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1949年後，在老一代知識分子當中，人們比較熟悉的有骨氣的知識分子是梁漱溟和馬寅初，但與他們比較起來，真正能在大問題上看出輕重的還是時人知之甚少的中國農村問題專家董時進。

歷史會記住這個人，董時進。他不但是中國早期著名的農業經濟學家，更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

半個世紀前，在儲安平的《觀察》周刊上，董時進是以反面角色亮相的：1950年，他上書毛澤東，反對土地改革。提出：土地私有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應當向地主收買土地分配給農民。"欲使中國成為一個太平富強的民主國家，非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並將他們團結起來，使能行使公民的職權不可"。"改善農村經濟的辦法，應著重在改良政治，修明法紀……而不是要從富農和鄉間小地主的手裏奪取一些去彌補貧農。"

"土地私有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1900年，董時進出生於重慶墊江，1924年赴美留學，獲康乃爾大學農學博士學位。著有《食料與人口》《農村合作》等書。歷任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教授、主任、院長；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教授、主任；國立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等教授；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農利股主任、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幹事、國民政府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江西省農業院院長。1945年10月，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1947年，董時進創建中國農民黨，任主席。兩年後，由於他反對土地改革，農民黨被迫解散。後於1950年赴美定居，1984年在美辭世。

雖然現在還看不到董時進當年上書毛澤東的原件，但這封信應該還在世間，總會保留下來。將來有一天要是能解密檔案，會有人來重新評價那段歷史。

1950年復刊的《觀察》周刊曾發表《董時進上書反對土地改革問題》一文，從中可以了解這位對歷史富有遠見的知識分子對農民問題的立場。

這是一篇談話摘要式的文章，《觀察》在發表時，先有一個說明："董時進君為反對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並又印了到處散發過。北京農業大學應廉耕、韓德章諸教授，曾在校內發動師生，舉行過幾次座談會。其中一次是有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的幾位老會員出席的。"這個談話摘要沒有列出發言者的名字，只用了甲乙丙丁來代替。但從那些批判性的發言中，可以看出董時進的一些意見。

一位發言人說:"董時進先生的文章，大家都見到了。所以現在不需要我來詳細介紹。概括地說來就是反對土地改革。他的根據是：舊中國農村土地是'自由買賣'的，租佃關系是一種'自由契約'，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質的土地製度，因此就不應該進行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經營不利。"（董的觀點）

"土地改革，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負擔而國家稅收將受到損失。"（董的觀點）

"董時進先生說華北有封建性剝削，而江南則沒有。"

"董時進先生說地主是勤勞的，而農民則是懶惰的。"

"農民只是在分得土地後，暫時的情緒高漲一下，過了一段時期就會低落的。"（董的觀點）

"過去在國民黨統治下他（董時進）與我們爭論時，始終是反對土地改革，主張地主土地私有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後，卻主張國家應向地主收買土地分配給農民。還說什麽暫時不要進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將來再一步走向社會主義。"

參加這次座談會的都是農業方面的專家，許多是董時進的同事。他們認為，董時進在美國學的農業學，受資本主義的影響很深，他對中國土地問題的看法是錯誤的。座談會上甚至有了大批判的味道。

代表農民的中國農民黨被迫解散

董時進的另一個主張是自由民主政治。更早的《觀察》周刊上有過他一篇文章，傳達了他的這一立場。1947年國民黨取締民盟後，作為民盟的一員，董時進寫了《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觀察》三卷十一期），認為這是政府的一個下策，是害多於利的。他指出："因為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大多恨它腐敗貪汙，而認為尚可取的，則是比較上還能給人民一點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團體也還可以存在。人民……最害怕的是專製，太不給人民自由，黨派根本不能存在。"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在文章中奉勸國民黨："政府假使是聰明的……應使人民感覺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對黨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動。世人相信美國比蘇聯民主，最好的證明是美國允許華萊士一類的人在國內國外大事咆哮，而蘇聯則無論如何拿不出這樣一個證據來。這樣的事實勝過一切雄辯。"

董時進不僅提倡多元政治，還是一個積極實踐者。在他的一生中，創辦中國農民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抗戰勝利後，中國出現了一個政黨發展的高潮。在眾多小黨派中，中國農民黨於1947年5月12日在上海成立，董時進當選為主席。

關於中國農民黨的建黨宗旨，董時進在成立宣言中作了解釋："中國之所以鬧到目前這樣糟的局面，病根是因為農民不能做國家的主人，只做了別人的武器和犧牲品。因此認為欲使中國成為一個太平富強的民主國家，非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並將他們團結起來，使能行使公民的職權不可。"

關於中國農民黨的性質，董時進曾一再聲稱，是代表農民的政黨。"黨員當然最大部分是要向農民裏面去征求"，"但絕不存自私的階級觀念"，由於大多數農民知識很低，政黨必須由了解和同情農民的知識分子來領導。為了便於參政，"特別歡迎政治學家及一切賢能之士參加"。中國農民黨對國事的認識和態度，主張"一切政黨，皆應以競賽及相互監督的方法，促政治的改良進步，但不應互相破壞，反使政治愈腐敗，使國家愈混亂"，即主張改良，反對暴力；"認為農民所受的剝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剝削……因此，我們認定，改善農村經濟的辦法，應著重在改良政治，修明法紀……而不是要從富農和鄉間小地主的手裏奪取一些去彌補貧農。"

中國農民黨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身上，認為"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才能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經濟方面，中國農民黨側重於鄉村建設，以謀求於同城市平衡發展，它反對土改政策，認為造成農村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剝削製度，而是政治混亂，法紀不存，依靠政權和軍隊的貪官汙吏肆意掠奪農民，即所謂的"政治剝削"。所以一方面它要求實行法製，懲處貪官汙吏；另一方面主張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製的前提下，依靠政府進行改良，通過扶植自耕農經濟來緩和農村社會矛盾，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

中國農民黨在當時曾受到國民黨的壓迫，活動一度轉為地下。1948年新政協建立前，農民黨曾想謀求一個位置，但很快失望了。主要是因為它的土地政策。1949年6月5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北京約見董時進，批評了他在1948年公開發布的反對土地改革的文章，指出他在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高潮時反對土改，是力圖為地主階級保存封建剝削製度，因而使農民黨成了地主黨，農民黨的路線成了地主路線。並說明：農民黨參加新政協是困難的，勸董不要搞農民黨，仍以從事農業建設為好，希望他把技術介紹給人民政府，為農業建設服務。董時進最後表示，願意推薦農業技術人員貢獻技術；農民黨可以宣布解散。

1949年6月25日，中國農民黨在北平發表《中國農民黨為停止黨務活動致力生產建設宣言》，隨後解散。

憂國情懷風雨難掩

1949年後，在老一代知識分子當中，人們比較熟悉的有骨氣的知識分子是梁漱溟和馬寅初，但與他們比較起來，真正能在大問題上看出輕重的還是董時進。2001年7月，林毅夫在北京大學介紹嚴復以來的中國經濟學發展狀況時曾說："當時出現了一大批的經濟學家，我想如果看一下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著作，大家經常能夠看到的經濟學家有董時進、許璇、何廉、方顯廷、李銳、尹文敬、趙蘭坪、潘序倫、金國寶等等，都對當時經濟學科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這個評價是很高的。

農民黨解散後，董時進雖然不再參預政黨活動，但他對中國農業發展的基本思想卻始終沒有改變。他堅持，不能以土改的方式人為地變更中國農村的土地製度。而後他秉筆上書，諍言國是，所持觀點未必盡對，憂國情懷風雨難掩。

董時進當時提出的那些問題，有相當的專業性，也可以說是學術問題。他是留學美國的農業專家，在農業問題上是有發言權的。不能說董時進的觀點都是正確的，但他那些看法絕對是有根據的，也是負責的。中國的土地製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歷朝歷代，這都是最大的問題。上世紀40年代中國的土地問題，已不同於過去，就是因為在中國的有些農村，特別是江南的一些農村，已經有了一些工業化的苗頭。而華北農村的土地製度和江南農村的土地製度，確實不可同時語。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政府應該聽聽不同的聲音，因為一個政府犯錯誤是難免的。

50年代，在這些問題上，最讓人感到悲哀的還不是執政者沒有聽不同意見的雅量，而是許多身為知識分子的專家，不但不能為同行辯護，而且多數是站在另一面，隨聲附和。

當時中國著名大學裏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參加了土地改革，並且回來後寫了文章。其他專業的教授寫文章可能還有應景的成分，但是像當時意昂体育平台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吳景超，都是社會學家，對中國社會問題過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們也寫了針對董時進"江南無封建"說的文章，來證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還有孫毓棠，他也以專家的身份寫了《江南的永佃田與封建剝削》。一個時代，不管是出於什麽原因，知識分子在整體上喪失了獨立性，是這個時代最大的悲哀，也是知識分子最大的悲哀。

幾年前，在董時進家鄉重慶墊江的網站上，有這樣一條消息："1984年10月，美籍華人董保重4兄妹遵其父董時進的遺願，將重慶市人民政府落實政策補發的2.6萬元人民幣捐贈給西南農學院。"1981年出版的《清華意昂通訊》上，有一篇署名黃牛的文章，介紹在美國清華的意昂，其中提到董時進，說他"對於改進農業以終身責任，惜無緣大展雄才"。那一年董時進81歲，我們知道他對中國農業的許多夢想在他有生之年無法實現了。

（原載《鳳凰周刊》總第142期 作者 謝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