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吳有訓 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教育家，1897年4月26日生於江西高安。1921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後任該大學物理研究室助手和講師。與康普頓合作對康普頓效應進行系統研究。1924年與康普頓一起發表論文《鉬的Ka射線被輕元素散射的波長》,1926年秋回國，1945年10月任中央大學校長。1950年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人間四月，春暖花開，南京大學教授馮端院士夫婦、胡宏紋院士夫婦、王業寧院士夫婦和王德滋院士一行7人來到南京大學浦口校區，祭拜先賢。

　　在百年紀念亭前，一座真人大小的半身青銅像面朝南而立，目光深遠，神態平靜，俯瞰著南大美麗的校園——他就是南大的前身、老中央大學的校長吳有訓先生，今年是他的111年誕辰。

　　1945年~1947年間，吳有訓在中大執長。其間，馮端院士、胡宏紋院士是他的學生，後留校任教，馮端先生的夫人陳廉方女士、王業寧院士和她的丈夫林醒山教授以及王德滋院士當時都是中大學生。回憶起60多年前的求學經歷，暢談吳校長學者治校的理念、愛護學生的真情和出汙泥而不染的風骨，幾位先生不禁思緒萬千。

　　“為現代物理學的發展作出中國人的貢獻”

　　上世紀20年代初，從南京高等師範學堂物理系畢業後，吳有訓以優異成績通過了江西省第一批赴美國官費留學生考試，到芝加哥大學留學，後任該大學物理研究室助手和講師，與康普頓合作對康普頓效應進行系統研究。

　　馮端院士介紹說，在康普頓效應提出之初，並沒有立即獲得物理學界的廣泛承認，一方面是因為這種效應與經典理論有很大的沖突，另一方面是康普頓所獲得的實驗證據還不充分，使相當多的物理學家不敢貿然相信，大家基本上采取了一種感興趣的觀望態度。吳有訓此時恰好就在這個實驗室跟隨康普頓進行研究工作，親身參與了發現和確立康普頓效應的大量實驗工作，采取了多種材料來驗證，最後以“康普頓效應”為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並獲博士學位。

　　1924年，吳有訓與康普頓一起發表論文《鉬的Ka射線被輕元素散射的波長》，1930年他在英國《自然》雜誌發表論文《經單原子氣體全散射的X射線的強度》，這是中國物理學家在國內的研究成果載於國外科學學報的第一篇文章。

　　馮端院士說：“鑒於吳有訓在效應的發現和實驗驗證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前蘇聯的學者提出，應該稱之為‘康普頓—吳效應’，國內也有學者贊成這樣的命名，但吳有訓本人十分謙虛，不贊成用這種的名稱，認為自己只是康普頓教授的學生而已。”

　　康普頓從來沒有忘記吳有訓在這項偉大發現中的重要貢獻，在自己的多種著作和多種場合都不斷地提到吳有訓的實驗，甚至在晚年有一次與楊振寧博士的交談中，還很有感慨地特意說道：吳有訓是他平生最得意的兩個學生之一。

　　“大學應以培養人才和研究學術為唯一目標”

　　吳有訓學成回國後，懷著一腔科學報國和教育救國的熱忱，積極投身教育工作。他先後在江西大學、中央大學、意昂体育平台物理系任教。抗日戰爭爆發後，清華、北大及南開合組長沙臨時大學，後遷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吳有訓任聯大理學院院長。他以淵博的學識、循循善誘的方式和豐富的教學經驗，成為中國現代物理學教育史上的一代名師。後人將其與胡剛復、葉企孫、饒毓泰譽為“中國現代物理學四大元老”。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後的慶功會上，一半以上參與其中的科技精英都是吳有訓當年任教的西南聯大、中央大學物理系的學生。

　　上世紀40年代中葉，國內政局動蕩，中央大學也經歷了4年4換校長的風波，所以當1945年秋天吳有訓出任校長的消息傳到中大師生的耳中時，大家都十分高興。馮端院士說：“讓一位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真正傑出的學者來當校長，這在南大校史上也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吳有訓校長剛上任就遇上一個大挑戰，便是抗戰勝利後，大家急著返回南京，數千師生和家屬加上許多教學設備都要運回南京，確實很不容易。胡宏紋院士回憶說：“返回南京後，學校僅用了幾個月時間就恢復了正常的教學秩序，吳校長可謂功莫大焉。他極力排除各方面、特別是來自政治方面的幹擾，在他的影響下，當時的教職工是各盡其職、認認真真，教學科研工作蔚然成風。”

　　王德滋院士1946年到1950年在中大地質系本科就讀。他對第一次見到吳校長的情景，猶歷歷在目。他回憶道：“作為一年級新生，都很想見到仰慕已久的校長。聽老同學說，見校長的最好機會是去旁聽物理系一年級新生的物理課，因為吳校長要為他們講普通物理課。於是，我們就等在教室門口。吳校長高高的身材，很樸實，穿一襲長衫，看到門口擁著一群學生，微笑著朝大家點點頭。吳校長上課娓娓動聽，喜歡做手勢，講了一會兒，就停下來，親切地問學生聽懂了沒有，師生間的互動很好。”

　　吳有訓十分重視基礎課教學，主張“教學與科研並重，教學不脫離科學前沿，大學教師必須有較高的研究水平，才能保證教學質量的提高”。他提出，教授無一例外必須上教學第一線，並以身作則，親自上講臺，為全校教師樹立了榜樣。

　　“要全力保護青年學生”

　　作為校長，吳有訓對這一職位有著自己的一套理念：“第一，我是回報母校，第二，我是來辦教育的，不是來做官的。”

　　吳有訓在中大執長期間，時局十分動蕩。中大的青年學子們，目睹國民黨統治下的種種腐敗社會現象，以赤子之心尋求救國之路，“一·二五”運動、“五二〇”運動等愛國學生運動風起雲湧。

　　1946年的“一·二五”運動時，在國內外各方面的壓力下，蔣介石被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青年學生奮起采取行動來促進政協會議成功。中央大學和附近各大學中學學生舉行規模空前的大遊行，而在這次大遊行中，為了保護學生，吳有訓校長走在了隊伍的最前面，支持學生的進步行動。

　　馮端院士的夫人陳廉方女士當時就讀於中大外文系。她說：“在遊行那天，因為要步行幾十裏路，又累又乏。但聽說吳校長也參加到我們的隊伍中，並且走在前列時，同學們都受到莫大的鼓舞，精神振奮。”

　　1947年5月，由中央大學始發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五二〇”愛國學生運動擴展到全國60多個城市。血案發生後，南京警備司令部發布了中央大學戒嚴令，並向學校出示了一張逮捕名單，上有40多位學生。吳有訓堅決拒絕軍警進入校園搜捕進步師生，並且利用自己在科技文教界的聲譽，聯合社會各界知名人士進行聲援，才迫使撤除了戒嚴令。他一再表示：只要在位一天，就要全力保護青年學生。

　　吳有訓校長因實施民主辦學和保護進步學生的做法，一直承受著當局從各方面施加的巨大壓力。而作為一位科學家，他也有一種比較單純的想法，認為自己不是來做官的，而是來辦教育、搞科學的，只要做得正，自然行得通。但在當時腐敗的政治環境下，最終仍難以行得通，無奈之下，他多次提出辭職要求。

　　短短3年期間，吳有訓共寫了14次辭呈。1947年底，借赴墨西哥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之機，他滯留美國講學訪問，堅決不再任中大校長之職。

　　新中國成立後，吳有訓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繼續為科技強國的理想而奮鬥。不過，作為一位愛護學生的學者校長，他正直的人格、高尚的人品在南大校史上熠熠生輝。恰如王德滋院士所說：“我沒有和他講過一句話，沒有聽過他一堂課，60多年過去了，他崇高的形象依然確確實實地活在我們同學的心中。”

（轉自：科學時報 2008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