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這是一部描寫我國“兩彈一星”元勛王淦昌的長篇報告文學。作者以大量翔實的資料和生動的語言，詳細記敘了王淦昌為了我國“兩彈”的研製，為了我國核物理的發展，為了我國科技的強大以身許國、隱姓埋名，默默無聞而又驚天動地的一生。全書很好地詮釋了“兩彈一星”的中國精神，彰顯了自主創新的中國力量。

1929年，王淦昌在清華校園內

他是一個特別神秘又特別有趣的人。他一生口頭上說得最多的兩個字就是“有趣”。而他從事的工作，就是國家最“有趣”，也是最高機密的事：研製核武器。

他實實在在、全程地參與了中國的“兩彈”——原子彈、氫彈的研製。在一長串功臣人物中，他的光芒可以用“無人可比”四個字來作定語，因為他是王淦昌。

我沒有為同一個人寫的作品進行續篇修訂的習慣，但對王淦昌先生例外。因為20年前我作為第一位作家為他的事跡“立傳”時，除了自己的功力不夠成熟外，更重要的是他作為國家最嚴密保護的“絕密人物”的許多事還不允許被揭秘，所以也就無法真正把王淦昌先生的許多“有趣”的事完整地寫進去，這樣給外界造成了很多誤解和習慣。比如一說“兩彈元勛”，人們就會想到鄧稼先；一說華人獲得諾貝爾獎時，就會贊美李政道、楊振寧……由此這些人物便在公眾印象中特別熟知。確實，他們都是了不起的偉大人物和著名科學家。

可讀者知道嗎？鄧稼先見了王淦昌先生可是畢恭畢敬得叫你難以想象。有一張照片是鄧稼先衣冠不整地站在王淦昌先生身旁那麽拘束緊張的神情，看後叫人有些好笑。鄧稼先是王淦昌的學生和助手，每每王淦昌有事叫他時，那鄧稼先從不敢有絲毫的怠慢與延緩，這是習慣，也是鄧稼先本人後來被稱為“兩彈元勛”的基石。李政道和楊振寧一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是全球華人中第一次獲此殊榮者。李政道獲獎時只有35歲，其成就足夠他驕傲一輩子的了！然而，李政道在王淦昌面前同樣是畢恭畢敬，因為李政道也是王淦昌的學生。當年李政道當王淦昌的學生時，王淦昌已經有兩次機會與諾貝爾獎擁抱，並已經成為世界上排得上名的少數幾個中國著名科學家之一。

王淦昌在新中國“兩彈一星”的偉大科學成果中，特別是在俗稱“兩彈”的原子彈和氫彈的研製中，他是名副其實的功臣和主要貢獻者。

“兩彈”到底對一個國家而言，是怎樣的力量？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並不太清楚。那我就說一句這樣的話：新中國成立到現在快70年了，即使今天我們的經濟實力升至全球第二，我們的高速列車飛馳在世界最長、最快的道路上，我們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我們的城市全球最多……我們還有很多很多“世界第一”，可是所有這些“第一”，如果沒有了原子彈和氫彈，我們依然會是隨時被人欺淩的二流、三流國家，遭滅亡的災難也可能隨時降臨……這就是有沒有“兩彈”的差異。因此可以這樣說：無論是毛澤東在世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是21世紀的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能否不被別人欺負，手中握不握有原子彈是絕對的砝碼。

中國之所以在近半個世紀裏沒有被各種反華勢力的嚇唬所威脅，就是因為我們也有原子彈，以及還有比原子彈威力更強大的氫彈。原子彈和氫彈（核彈）、導彈和人造衛星技術的航天工程，我們合稱其為“兩彈一星”。“兩彈一星”代表著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科技成果，這也是中國巍然挺立在世界面前的一道不易摧毀的“長城”。13億中國人之所以特別尊敬“兩彈一星”功臣，其理也在於此。

（作者系《驚天動地的“兩彈”元勛》一書作者，中國作家協會第七、八、九屆駐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中華文學基金會理事長，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當代中國報告文學的領軍人物。代表作有《那山，那水》《死亡征戰》《爆炸現場》《南京大屠殺全紀實》《國家》《忠誠與背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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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是一門很美的科學

王淦昌（右）在指導工作。

1942年，王淦昌在浙江大學第一次開設原子核物理課，這在中國大學裏也是第一堂原子學課程。這一課程的開設，不僅讓浙大擁有了一批後來的新中國核專家，也讓中國高校物理學走上了世界科技的前沿。王淦昌因此有“中國核物理學奠基人”之稱。這也是後話。

漂流中的浙大由於搬遷而搞得教授力量人員分散。湄潭開課後的許多課程，需要一個教授兼任幾個老師的課程。王淦昌更不例外。1943年，王淦昌擔任浙大物理系主任。當“官”就得幹些行政工作方面的事，這對埋頭只管科研與學問的王淦昌來說，是件頭痛的事。

“這是我最不喜歡的工作，但沒有辦法，只有硬著頭皮去做。”王淦昌又用“有趣”來解釋他第一次當“官”的經歷，說：“從此我除了在湄潭給學生上課、做實驗、處理系裏的一些事情外，還經常要到離湄潭15公裏遠的永興去，因為物理系一年級在那邊。每次去我都是步行，到那裏聽取物理系師生的意見，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問題和困難。每年新生入學我必定去，跟物理系的新生見見面，談談心，我總是對他們說：‘物理是一門很美的科學，大到宇宙，小到基本粒子，都是它研究的對象，尋求其中的規律，這是十分有趣的事，你們選擇了一個很好的專業。’”

把公式和數據化當作一門“很美”的學問，這是王淦昌對物理學和原子學的理解，他自己一生醉心於這樣的“很美”的科學之中，同時又影響和教育學生也跟著他去認識和感受這樣的“很美”，這就是王淦昌，這就是中國的“原子彈之父”。

戰爭與艱苦並沒有阻止科學家們奮發圖強、為國爭光的科學追求。當時已經走在世界物理學前列的中國物理學家們仍然堅持學術高峰論壇和交流活動。中國物理學會從來沒有停止過活動，而浙大和王淦昌就是當地這個學會的中心。每年的物理學年會如期召開，“浙大物理系在年會上先後宣讀過50多篇論文，而我本人也有8篇論文在年會上發表。”王淦昌如此感嘆道：“這些成果的取得來之不易，那時候連電燈都沒有，不要說先進的設備了。學術研究資料也不多，做實驗用的廢舊汽車引擎發電，用酒精或木炭代替汽油；有時候就在炎熱的太陽下，利用太陽光做實驗；討論科學問題，經常在晚上進行。點亮油燈，大家坐在木頭長凳上你一言我一語，討論得格外認真。現在青少年可能不理解，因為你們不會知道由於國家科學文化落後受人家欺淩的滋味。當時我們就是一心想著要為國家的科學與教育事業盡職盡力。……我們認定，為了祖國的強盛而從事科學事業，是最美好的生活與工作。”

（節選自《驚天動地的“兩彈”元勛》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