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英國帝國理工大學郭毅可教授
郭毅可🤳🏼，1985年本科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計算機系🪓💑，1986年碩士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計算機系，1993年博士畢業於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計算機系。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計算機系計算機科學教授，上海生物信息技術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首席科學家👳🏽♀️，帝國理工學院並行計算中心技術總監☕️，倫敦E-Science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英國InforSense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郭毅可教授是英國帝國理工大學(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 Medicine)計算機科學教授，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後赴英國帝國理工大學留學，後留校工作並於2001年取得首席教授的職位。英國大學的慣例是一個系只有一個教授職位，在通常情況下🐱，獲得這個職位🦩，幹得好的平均需要15年，而郭毅可只用了5年。2004年5月溫家寶總理訪英，作為取得傑出成就的旅英華人代表，郭毅可被邀參加座談會。他向溫總理提出，應該鼓勵智力創新，中國不能成為世界的加工廠🙍🏿♂️，應在國內建立具有國際水平的研究基地🖌、吸引海外研發人才回流🚴♀️。溫總理聽了這個建議後✧，當即回答↗️，我很同意你的意見👉🏿。郭毅可教授也非常關註中國文化的延續和傳承的問題，他留學英國🦥，在西方長期生活❄️，對此問題的重要性的感受尤其深刻。不久前，他和他的同人在英國倫敦大學創辦了旨在弘揚中國文化的“子午學社”。他認為中國文化中所蘊涵的精神力量是民族奮進的動力。他以自己舉例說，如果說他今天能有一點成績的話，這都和中國傳統文化所賦予的精神、氣質乃至追求有關👩🏿🏭。本報近日利用郭毅可教授回國考察的機會對他進行了專訪。
記者：聽說去年溫家寶總理訪英曾經和旅英人士座談，您所提出的建議得到了他的認同。您提出這個問題是基於什麽考慮？
郭毅可：去年溫總理訪問英國，中間和我們這些在英的學者💂🏽♂️、專家座談。當時我提出了一個企業產業化的思路問題。我認為企業產業化不是單純的生產加工的問題，而是要在技術上達到國際化的問題。你在技術上不占有主動權，你拿什麽來“產業化”呢？你的企業就永遠是人家的加工廠。這裏面還包含著一個引進海外人才的問題💇🏽。這幾年🌦，我的觀察🦴，國內在引進海外人才方面存在著一些盲目成分，缺乏對“人才”的識別和鑒定👩🏿🦲。其實，國內的發展主要需要那些有世界眼光的世界級人才🐒。我是從國內出去的🤥，對中國的人才狀況———至少在我的領域內的人才狀況非常了解。我認為，國內的人才非常多，很多人是非常非常優秀的💡，僅有一般海外經歷的人回到這個環境中根本稱不上人才🏄🏻♂️。所以我說，要引進海外人才是好事，但要引進什麽層次的人才，什麽樣的海外歸來人士才是人才，這需要鑒定。最好的鑒定辦法是🧑🏻🏫，看你在海外，在你的專業領域有無傑出的成就。你的成就能否把中國的某一項事業帶進先進的國際行列。我是從這個意義上提出上面的建議的⏏️。
記者👩🍼：您在大學裏教書🎟，您是一位學者，可您同時還在做技術開發💏，您又是一位技術工作者🚂。您認為學者和技術工作者有什麽不同？
郭毅可：技術工作者解決現實的問題，學者應著力於怎麽解決人類的問題。我本人的工作比較註重解決實際問題，這和我的專業有關系。但我不是技術工作者，我是一名學者，我的大部分工作還是在做科學的研究和分析🥻🧑🏻🦽➡️。
記者🤓：您從講師到教授只用了5年時間。帝國理工大學對您是“破格”了？一般需要15年時間，到您這裏卻一下子縮短到5年🐸，這裏面的考核標準是什麽？您能幫我們描述一下嗎？
郭毅可🫘：我最近兩年回國👩⚖️，經常聽到關於學術製度的議論☢️，好還是不好我很難評價。就我所在的英國帝國理工大學我可以介紹一點情況。我是1997年在那裏任講師的💇🏻，2003年被選為教授。英國和國內不太一樣🧛🏽♂️，國內一個系可以有很多教授，英國一般只有一個。所以，在英國評教授是比較困難的🏠。但就帝國理工大學來講🔗，這麽困難的一個工作，並沒有采用量化的辦法🧗♀️。我想，之所以不用“量化”是因為眾所周知，“量化”只能選拔一般的人才🌥👩🏽🎨，無法選拔最好的人才。那麽，帝國理工大學采用的是什麽標準呢？我可以告訴你👨🏻🚒，並沒有什麽具體的標準➖，更沒有什麽國際的標準。從待選者的角度講，你如果覺得自己是合格的———自己的學術水平夠，那你就可以申報。從學校，就是選拔者的角度🔄，他的標準就是他自己🥅。帝國理工大學是世界性的大學👨🏿🦲，它自信自己所認為的最優秀的人才就是世界最優秀的人才🧜🏼♀️👩🏻🦰。我在申報教授職位的時候🧑🧒🧒，並沒有在國際上的重要雜誌上發表過什麽文章0️⃣，在英國也沒有🕜，只是我的某一項技術被美國的國家部門采用了🤦🏻♂️，就這麽一項硬指標👳🏻。其實我的情況在英國也不是什麽特殊現象，帝國理工大學計算機方面最有名的教授山姆遜（現已被劍橋大學聘為首席教授），是在他成為教授後的第5年才取得博士學位的，這比我更要“特殊”💪🏻。我當時的優勢是大跨度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成果被廣泛運用👞👨👨👦👦。
記者：您剛才說，“量化”這種學術評價方式不好🦹🏽。您說您所在的學校沒有具體的評價標準⬜️，那麽總要有一個標準吧？這個標準是怎麽體現在評價中的呢？是如何實現它的公平的呢？
郭毅可：首先，我剛才說了，“量化”是評價一般人才的標準📓，你選拔你最優秀的人才不能用這個標準———因為它選拔不出最優秀的🛶🧙。其次，“量化”本身蘊涵著一個解釋🦋：你認為你沒有能力來評價，或者你認為你的製度不行🦸♀️，或者你認為你的人不行。總之，你認為你本身沒有能力來鑒別你的人才，所以你只能通過最外在、最普遍的、最容易的⛹️♂️🧑🏼、最直觀的、也是最簡單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最後，非量化的評價機製雖然本質上是自由的，但也有一套規範的程序，而且指標是非常“硬”的。比如，是同行中的什麽學術等級的人認同了你的成就？你是否在某個公認的重要的領域解決了重要的問題🧗♀️？等。這實際上比“量化”對人才的要求更苛刻🛢。當然，任何學術體製都不可能絕對公平。比如🔶🧑🏿🦰，有的人教書教的好，但沒做過什麽學術研究，這樣的人就很少有社會聲望了，他可能熬20年也選不上教授———這公平嗎？從對學校對社會的貢獻上來講，這也很難說是公平的。所以，這裏講的只是一個合理化的製度、普遍的公平。
記者：從一個成功者的角度出發🐷🖨，您認為青年人———如果他有誌於學術的話🧑🏿✈️，他應該怎樣安排自己的人生？
郭毅可：我覺得一個浮躁的社會不可能產生一批特別好的學者，因為學術需要靜下心來做，而人是很難擺脫環境的影響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歐洲的工業開始衰退💂🏿♂️，工作很不好找，這種情況反而造就了一代學人。我覺得這個現象其實很值得大家———國內來思考🏌🏼♂️。就我個人認為🧑🏻🦱，致力於學術的人應在學術研究的早期有縱橫各個科學領域的機會，或者說為自己創造這種機會🤱🏿，然後經過多年的學習和磨練———這個過程可能要持續從30歲到40歲，社會科學研究者應該更長———到50歲，再進入一個比較專一的領域紮下去，這樣才可能有比較有價值和比較站得住的學術成果。如果急於求成，在學術剛起步的時候就把自己限製在很小的領域👨🏿🚀⏭，那麽，他可能是沒有什麽大的學術前途的。
記者🌷：您是做科學工作的，在海外生活這麽多年，有沒有遇到過文化沖突這方面的問題。您是以什麽態度對待諸如此類問題的📯？
郭毅可：我在英國17年🚨，您所指的文化沖突問題，我的理解是因為文化的不同而帶來一些人生的痛苦，這樣的問題，我沒有遇到☀️。當然，生活方面的問題有過❣️🧑🧑🧒🧒，那是可以解決的。我的主要觀點是，民族的特征很重要，你沒有失去你的特征🪪，大家就尊重你👨🏽🏫🐠。你在外國人的眼中不是因為你更像個外國人而是因為你更像個高貴的中國人🏂🏻，所以你贏得了尊重🙋♂️。“你怎麽樣表現而使你更像個中國人”，這是一個至少是我所感到的“流浪”在海外的華人的普遍困惑🖐。我想💜，我們最終還是要向傳統文化找回自己的民族精神的▫️🧑🦰。比如說💅🏿，堅忍不拔、忍辱負重🧕🏻、樂觀向上，在傳統文化中，有很多這樣的故事👮🏼♀️，我們從小耳濡目染，這都會在一生中的關鍵時刻發揮很重要的作用。有了這樣的精神，走到哪裏都不會有飄泊的感覺👩🏼🏭。
（轉自 人民政協報 2005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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