關系，只是利用廠裏的幾個工棚，和同學們同吃同住而已。白天在工棚裏上課，晚上則是師生‘談心’。所謂談心，就是要老師交待‘活思想’，學生幫助老師思想改造。其實，那些學生在心裏都很尊敬老師，學習努力，懂得上大學之不易。夜裏，師生們挨個排起來，共同睡在用木板搭成的十米長通鋪上。這種師生關系現在看起來有些滑稽，不過確實加強了相互間的了解。以後我出差到外地，他們知道了就會來問候，見面時特別親切。”

　　1976年毛主席逝世後，開門辦學也就結束了。一回到校內，陳肇元即擔任了副系主任、地下工程教研組主任和黨支部支委三職，並講授一門課程，主編一本全國統一教材（承擔其中大部分的編寫任務），是教研組內工作量最重的。當時中央號召要“撥亂反正”，地下結構教研組被學校認為是一個“整頓就緒的戰鬥集體”，作為典型進行宣傳，擬越級提拔他為教授，連校外也有人知道了。他說：“從1957年反右起到1978年，學校一直沒有評過高級職稱。系裏還有做了近30年的老講師，名額有限，他們的專業水平比我強，這種典型不能當，當了也難受。”做了23年的講師，他在1978年升為副教授。5年之後當了教授，已是52歲了。

　　1984年學校任命陳肇元為土木系系主任，因此白天大部分時間他都必須顧及行政工作，晚上才能抓緊時間搞課題研究。“當系主任的4年，我在系裏其他幹部配合和幫助下做了幾件事，一是針對當時工程建設的需要，擴大土木系的專業領域，增設了建築工程管理專業，和城市交通、計算機應用、建築工程管理三個教研組；二是調整過剩的教師隊伍結構，輸送十名副教授到外校發揮更大作用；三是在課程設置上增設了用英語講授的兩門主課和幾門拓寬專業知識用的選修課；四是挑選年輕教師和優秀畢業生去國外深造，要他們在國外多幹幾年，有了一些成果後再歸來。”陳肇元說，他對開會最反感，“以往在學校裏大事小事都開大會，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大家已經看習慣了，耳朵的吸收能力已相對退化。我當系行政領導，只在過年過節召開茶話會，但每個學期結束，都會寫一個書面的工作匯報發給全系教職工。”

　　此外，陳肇元還十分熱心工程教育普及工作，擔任中國土木工程學會常務理事的20年時間裏，發起成立了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的教育工作委員會，並主持每隔2~3年一次的全國高校土木系系主任工作交流討論會達十余年之久，這一活動至今還在持續，得到各校的熱烈歡迎和支持；在此基礎上，一些土木工程房屋建築專業的專業課老師也組織成立了課程研討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中國知識分子的履歷表上，往往避不開那段被“改造”的命運，但是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政治運動之後，陳肇元自覺是個幸運者。“與我同時留校工作的14個同班同學，有4人在‘反右’時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了‘敵人’，有3人在文革初期就因不堪折磨而辭世。與我同時轉學到土木系的3個同學，一個打成右派，另一個在文革中自殺。我只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因為不滿大躍進時校內發動學生亂哄哄的大搞科研，又在刊物上發表了10篇科研論文，成為土木系教師中的頭號‘白專’典型；此後近20年，我寫過不少研究報告和文章，但再不敢個人署名，只能用工作單位或科研組的名稱，其他老師也差不多這樣。”文革期間，大批清華教職工下放到江西原為關押勞改犯用的鯉魚洲農場勞動，回來後多人感染了血吸蟲病；陳肇元又很幸運，因有國防科研任務被留在校內。直到1974年，他才下放到北京南郊的團河農場勞動一年。在這個原本也是勞改犯農場裏，他當上了養豬班班長。

一位老者的呼籲

　　回首在清華土木系工作的57年，陳肇元除了教學外，他的科研工作也隨著國家建設的需求而數度轉變：上世紀50年代，國內的鋼材供應極端缺乏，他集中精力在房屋建造中利用竹材的研究，對毛竹的受力性能、竹桿件的承載力和桿件之間的多種連接方法、跨度從6到18米的多種形式竹屋架及其設計計算方法進行了試驗研究，取得系統成果。60年代初，中蘇友好關系破裂，他作為主要研究人之一，參與了一系列防護工程科研項目。防護工程就是承受武器爆炸或直接命中效應的土建工事，這些成果為我國國防工程，人防工程的設計規範以及防火與炸藥爆炸的生產廠房倉庫等設計規程所采用。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工程結構的跨度、高度和承受的荷載越來越大，所處的環境也更為嚴酷，在這種背景下他轉向研究現代高強混凝土和高性能混凝土，長期擔任土木學會的高強高性能混凝土專業委員會主任，為在我國推廣應用這項新技術作出了貢獻。到了80年代末期，國內高層建築大量興建，基礎埋得很深，需要開挖基坑，他就探討基坑的土釘支護技術，並且在國內最早主持編寫出版了《高強混凝土結構設計施工規程》與《土釘支護設計施工規程》。對於自己的研究，陳肇元最看重的有三項：防護工程，高強高性能混凝土結構和下面要說的混凝土結構的安全性耐久性，他認為：“如果說我在科研上有過些微成就，那也是生當其時，主要是時代賦予的機遇，其次才是中少年時逐漸培育起來的勤奮和求實的習慣，在工作上能多花一些力氣。”

　　從90年代開始至今，他的精力主要用於分析國內土建結構工程的安全性與耐久性現狀及其存在的嚴重問題，研究混凝土結構耐久性設計方法，推動國內工程界對結構耐久性的重視，多少引起了相關部門對這個問題的關切。陳肇元表示：“我國的結構設計規範存在許多認識誤區，並且已經給近年建成的土建工程帶來眾多隱患。其中之一就是不顧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和需要，在現代化建設中，固守過去備戰、備荒年代裏的工程結構設計在安全性和耐久性上的低標準，用來打造現代化的土建工程。”

　　結構的安全性無疑最為重要，它的失效就是建築物的塌毀，家破人亡；結構的耐久性是結構能夠抵抗環境作用的能力，如雨水、冰凍、空氣等正常大氣作用和接觸含有鹽、酸等有害化學物質的水、土和大氣汙染的侵蝕作用，它的失效就是結構使用壽命的終結。

　　對於結構的安全性問題，陳肇元顯得憂心忡忡：“去年5月12日的四川汶川縣發生特大地震，居然有600多萬間房屋倒塌。而房屋倒塌是地震造成人員傷亡的最主要原因，提高工程結構的抗倒塌能力，是我國急需解決的問題。”比如，上世紀以來，我國共發生過6級以上地震800余次。在20世紀，死亡人數超過20萬的2次地震都在中國，就是1920年的寧夏海原地震和1976年的河北唐山地震（死亡24萬人），“但是僅僅唐山地震9年後，智利Valparaiso城地震僅死亡150人，人們不禁要反思的是：為什麽在同樣7.8級地震和100萬人口的城市，唐山死傷為什麽那麽慘重？”

　　陳肇元認為：“之所以我國的地震死亡人數遠超其他國家，原因除了人口眾多和廣大農村地區事實上並無地震設防要求外，主要在於對地震預防的認識不足和措施不力。地方行政領導在各種災害發生後，都能夠全力動員各種力量轟轟烈烈地進行搶險救災，但對將來可能遭受的地震則極少關心；也可能前者人人都能看到，關乎政績；而後者在其短短的三五年任期內，正好碰到地震的可能性太低。如果像有的國家那樣，在可能發生大震的城市中進行不定期的群眾性地震演習，來提高人們對災害的警惕和知道正確的逃生方法；這在我國又會顧慮引起人心惶惶、不利於社會穩定。”

　　一個建築物需要有怎樣的安全性水準，本來應由設計人員根據業主的具體需要共同商定，而設計規範規定的要求本是國家為了保障民生的“最低限度要求”。比如地震的“震級”，表示地震發生時釋放的能量的大小；地震的“烈度”則表示地震影響區內對建築物的破壞作用程度。離開震中越遠，震級越低，烈度就越小。由於目前的科學水平仍然難以實現地震預測，因此為了減輕地震造成的損失，當下最現實方法就是加強建築物和各種重要基礎設施的抗震能力，這些對於建築物的設計來說，似乎要比只是死板的根據現行結構設計規範規定的“抗震設防烈度”進行設計更為重要。可是現在的設計單位仍往往按最低限度要求進行設計，無疑會損害一些工程的質量。“現在的住房都已基本私有，而建設部和國家計委1989年發布的《新建工程抗震設防暫行規定》明確提出：各部門、團體和個人不得隨意提高或降低國家規定的設防烈度；這一規定‘暫行’到今天，仍未見明文廢除。如果設計人員只能按強製規定的設防烈度設計，而業主要求更高的安全標準不被允許，萬一強度超過設防烈度的地震來了，個人房產損失了，則‘暫行規定’的主管和製訂部門是否從法律和道義上都應承擔責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何規範的主管部門總是不肯明示規範中的要求只是最低要求，而業主和設計人員理應按照工程的實際情況和需要，有時必須按高於規範最低要求的標準進行設計。”

　　除上述之外，陳肇元認為，地震造成的經濟損失已經隨社會進步而遞增。在國外的幾次地震中，建築物倒塌很少，但經濟損失巨大。1976年唐山地震時當地經濟尚不發達，直接經濟損失不過60億人民幣，1994年美國Northbridge地震，死61人，經濟損失300億美元；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死5250人，經濟損失約達1400億美元。

　　前不久，臺灣的一個土木工程專家送給陳肇元一個光盤，記錄了“Discovery”頻道製作的由專業人士完成的一部片子，模擬美國紐約遭受大震時的慘狀。他說：“我們的政府部門是否也可贊助設立一個研究項目，模擬現在的北京如果重遇1679年康熙統治時曾遭受過的那樣8級大震會成為什麽樣子？比如花費巨額費用建成的CCTV怪樓，在地震中又會變成怎樣？據記載：那次大震的震中離北京城中心僅40公裏，城垣坍毀無數，宮殿民居十倒八九；這個問題或許並非妄想，因為上次大震距今已有300多年，誰也無法證明地震能量的積累不可能再次爆發。這種科學的形象模擬情景，或許可以提高我們和各級政府的決策領導部門對地震預防重要性的認識，能夠更多的著眼未來，不局限於眼前個人和部門的得失。對待地震要像對待疾病一樣應該重在預防。當然，預防和救災兩者都要做好，不能偏廢。”

　　同時，陳肇元還指出，結構安全性的另一方面是房屋在人員、設備重量和風雪荷載等“一般荷載”作用下不致破壞的能力。我國早期的結構設計標準是學習二戰後的蘇聯規範得來的，適應當時飽受戰爭重創的蘇聯為迅速恢復重建的急需，在結構設計的安全性設置上采用了低標準，這也符合我國解放後的政治經濟情況。可是50多年來，這種低標準在國內的規範中沒有根本變化，已完全不能適應當前國情。

　　客觀形勢的主要變化有：結構的造價在整個建築物中所占的比例愈來愈低，對於大城市內的高檔房，甚至可忽略不計；也許最重要的變化是，房屋建築多已成為商品，老百姓買房總是希望房子結實點好。意昂体育平台有一個家屬區，蓋好後有的住戶自搞內部裝修，鋪設了較厚的地面磚，居然會將鋼筋混凝土樓板壓裂，結果只能被勒令拆除地面磚。如果將樓板設計得結實一些，也只需在樓板內多放幾根鋼筋，每平米增加的費用要不了幾元錢，多花小錢，有個結實牢靠的樓板，能讓用戶住得放心，用得更隨意，這有多好。

　　據陳肇元介紹，我國結構設計規範對房屋建築的樓板能夠承受的使用荷載要求，在解放後一降再降，從50年代末的大躍進至今，按我國設計規範規定的每平方米樓板在考慮了安全裕度以後所能承受荷載的能力，對商場、戲院等公共場所的樓板只有歐美等國家要求的60％左右，對辦公室、宿舍等只有國外的45％（在2000年後提高到62％），尤其是房屋中的公用樓梯、通道以及陽臺等有可能在緊急情況下出現極度擁擠和需要逃生救援等場所的樓板，與國外相差達1倍以上。又如公共場所的欄桿，人員擁擠時能承受的水平方向推力低到只有國外要求的1/3。

　　“安全事故往往由多種因素湊在一起造成，豆腐渣質量以及各種天災人禍常是直接原因或主要誘因，但也往往隱藏其他因素。可是我國對於處理工程事故的常規做法，就是局限於追究事故責任人。如果是自然災害，誰也沒有責任，極少進一步分析深層次的原因，並及時反映在技術規範或管理規章的修改上；如果是人禍，處分有關的責任人員以後也就完結。於是等待下一次的類似事故繼續上演，所以很難根治。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與技術規範的作用在我國被嚴重錯位有關。凡是滿足規範要求的都沒有錯，凡是規範沒有規定和提出限製的，各種偷工減料的事都敢做。在工程質量安全事故面前，技術規範既然作為裁判，怎能與事故發生幹系？其實不少事故的發生，就與規範內容與規範管理上的缺陷有一定關系，單純用技術規範的要求來判斷工程事故責任，有時可能顛倒是非。”

　　說到結構的耐久性和使用壽命，陳肇元已經抑製不住激動的情緒：“這只要看看解放前和解放後不久，在上海、北京等城市按正規設計建成的房子，除非被人為拆除，到現在都好好的，而1955年或1954年以後蓋的多破舊不堪，有的甚至不到30年就要大修。至於露天的橋梁壽命就更短了。一般房子的設計壽命是50年，並不是到了50年就該拆除，而應該是在一般的日常維護或小規模修補下，應該至少應有95％的房子到了100年也不需要大修的，這相當於設計壽命的保險系數為2。房子耐久性差，老百姓承受不起；再說資源有限，國內一些地方連砂石供應都感困難了。”

　　近些年，圍繞土建工程的安全性和耐久性問題，陳肇元寫文章、做報告，並多次向主管部門呼籲。但在一個越來越急功近利的年代裏，主管部門更多關心的是其任期內千萬不要出大的安全事故，開發商看重的是現實的經濟利益，陳肇元的聲音顯然過於微弱。

　　由陳肇元主編並書寫其中大部分內容的國家標準《混凝土結構耐久性設計規範》，已在今年正式頒布，編寫這本很薄的規範，他花了大量精力，歷時6年，有二十余人參與。在這本規範的總則條文中，明確提出了規範規定的要求只是最低要求。他說：“繼續執行安全性和耐久性的低標準，既不符合國家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也有損我國建築業的國際形象，總不能把低標準說成為高質量。”（陳菁霞）

轉自 中華讀書報 2009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