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健全跳動的心臟,它那強勁的脈動是外人所聽不到的。同樣,一顆跳動了百年的愛國之心,也可以是如此地默默無聞。
德高望重的百歲老人趙仲興先生是一位曾經為開拓我國核武器工業做出過傑出貢獻的人。但他也像絕大多數兩彈一星功臣那樣,只能是個無名英雄。作為代表人物的23位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名單裏沒有趙老,516克純金打造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也沒有授予趙老,甚至你在網上檢索“趙仲興”三字也查不到他在核工業方面的任何豐功偉績。放眼神州大地,巍峨的“國之重器”如同一座高聳雲端的“無字豐碑”,趙仲興和其他兩彈一星專家的名字全都一個不漏地“鐫刻”在這“無字”之中,為子孫後代所景仰。
趙仲興(西南聯大1942屆化工)
趙仲興是一位經歷了抗日戰爭“全程”的人。日本全面侵華之初有兩次關鍵事件——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軍炮轟沈陽北大營;1937年7月7日在盧溝橋附近演習的日軍炮轟宛平城——這兩次堪稱抗日戰爭關節點的炮聲,趙仲興全都親耳聽到了。“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他正在沈陽市“省立第二工業專科學校”讀二年級;而發生“盧溝橋事變”的1937年7月,他正值北京潞河中學畢業,留校復習功課備考意昂体育平台 (體格檢查已通過)。應該說,能夠相繼聽到這兩起侵華炮聲的人恐怕為數不多。兩次侵略炮聲催逼著他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艱險逃難生活。從1937年9月到1938年1月,年輕的趙仲興多次輾轉於輪船、火車,靠搭乘最後一艘機帆船,逃難到了重慶。然而重慶也不太平,尤其是1939年5月3日那次大轟炸,日軍將大量的燃燒彈投擲在重慶下城區 (商業區),引起了一場毀滅性的大火。趙家在上城區幸未受損。1938年8月趙仲興考入重慶大學,次年北大、清華、南開來到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並招收“插班生”,他又被西南聯大化工系錄取,直至畢業。
從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東北三省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趙仲興經歷了整整15年的日本侵華戰爭苦難。戰爭的磨礪使他歷練出一顆足以受用終生的“愛國之心”,他痛感祖國必須強大! 此後一生無論遇到什麽事他都會以“報效國家”為第一準則。這種刻骨銘心的強國情懷可能是我們這些未曾親歷國難的晚輩們所難以體會的。
1959年,原本就職上海化工廠的趙仲興接到調令,調他到大西北的原子能工廠。當時他對此毫無思想準備,自己不是黨員,怎好到這種絕密單位去工作呢?而且家中嶽父初喪,亂得一團糟,自己對於原子能又一竅不通。但盡管有著如此諸多困難,他還是服從國家需要,毅然沿著古絲綢之路孤身西行,前去赴任。
奔赴大西北是艱辛的,剛剛步入不惑之年的趙仲興突然離開嬌妻與一對愛子獨入荒漠。妻子完全不知丈夫此行將棲身何地,就職何廠,從事何種工作,何時歸來。她所知道的全部就是一個“郵箱編號”,這是她和丈夫間唯一的聯系通道。長風萬裏大漠,杏花春雨江南,彼此天各一方,夫君只在郵箱裏。
“絲綢之路”這個美麗的名字是由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於1877年命名的,隨即為學界廣泛接受。絲綢之柔軟輕盈掩蓋了絲綢之路強悍的另一面。兩千多年來,作為古代戰爭利器的大宛汗血寶馬就是通過絲綢之路被輸送到中原來的。作為國之重器的“兩彈一星”的攻堅、試驗,也是沿著絲綢之路排開,隱匿在茫茫戈壁大荒之中。趙仲興所投身的就是深藏在大漠之中的幾處核工廠創業基地。
大漠生活是孤寂的。最讓趙仲興難以忘懷的是朋友們星期六晚上的舒心小聚——幾位各分廠的老總們齊聚在他的房間裏打橋牌。這些在技術上權重一時,事業上叱咤風雲 (有些還是泰鬥級人物) 的總工程師們,在這難得放松的溫馨環境中喝紅酒、打橋牌,紓解著遠離親人的“鄉愁”。老友之間盡管親熱相聚,盡興開懷,但美好氣氛中總有一條無形的戒律為大家所習慣性地遵循,那就是——絕對不談工作! 身處“絕密單位”,保密製度也相應地“絕對嚴格”。這裏不允許有部門之間私下的“業務交談”。如今,當年互相慰藉的總工程師們早已一一作古,唯有趙老師“遍插茱萸剩一人”。這種“孤存感”令他唏噓不已,不勝感慨。
趙仲興作為一分廠副總工程師,全身心投入工廠創建,真可謂嘔心瀝血,殫精竭慮,一絲不苟,分秒必爭。1965年初,工程終於全面竣工,試車投產,得出合格產品。他的任務就此圓滿完成,隨即被調到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繼續從事原子能的研究項目。
在上海原子核所工作使趙仲興得以與家人團聚。同時這也是我與他之間難得的人生“交集”,多年來彼此同氣相求,無話不談,成為忘年之交。我充分感受到了他那穩健大度、寬厚慈祥的長者之風,以及學術探討中梳理蕪雜、直抵要津的超凡見識。他不慕高腔低調,做出的決定總是那麽透辟中肯,切實可行。貌不驚人的言談中,你能感受到他那獨到的真知灼見,與對正確觀點的一種無可動搖的堅守。憑著在核工業長期積累的豐富經驗,在十年動亂的艱難環境中,趙仲興於1975年出色地完成了一項關乎原子核能的重點科研項目,為此還被評為“上海市先進科技工作者”。
1979年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將趙仲興從原子核所調到即將成立的“環境化學研究所”任所長。不久研究所移交上海市,並改名為“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所”。改善上海生態環境的“重頭戲”,首當其沖的就是要解決上海母親河——蘇州河、黃浦江的黑臭問題。遙想當年,秀美的蘇州河可謂風光無限,兩岸高樓林立,河上每隔幾百米就是一座歐式風格的橋梁(又稱“翅式帶懸橋”,如四川路橋、乍浦路橋、河南路橋……),許多上海市標誌性的優秀歷史建築 (如帶有巴洛克風格的上海郵政總局大樓,以及上海大廈、曙光劇場等一系列古典建築) 都屹立在蘇州河岸邊。遺憾的是那時的蘇州河臭氣撲鼻,使這幅近代大都市的美景“只可遠觀,不可近看”。那些沿河建築連窗都不敢打開,更有何人願河濱漫步,近聞其臭。
為了解決蘇州河黑臭這一上海環保的最大難題,當時的上海市長極力鼓勵環保工作部門充分利用世界銀行的低息貸款與贈款,並大力爭取國際合作來治理蘇州河。其時由環保局長任項目主管,國際合作方有澳大利亞專家,中方則集中了上海環保局、市政局、市政設計院、同濟大學等單位的專業人員,趙仲興擔任中方人員領導小組組長。治理蘇州河的“一期工程”幾經技術論證,反復權衡比較,最終形成了一個看來最為合理的治理方案,並得到世界銀行的批準。世界銀行對這一重大項目給予一億美元的低息貸款,同時又提供了上千萬美元的贈款。該項目由市政工程管理局主持施工,後如期完工。
時至今日,經過了三十年的考驗,證明趙仲興他們與國外專家共同提出的這個治理方案確實是行之有效的,它的竣工基本上解決了上海母親河的黑臭問題。今天的上海人,當你沿著蘇州河6.7公裏濱河綠帶散步、慢跑、遛狗,觀看六十多處歷史遺跡保護建築,徜徉於蘇州河河灣大型綠地,以及安享蘇州河泛舟之樂時,不要忘記上海環保專家在治理蘇州河方面做出的奉獻。這些奉獻者中當然也包括病床上這位垂垂老矣的百歲老人。
趙仲興的百年人生都離不開“火”與“水”二字:
“火”——日本侵華戰爭之戰火;核彈、核能的正義之火。
“水”——讓上海母親河告別惡臭;“水法後處理工藝”。
夥頤!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百年風範,山高水長。
祝賀趙老師“百壽”初度,“茶壽”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