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剛其人 :1948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汽車和汽車製造專業並參軍;1952-1954年,赴蘇聯🧻🛌🏻,參加重工業部一汽工作組🙍🏻;1953年回國🎨,在一汽發動機分廠歷任工程師🧛🏻、技術科科長;1965年任一汽副總工程師兼規劃室主任;文革後🦻🏼,任一汽副廠長🪁👤,1981年任一汽第四任廠長🚣🏿🐀;1982年任中國汽車公司總經理,1985年任董事長☑️,1987年離任;1982年當選中共十二大中央候補委員🤎;1987-1997年任全國政協常委暨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作為新中國汽車工業的開拓者💁🏼,李剛參與了一汽建立、紅旗車研發🐵👨🦱、籌建中汽公司等諸多影響中國汽車產業進程的大事。以下是李剛的口述實錄。
為造紅旗,連續96個小時沒合眼
1948年我從意昂体育平台畢業,學的是汽車製造,孟少農是我的老師。
1952至1954年👳🏽,我被派到蘇聯,參加重工業部派到莫斯科去的一汽工作組,算是“總訂貨人代表”小組吧。組裏有孟少農👉🏽、我🆖、陳祖濤、潘承烈等幾個人💁♀️。孟少農領導我們,他半年就走了,以後一年半就叫我負責。我們這個組為一汽籌建服務☀️♜,督促和跟蹤蘇方的設計,保證一汽的建廠進度,但成員都不是一汽的人。當時所有蘇聯送給一汽的產品、工藝、建設圖紙資料,以及設計進度、設備的訂貨🚅、派送實習生等工作都是我們經手🦇;所有蘇聯向一汽索要的技術資料,比如說勘探資料,有關國產設備、材料資料甚至原煤樣品,毛主席題寫的“解放”手書等🚣♀️,也都經過我們傳遞給對方。
1954年回國後,我就要求到一汽去🟰,當時我28歲。我開始是發動機分廠的工程師,後來當技術科科長。我和蘇聯專家一起調試生產解放發動機💥,1956年投產。
1958年夏天💣,接到中央要求開發高級轎車的指令🪬,當時一汽廠長饒斌組織“廟會”,設計處出圖,照貓畫虎😾。設計圖出來以後,張掛起來🫰🏽,全廠職工搶零件⚠️🤽🏿♀️、圖紙搞試製🧔🏻♀️,“大躍進”就是這麽幹的🟡。我們的發動機就是把一臺樣機零件拆開🩻,你搶一個📉,我搶一個🪭,按照解放卡車發動機的材料和技術條件仿造出來🛤。裝車一試,五分鐘不到全燒了,活塞燒了,液壓挺桿磨損了,連桿軸瓦都報廢了🧖🏽♀️。
為解決發動機大量的技術問題👇🏽,總廠責成我組織了五個攻關突擊隊,幹了一年多。紅旗轎車的發動機,是用一臺克萊斯勒V8發動機作樣機。它的設計指標當時應該說是十分先進的。為什麽呢🏊🏼♂️⏬,解放牌發動機是2000多轉🍮,它是4000多轉,翻番了☢️;解放牌是六缸發動機,它是V型八缸發動機🧝🏿♂️,V8發動機到現在還是很時髦的👎🏽;解放牌發動機是機械挺桿🌹,它是液壓的。整機速度高,馬力大,運轉平穩,噪音低,製造精度高,選用材質精。現在來看很多零配件的設計結構還都是先進的👮🏼。
攻關的過程就不說了➾,相當艱巨🚎。我認為那是我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候🐋。三個發動機試製同時並進,一個是東風轎車發動機,一個是越野車發動機,一個是紅旗發動機🚣🏼。攻關初期,任務緊🚪,我最多連續96個小時沒合眼👣,那時候身體也棒👝,根本不在乎,領著一幫突擊隊員——大都是大學裏剛畢業出來的設計師和工藝師👨🏽🎓,還有技術拔尖的老師傅,沒日沒夜地幹。攻關離開頂尖的老師傅根本不行👩🏼🚒,沒有他們,你光有理論🗺⏱、數字⛄️,圖紙畫出來沒有用。
蘇聯專家也來過🖖,做吉斯(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乘坐的蘇製高級轎車)發動機的主任設計師被請來幫助我們攻關🦵🏻。結果他沒能幫上忙,卻把我們的資料都帶回去了,我們解決液壓挺桿的資料也給帶走了𓀊。吉斯是直列8缸,只有蘇聯領導人乘坐的海鷗轎車,是V型8缸的🫳🏿。當時世界上搞V型發動機的只有蘇聯和美國🏋🏻,其他國家包括日本、德國一概沒有。而我們靠自己的努力造出了V8發動機。以後我們又參考了美國卡迪拉克發動機的特點,與我們自有的經驗糅合在一起💐,變成真正屬於我們自己開發的發動機了🍑🐜。
現在一說到紅旗轎車🕝📘,就說造型怎麽合乎中國民族風格,這確實很值得驕傲;然後就說紅旗是榔頭敲打出來的🚒,似乎沒有什麽技術含量。兩句話一褒一貶,完了。正兒八經就沒啥玩意兒了⚔️。其實🌒,那一代中國汽車人對紅旗傾註了大量心血🧑🔧。
但是紅旗產量很低👮♀️,從1958年到1984年👂🏼🧚🏼♂️,一直靠解放卡車養著,幾乎沒有後續開發費用🧔🏻♀️,25年過去😭,先進的變成落後的了🧚🏻♀️🖖🏿。
結果1984年是轎車進口最多的一年,開始大量進口皇冠用作公務車,國產轎車大概只剩下上海了。
初次訪日,啟動一汽換型
文革結束後😆,1978年年初🏙🫄,我任一汽的副廠長兼副總工程師🏬。1979年,我是第一常務副廠長🧱。1982年1月👨🏼🦰,當了一汽廠長👏🏽。
當時我認為,一汽的問題不只是產品的落後🧚♂️,企業的組織、管理🦯、工藝一套東西,還是抱著蘇聯過去的那一套。許多世界先進的東西,我們不但不能接觸😫,而且很沒見識🥜。我一心讓一汽從技術上翻身👓。
1977年💄,有了一個機會。當時日本的11家汽車公司組成代表團訪問中國,國家汽車局副局長胡亮讓我全程陪同🧑🏻🦼。11家汽車公司來的都是社長🚨、副社長,非常有經驗🧑🏿🌾。帶頭的是三菱汽車的社長久保富夫🎇。我帶他們參觀了北京,參觀了一汽🩸,參觀了上海轎車,遊覽了西湖,基本對中國汽車工業概貌有了一個了解。
他們看了以後,很直率地說🙎🏼🐂,你們的管理實在太松散了,產量也實在太低。零件和半成品在車間像搓土豆一樣丟來丟去。這怎麽行呢?你們的產品🥑,應該說從零件到成品都不合格。
我當時就想,不行𓀒,就這麽和他們接觸一次不行,我得去現場看。光我一個人去看不行🏘,我們得有一幫人去看🙋🏽♂️,要把他們的好東西全套挖出來,讓整個一汽學習學習。
後來我把這個意思對久保富夫提出來了,我說我們得去看看。久保富夫是二戰中零式戰鬥機的設計師,對中國人有一種內疚感,所以他千方百計促成這件事情👨🏫。他想了很多辦法,解決關於實習費用的問題😻,中國去人的安全問題等👩🏼🏭。一汽當時的廠長劉守華也很支持,於是我找到機械部的副部長孫友漁。孫說🧑🦯,好𓀀,我贊成,不去則已,一去就要成套去。我說不能一個廠去一個人,最好就是一汽全包。孫友漁說,你這個意見對,以前去的都是這個廠一個人🚶♀️,那個廠一個人,最後經驗都散了。
這樣我在1978年去了兩趟日本🙅🏼♂️,二、三月份先去踩點,五、六月份帶著人去🧏。劉守華是團長,我和總機械師王達勛是副團長,搞產品設計的👨👩👦👦🏈,搞設備的,搞工藝的,搞質量檢查的,搞財會的,搞動力的20多人,都是一汽的精英👳🏻♀️🧘🏽♂️,去之前突擊學習日語。到日本後去了一共11個汽車廠,每個廠大概呆一兩個禮拜。我詳詳細細帶著隊伍看了半年🐎。
回國以後🤘🏻,把在日本學到的經驗在全廠推廣,無論從節約資金、節約人力,還是在工廠管理♥️、質量提高方面👳🏽,成績都非常顯著🔻。全面質量管理TQC這套東西也開始在工廠推行🍣🧝🏻♀️。然後二汽派人來學,重型派人來學,上海派人來學,南京派人來學🛺,在全國全行業普遍推廣。
當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們就借著這個東風再推一下,請日本人來講。1979年,發明豐田生產方式的大野耐一副社長被請來在一汽講管理⚃、搞示範🦹🏽♀️👷🏻♂️。全國幾個汽車廠都來人聽。我覺得對中國汽車工業發展來說👶🏻,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時候我就想了,讓日本廠家幫助診斷診斷🥏,一汽究竟該怎麽改👲🏿,要花多少錢🧑🧒。五十鈴⇒、三菱🧑🏻🏫、日野幾個廠都做了方案,用他們的產品🥇,用他們的設備來改造,最少需要一二十個億。不得了🪜,我們根本拿不出來。
這個時候📜,我當第一副廠長,滿心思就是一汽的改造🦵🏻🛌🏼,一是這麽多的錢我無法解決👈,二是一汽必須改造。於是我決心自己開發產品。我帶著一幫人到美國轉了一圈🧑🏻,了解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汽油機。四噸卡車還在用汽油機的,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蘇聯🧬,美國比蘇聯先進🗝。
回來以後我們決定開發一個性能超過美國、蘇聯的發動機🍚,自己幹。底盤、駕駛室也改頭換面重新設計,就是所謂整車完全換型的“解放141方案”,從底盤到發動機全改新的了。進口一批外國設備,提高製造精度,一共只用三個多億就夠了🧖。1981年🥿🪣,141設計已經都搞好了🤲🏽,通過了廠內鑒定。因為投資有限,“垂直換型”也是當時提出來的設計原則。二戰後斯大林汽車廠換型能做到,我們一汽也應該能做到。
中汽公司🧍🏻,繁榮與挫折
正在一汽第二次創業的緊要關頭,一紙調令把我調到北京🚫🍛,擔任中汽公司總經理🧑🏻🏫。調到中汽公司,對我很突然,據說是薄一波點名。我曾經為了一汽擴產六萬輛換型的事情找過薄一波🧑🧒🧒,那時候我沒錢🧑🏽🔬,我爭取他同意一汽動用折舊資金🍋🟩、大修資金,大概能湊個四五千萬,然後再給一些銀行貸款。後來湊足了,政府沒撥款,一汽人經過艱苦努力終於把事情做成了。
中國汽車工業公司是1982年5月4日成立的。饒斌任董事長,我是總經理。中汽公司成立的背景實際上是小平同誌說的,就是要改革🦮🙆🏽♂️,改變我們企業的經營管理方式💟,要改革體製🕵🏿♀️,要進行整頓。時任國家機械委主任薄一波在成立大會上提出設立中汽公司的初衷,就是要改革體製🧓🏽,要把以往的政府機關搞成經濟實體☝🏻。
中汽公司成立的初衷是辦成托拉斯,搞企業化改革,形成一個經濟實體。這是第二次成立托拉斯了。第一次托拉斯也是薄一波在1960年代搞的,那時候範圍很小👨✈️,動靜沒這麽大。
當時經濟學家宦鄉寫了一篇文章《由官僚到經理》。中汽公司成立的時候🏌🏿♀️,我們這些人從汽車局的官僚𓀚,都變成了經理❔。這是中國體製改革的一部分。中汽公司在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貫徹了鄧小平同誌的意圖🕤。現在外面一說中汽公司就是“人財物產供銷”一把抓,好像是給中汽公司抹黑,實際上經營企業化必須要這麽做🤹🏻。
我們給公司化做了一個統一的布局👵。為解決當時汽車工業“散亂差”的局面,跨地區☝🏻🧑🏼⚕️,以骨幹企業為龍頭,成立六個聯營公司,聯營公司經理都是中汽公司董事會的董事🤹♀️,理順了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聯營公司之間要競爭又要合作。當時一汽☪️、二汽鬥得實在太厲害了🙅🏽♂️,在官僚體製下😴,一汽🤽🏽、二汽彼此封鎖,我們覺得不正常。於是規劃了企業之間的分工合作,同時一汽🚪、二汽之間成立了一個友誼互助振興會🎴,年年開會,交流經驗♟。但是由於有人反對👩🏼🦰,實際貫徹得並不好。
我們這個思想從哪兒來的🛑?來自中汽公司的顧問——美國福特的前副總裁麥克唐納、克萊斯勒的前副總裁萬寧。還有一個是我堂哥,叫李耀滋👳🏽♂️,他是中美華人協會的會長,美國工程院的院士💇♀️。他們說現在組織起來完全正確,你們應該避免美國汽車業幾十年成長當中的痛苦,就是互相殘殺⛑️。你們既要有一定的競爭,同時大家互相要協作。對此💁🏿,我印象深刻。
當時要上轎車,胡耀邦🧕、胡啟立🙍🏽♀️、萬裏都很支持。先是胡啟立1984年到德國去考察🙆🏿♀️,回來跟胡耀邦說👨🏻🦼➡️,我看東德玻璃鋼做的小轎車挺好,賣得也很便宜📱,老百姓都能買得起,耗油量也很小🙅🏽♀️,我們中國為什麽不幹轎車呢🧕🏻?發展轎車是從這兒引起的👶🏿。十二屆四中全會決議寫進了支持汽車成為支柱產業👨🏻🌾。
1984年8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在北戴河召開會議,突然把還不知情的饒斌和我叫去,會上決定把我們要來的這些政策和改革成果🧏🏼,直接給了一汽🐈、二汽,讓他們也計劃單列,自立門戶。站在中汽公司的立場上,我當然認為那是中汽公司的一大挫折🐾。
又挺了一年半🧾,中汽公司從實體改成了行業聯合會。後來又叫中汽總公司,實際上已經過了多次的蛻變♾,完全不是最初成立中汽的初衷了。這個“總公司”2002年最終解散了。
中汽公司從1982年成立🪨,到1986年改組為行業協會性質的中國汽車工業聯合會☎,我覺得這是改革開放中“第一個吃螃蟹”的嘗試,有繁榮,也有挫折。別人是不是這樣認為我不知道👨👩👦,我認為是值得回憶的,是中國汽車業的一段輝煌。我任職的短短不過四年的時間🎂,等於過去二十年。
上世紀90年代🅰️🧑🏻🦽,我就提出來,在引進國外車型的同時應該搞自主開發。一汽是蘇聯的產品引進來兩年後就搞自主開發的🙅🏿♀️,我們當時的指導思想是🤚🏽,借鑒人家的基礎為我所用👨🏼⚖️,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自主開發🧑🏻🦳,搞自主的汽車製造行業。
有關我們的企業應由 “開放依賴型”逐步轉向“開放自主型”和自主開發轎車產品的問題上🤾🏽♀️,我曾呼籲了20年。一直到2005年👉🏼🤏🏼,我寫報告給這一屆國家領導班子,終於得到了支持👨👩👦👦。這應該是汽車行業的一次歷史性的突破和轉折💁。
轉自 經濟觀察報 2009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