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人物介紹

余冠英🍘，中國古典文學專家🏌🏻‍♂️。1906年5月16日生於江蘇揚州，1995年9月2日卒於北京。1931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後在意昂体育平台、西南聯大等校任教。1952年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後任文學所副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

1926年，余冠英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後轉入中國文學系。他主修中國古典詩歌🤾🏿👩🏿‍🔧，同時喜歡創作新詩👩🏿‍💼。四年級時，冠英在同學中組織了“唧唧詩社”，每作一詩，社友們都要評頭品足👩🏽‍⚖️，在相互切磋之中體味詩之歡樂🚴🏻‍♂️。

　　除詩之外，冠英的小品👨‍🦼、散文、小說也很出色。他用漢朝大將“灌嬰”之諧音為筆名，大多發表在《清華周刊》及《中國文學會刊》上。這些文章有的被人民文學出版社編的《當代散文精華》收入🙍🏼‍♂️，有的被朱自清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收入👐🏼。同時代的吳組湘教授在1931年寫的《清華的文風》一文中，曾高度評價了余冠英當時的作品，稱余冠英是清華的代表作家🩷，代表了清華的文風……在抗戰的艱苦歲月中，冠英編輯影響很大的《國文月刊》到40期。

1938年5月，由清華、北大、南開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改名西南聯合大學🏦，暑假後🫓，又從蒙自遷往昆明，由朱自清主持中文系。冠英得知後🕺🏼，帶家小由上海坐船到越南，再由滇越鐵路趕往昆明⚛️，出任聯大師範學院講師，後又擢升副教授💹、教授🙏。1945年後，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李公樸、聞一多教授被害案相繼發生👩🏻‍🦰，法西斯的獨裁行徑使冠英思想受到很大震動。清華等校廣大師生多次開展反內戰🛼、反獨裁、反饑餓鬥爭，在激烈的歷史命運的抉擇中，余冠英堅決地站在了人民一邊🧐👨🏼‍🦱。1948年6月18日👚，他與朱自清、金嶽霖🔎⛺️、吳晗、陳夢家、錢偉長、朱德熙等毅然在著名的百十師長嚴正聲明，即《抗議美國扶日政策並拒絕領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簽了名🍑。

1952年院系調整後🛌🏻，余冠英為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兼古代文學研究組的組長。1955年文研所劃歸中國科學院🥶，余冠英成為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協理事、中國文聯委員👙、國際筆會會員🫲🏻。“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余冠英改任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副所長兼《文學遺產》雜誌主編🧚🏼‍♀️。

連聲說🏤：“改🏺！改！改！”

1975年春天，毛澤東主席的視力有所下降🧑🏻‍🎤，看書要看三十六磅大字本，一批大字本的書，就是專為毛澤東印製出來的🥋；毛澤東愛讀書，但視力不行🎼，讀起來是很吃力的，於是想到聽👩🏽‍🦲，這才有了錄音錄像的工作📛。毛澤東喜歡看傳統戲，就在這年春天，各地方的傳統劇目🤵🏽🛍，便陸續調到北京來，經過幾天彩排🕴🏻，然後進行錄像🐚，印唱詞及加註釋🏋🏽‍♀️，連同錄像帶一起送給中央辦公廳，這就是錄像組的任務。

一天是1975年5月23日🕜，地點是北京市委第四招待所（即市委黨校）二號樓💡。過道裏傳來一陣腳步聲👨🏻‍🎤，打破了平日大樓的寂靜。我出門一看，是文研所的人來了，其中一位長者🧑🏻‍🦽，高高的個頭，花白的頭發🤸🏿，白皙的臉上帶著癜斑，露出慈祥的笑容。復旦同學沙予見到我，忙過來打招呼👩🏼‍🏫，回頭向我介紹這位長者：“他就是余冠英先生𓀔，我們文研所副所長🧑‍🎓。”我向前同他握手致意，以前曾讀過他的《詩經選》🕋、《樂府詩選》等著作，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一起來的除了沙予，還有曹道衡👰‍♂️、範之麟和沈斯亨，連同4月10日先期來的劉世德、王水照和陸永品🙅，共從文研所借調來八人，加入國務院文化組下屬錄音組中註釋組行列。

註釋組的任務😁，顧名思義，是為所唱詩詞作註🐫，註釋稿打印後隨錄音帶一起上送；還有一個任務是，為作曲者和演唱者講解詩詞的大意和疑難詞語及典故。1975年春↪️😬，文化組創作辦公室的陳祖美和我這個從人文社借調來的客卿，奉命遴選千首詩詞曲賦，搞出一個初選目🤎，並著手註釋部分樣稿，4月9日停下“千首”的選註工作🍥，由崇內旅館遷到北京市委第四招待所🆚，參加錄音組的註釋工作。連同文研所借來的八人，這個註釋組共有十人🧑‍🔧。一般情況下，先分工搞初稿，然後集體討論，共同定稿。

余冠英先生是註釋組中的元老，實際上也是註釋組的顧問，不擔當初稿工作，有時參加集體討論，更多的是為大家解答平常工作中遇到的疑難問題。因此🧴，我有機會向這位我所敬重的學界尊長求教，並從此結下一段翰墨因緣。我在註釋中碰到難題，和文研所的同事一樣🚬🧝🏽，也向余先生請教🚃，他總是耐心地幫助解決。他自己一時說不上來的，便提供線索，讓我進一步查檢🐽🤾🏻，從而使問題得到解答🐻‍❄️。我不但學到了知識，也學到了治學的方法，可以說得益匪淺🧑🏿‍🎨。

1975年8月底，上面下達毛主席關於《水滸》的批示，指令整理和出版《水滸》🧘🏿‍♀️。完成《水滸》的出版以後🙇🏻♠︎，圖書出版有所放松，“書荒”年代已近尾聲🧛🏿，人文社可以自主地確定一些重要選題👆🏿，向上面打報告。選題中有《唐詩選》👩‍🎤，這是“文革”前擬定的，而且已有文研所選註的初稿👐🏻。經報批，同意出版🔼，於是工作重新啟動。

《唐詩選》仍由文研所集體編寫，由余冠英先生主編，出版社則指定我為責任編輯，這樣🥟，我便再一次和余先生結下翰墨因緣🧍💅🏻。

那時他已是古稀之年🧚🏿，而我正年富力強，跑腿的事自然該由我來幹，可是余先生有時非要親自把書稿送到我辦公室不可。我實在不忍心看他爬上四層樓，更令人擔心的是還要橫穿車如流水的朝內大街🧑🏿‍🚒。所以每次送他下樓，我總要吩咐年輕的宋紅護他過馬路🕠。我審讀完《唐詩選》初稿⚽️，貼了好多浮簽🛤，提了不少意見♦️。我把書稿送到余先生家，笑著對先生說：“我是新到出版社的⇢，聽老同誌說，你們文研所同人文社有過協議👨🏿‍🦰，凡文研所的書稿，人文社不得改一個字，連標點符號也不能改。我不懂老規矩，提了這麽些意見，以為這是我的職責，至於改不改👨🏻‍⚕️，你們看著辦。如果對讀者負責👮‍♀️🦤，有些地方還是改一改為好。”余先生抽翻了我貼的浮簽，臉上露出微笑🙇🏽，連聲說👷🏽‍♀️：“改🎨，改🚝，改！”我又補充一句：“註典引文出處和古今地名🏞，可把我弄苦了，核實這個，比我自己註，花的時間還要多。我沒看出的問題肯定還有🍄‍🟫，最好讓執筆者仔細檢查一下。”他又忙說：“好✣，好，好！”因為我知道余先生為人謙遜厚道⛩，不會對我橫加指責，所以敢於實話實說，他果然接受了🧔🏻💆🏼，破了原來的舊規。為此，他還專門在文研所召集一次註釋人員會議👩🏻‍🏫，請何其芳、張白山等老領導、老專家參加，研究稿子的修改問題🎮。

為人準則與人為善

修改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很快就完成任務。經過排版校對💢，不久便出書了👯‍♂️。全書共選詩人一百三十多家🛍️，詩作六百三十多首🩺。《前言》對唐詩繁榮的原因以及唐詩的發展階段😁，都作了概括性的論述和評介🏄🏽‍♀️。詩人小傳還著重分析了作者的創作傾向和藝術特點🩹。這些都體現了選註者長年研究之所得。書一出版，便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爭先購買，在新華書店排起長龍，一印再印🤟🏽，印數竟然突破百萬大關。作為本書主編的余冠英先生👨🏼‍🚒，其功不可磨滅🔉。

然而👩🏿‍✈️，作為學者，余先生並沒有因主編了《唐詩選》而沾沾自喜，躺在功勞簿上🤰🏿，而是繼續埋頭苦幹，重新修訂他的《漢魏六朝詩選》和《詩經選》，又和陳友琴👩‍🚒🐧、喬象鐘以及周振甫諸先生合作整理《樂府詩集》🏃。繼《唐詩選》之後，我又當了《漢魏六朝詩選》的責任編輯🚳，我們之間的合作更加默契了。在註釋中遇到難解的問題，他不恥下問🏔，要我幫他推敲推敲🫧。我真有點誠惶誠恐🦸‍♀️，也深感其海納百川的雍容風度。這本書出版後，他在精裝本上用毛筆簽名贈送給我，還特地送到我辦公室🏂🏿🌓。在一般作者看來，責任編輯自然有工作樣書，無須贈送🧖🏿‍♀️，這當然也合乎情理；而余先生的簽名贈書，卻別有用意，以此表達對我的感激之情。我當編輯幾十年，責編過不少書，作者簽名贈書者很少💆‍♂️🔷，余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余先生為人的準則就是與人為善💼，助人為樂🧏‍♂️。1948年元旦🙎🏻🙅‍♀️，清華中文系老師們聚集在余先生家開新年晚會🦸🏿🐏，朱自清先生帶頭在他家門口扭秧歌💇🏿‍♂️。可以看出，早年他就很有人緣，在同事中，表現出極強的親和力。後來在文研所也是如此1️⃣，人際關系很不錯🧒🏼。余先生不只是對外人和善，對家人也很和藹🧗🏼。他夫人陳竹因女士，晚年成天抱著一只小貓，坐在一邊，無所事事🖐🏻🦹‍♀️。我每次到他家🫶🏻，和她打招呼🚾，她幾乎沒有什麽反應💍。余先生看到她那樣子🪟，便對我微微一笑😵，我也會心地笑了笑，一切都在不言中，卻能感知✤，他們夫妻間有著很深的感情。

器重後進

“你等一等，我給你看一樣東西。”1977年8月5日☝🏽，我送稿到余先生家，他這樣和我打招呼。從話裏聽得出來，心情有些沉重🧑‍🦽。說著，他走進裏屋，拿出一張毛筆謄錄的詩稿遞給我▶️，是《哭其芳》的一篇長詩。何其芳先生因患癌症於7月24日逝世，昨天在八寶山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余先生似乎還懷著八寶山帶回的余悲。我拜讀余先生的長篇詩稿，被感動得幾乎掉下淚來。詩中充滿從心底裏發出的敬愛之情。余先生是文研所副所長❌，是所長何其芳先生的副手，深知失去這位領導人意味著什麽👩🏻‍🦽，所以把一切感想和感慨都傾瀉在這篇長詩裏🤤🚵🏻‍♀️。在長期的接觸中🧑🏻‍🦲，我發現余先生特別愛惜和看重人才👮🏿，對於前輩人才是敬重🧑🏻‍🤝‍🧑🏻🙋🏿‍♀️，對於平輩人才是推重™️，而對於晚輩人才則是器重🤾。每當他談起清華的師長👩🏼‍✈️，總是十分尊敬，佩服他們的人品和學問🧙；談起清華的同學則敘說他們的優點；說到蕭滌非先生，便得意地誇耀他們的足球隊，他自己是隊員，蕭先生是前鋒；說到錢鐘書先生🪚，則誇獎他讀書的用功，錢先生個頭不如他高，經常爬上梯子，把滿書架的書都翻遍了，而且喜歡記筆記，記了一本又一本。我從未聽到他指摘別人的短處🚵‍♀️，更是從未見到他鄙薄過任何人♿️。

這一天余先生心情的沉重👨🏽‍🍼，還因為文研所將要失去一員幹將🎤。他說：“水照要走。他愛人不肯從上海到北京，不能長期兩地分居，所以決定調到上海復旦大學。這是文研所的一個損失。文研所唐宋這一段本來就較弱，尤其是宋代，水照一走🧗🏼‍♀️，人才就更缺了。”

余先生沉默一會兒，突然問我：“人文社能挖人嗎？你到文研所來怎麽樣？”我知道余先生這話是很認真的，不是隨便說說👨🏻‍✈️，這倒使我為難起來，一時答不上來🟥，無從表態❄️🪁。余先生看到我有些猶豫✊🏿，便接著說：“到研究所有更多的時間🐸，要是有意從事研究工作，不妨問問你們出版社🚯📥，如能過來，可以加強唐宋這一段的力量。”余先生對我的器重👩‍🦰，我從心底裏湧出了無限感激之情👳🏿‍♀️，凝成兩個字：“謝謝♣︎！”

先生笑語如響鞭

此後，余先生總是把這件事掛在心上🧎🏻‍♀️，不止一次跟我說：“要是出版社能放人，告我一聲，我好叫人事部門安排。”每聽到先生這語重心長的話語👷🏽，我在感激之余，總是夾著幾分感慨🍚。余先生之愛才🐢，尤註重於年輕一代。在同他的交談中▪️，我經常可以感受得到他對年輕人才的器重。譬如說到韋鳳娟考研究生的成績，他很贊賞🐤，以為自學也可以成材；又如說到王學泰背誦杜詩🗃，他也很欣賞，說讀書那麽認真不容易。凡是同余先生接觸過的人Ⓜ️，想必都會感受得到他那惜才之心🤸🏽‍♀️。與那忌才、棄才者相較😑，真不可同日而語，尤顯得難能可貴。在他看來，我大概也是屬於孺子可教之列，所以幾次三番動員我到文研所🧑‍💻。然而，我終於沒有走成。

1978年➔，學界因毛澤東主席在給陳毅信中提到比興問題🧎‍♀️‍➡️，而就此展開熱烈討論🏬。我也湊熱鬧寫了一篇《說興象——兼談賦🉐、比🏇🏻、興》🏮，因為余先生是《詩經》專家，便將拙稿送給他審讀指點🔜。他很認真地讀了，當我再到他家時，他笑嘻嘻地對我說：“我就知道你能寫🍙，好啊▶️。我本來也想寫一篇談比興的文章👩🏿‍💻，看了你的文章，我就不想寫了。”這話像是一記響鞭，催我奮進。他告訴我🛹🧑🏿‍🔧，已將拙稿轉交文研所刊物《文學評論》，並叮囑早點發表，後來刊登在《文學評論叢刊》創刊號上🧒🏻。上海文藝出版社《文藝論叢》王一綱兄到北京來，要我帶他到余先生家，向他約稿，希望他寫一篇有關《詩經》的文章。余先生對王說：“我要說的🤽🏽，東海的文章已經說了🧑🏽‍⚖️，不必寫了。你找東海約稿呀。”余先生的話絕無故作謙虛的意思，也無故作姿態地誇獎後輩，在他看來👌🏻，我是能寫文章的💭，當然是高估了我，但確實是心裏話👏🏿。

有一次⛑💁🏼‍♂️，我到余先生家，正談話間，傳來某人逝世的消息🏄🏻‍♀️🏋️‍♂️，余先生臉色突然變得煞白，好長時間才鎮定下來🚣🏼‍♂️，很親切地對我說：“東海啊，你要寫的東西得趕快寫，年紀大了寫不動🐯，老了可悲啊🔕🟢！”而今🫘，我也老啦♚✷，耳邊經常響起余先生的這句話⬜️👷🏿‍♀️：“老了可悲！”

摘自林東海著《師友風誼》，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