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夏世鐸,祖籍安徽巢湖,1920年生於北京。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法律系,1940年投筆從戎,先後畢業於黃埔軍校十七期炮兵科、陸軍大學參謀班,並參加抗日戰爭。1949年參加革命,先後畢業於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1956年入民進上海市委工作,曾任民進中央副主席吳若安秘書、民進上海市委宣傳部負責人。1985年至1997年,曾任上海市黃埔軍校同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現任上海市黃埔同學會理事、西南聯大上海意昂會會長、普陀區政協委員等職。澎湃新聞記者於2016年12月30日采訪了夏世鐸先生,97歲的他精神矍鑠、步履穩健、耳聰目明,近兩個小時的訪談中他都保持著筆直的坐姿,不曾靠過沙發背。本文整理夏世鐸關於黃埔軍校及畢業後的口述內容,以饗讀者。
97歲黃埔軍校十七期炮兵科學員夏世鐸講述當年被王叔銘面試及在軍校馬術課上的經歷。澎湃新聞記者鐘源 攝
入伍
我是湖南國立第八中學畢業的。朱镕基也是這個學校畢業的,不過他比我晚了好多年(笑)。當時我的父親也在湖南,在張治中手下工作,哥哥在昆明的歐亞航空公司工作,其他家人都在上海的“孤島”,一家人分了三個地方。
1939年中學畢業以後,參加全國統考,雖然中學時學的是理科,但我報考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法律系。為什麽要學法律呢?這得從我小時候說起。小學的時候,我看過一部電影,名字叫做《冤獄》。這部電影的內容是:一個窮人被一個資本家冤枉了,說他偷竊他的財產,把他告到了法庭上。因為這個窮人沒錢雇律師,有口難辯,就被判刑關到獄裏,受了很大冤屈。我看了這個電影很有感觸,窮人因為窮,沒辦法為自己的冤情辯護。所以我想,將來我一定要做個律師,幫著窮人打官司。填報誌願的時候,想到自己的這個誌向,我就報了法律系。當時我報了三個誌願,第一個是西南聯大;第二個是交通大學;第三個是武漢大學。第一誌願錄取我了,就這樣,1939年9月,我就到了西南聯大讀書。
1939年的時候,日本占領了我們很多土地,日本的飛機也經常來昆明轟炸。我看到這種情況,就有了從軍的願望。其實我在高中畢業的時候就有這個想法,但受舊社會“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影響,就沒去考。到了昆明以後,看了太多日本殺害同胞、轟炸城市的景象,我原本讀書救國的想法起了變化,有了投筆從戎的願望,想直接到戰場上抗擊侵略。正好國民黨的空軍軍官學校就在昆明,進西南聯大沒過多久,我就報名了。那時候我只有十九歲。
報名考空軍,也要有筆試和面試。筆試數理化都要考,和高考一樣。體檢特別嚴格,尤其是對視力要求很高。當空軍是很危險的,後來受訓的過程中,我親眼看到有些飛機在訓練的時候掉下來,但是我還是想考空軍,因為覺得空軍很神氣,人數少啊。畢竟那時候中國才兩百多架飛機。
面試我的是後來臺灣的空軍總司令王叔銘。他問我:“你怎麽考空軍了?你的誌願是什麽?”我說:“現在日本侵略我們,顧炎武說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以我覺得我也要上戰場,保衛國家。”“你家裏同不同意呢?”“家裏不同意我也應該參加。抗戰人人有責。”他很滿意,笑一笑,點了點頭,我就pass了。
面試以後,很快就收到了第一次錄取通知書,要我去成都入伍。那時候黃埔軍校已經改名叫中央軍校了。當時同濟大學校長趙士卿的夫人和我母親是大學同學,我母親就委托他們做我在昆明的監護人。我把自己要入伍這個情況和他們談了,他們不太同意我去。他們說:“我們是你的監護人,你媽媽同不同意你去也不知道,而且去了之後很危險。你如果對西南聯大不滿意,到同濟大學來也可以啊。”我說:“那好吧。我還是在西南聯大讀書吧。”
1998年11月,夏世鐸在昆明西南聯大舊址前留影。(本文圖片若無特殊說明,均為夏世鐸先生提供)
1940年初,黃埔軍校又通過我哥哥第二次把錄取通知書給我了。收到通知書那天我正在圖書館裏看書,準備考試,但好像有預感,一直心神不定,總抬頭看有沒有人要找我。突然就看到我哥哥了,我哥哥也看到我了。要不然,圖書館那麽多人都低著頭,找人還是挺不容易的。我哥哥叫我出去,把通知給了我。我看看日期,發現明天就要集結出發了。哥哥說:“要不要去,你自己決定。”我還是想去。我們直接去宿舍收拾東西,第二天早上六點就趕到集合地點,上車去成都了。我記得昆明同批考上空軍的只有五十八個人,我們當時是和陸軍的一起坐車走的。因為國家規定,空軍入伍的前半年必須在陸軍學校受訓。這已經是第二批通知入伍的了,如果不是通知書寄到我哥哥那裏,可能我就又走不了了。
步兵訓練
我算是黃埔軍校第十七期的,理論上高中畢業才能考黃埔軍校,不過我們的同學裏面也有大學畢業生。成都的黃埔軍校那時是黃埔的本校,最早黃埔軍校當然是在廣州黃埔;後來搬到南京;抗戰中搬到成都,一直到抗戰勝利;後來就搬到臺灣去了。
青年時期的夏世鐸
去了以後,所有人被編進第一總隊,先預備入伍。預備入伍的時間有六個月,但是我去的晚了,只趕上後三個月,這三個月非常艱苦。進了軍校,第一件事是剃頭發,一到就全剃了光頭,我當時還有點兒失落感,因為已經開始註重形象了(笑)。第二件事是學整理內務,被子必須整理得像豆腐塊一樣,四四方方,有棱有角。第三件事是體能訓練,每天跑步、做操。三個月之後,考試,淘汰掉一批人。淘汰的意思不是說不讓做軍人了,而是說不讓在第一總隊待了。所有成績低於六十分的人都去了第二總隊,後來又有了第三總隊。二三這兩個總隊都是第一總隊淘汰下去的,和第一總隊相比,他們學製短,只有一年,不分科,都算步兵,一年完了就分到連隊去了。而第一總隊將來是要分科的。【編者註:據中央軍校同學錄記載,夏世鐸所在的十七期第一總隊學製為兩年,從1940年4月15日-1942年4月12日;而十七期第二總隊學製為兩年半,從1940年5月6日-1942年11月2日。此處可能是夏老誤記。】
通過考試之後就正式入伍了,再學六個月,這六個月主要學步兵的基本戰術。從隊形教練、步兵操典、軍隊禮節、後防勤務、打野外,再到初步戰術等等,都學。步兵操典主要是單兵訓練,就是個人的軍事技能,隊形變換、射擊、作戰方式方法、夜間訓練……六個月下來,學完這些,作為一個步兵來講,你就可以作戰了。戰鬥群以班為基本單位,上面是排、連、營、團這麽幾級,一個班要求十三個人,但十一個、十二個人的也有。一個排三個班,一個連三個排,每個連就是一百二十多人。每個步兵班都有一個輕機槍手,排頭都是輕機槍手,所以每個排都有三個排頭。重機槍則有專門的隊伍。
當時訓練的物資還相對充足,教官有日式教練,也有德國顧問。日式教練就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中國學生,他們的教育方法都是日式的,打罵教育;德國顧問就好一些,好像他們更願意對年輕人做一種鼓勵教育。那時候好多人在看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當時這本書是公開的,雖然知道德國是敵對國,但是大家也看。那會兒看書比較自由,共產黨的書也有人看,我在漢口的時候就看過共產黨出的書,講徐海東全家十幾口被槍殺的,印象很深刻。
除了教練和顧問,班長也很有權力,可以隨便體罰學生。最常見的體罰就是舉槍兩腿半分彎——舉著槍,兩腿分開半蹲,蹲不像蹲站不像站,這個是很累的,而且得一直做到長官滿意為止,一般至少半個小時,實際上幾分鐘腿就很酸了。不過我沒怎麽被體罰過,畢竟我是大學生了,各方面動作什麽的,我都是很優秀的,長官對我都很喜歡,也很照顧。我在西南聯大雖然時間不長,但沾了西南聯大很多光,一個是因為黃埔裏面大學生少,再一個是西南聯大也是全國有名的學校,所以領導對我很器重,有什麽事情也總是找我。
第一總隊正式入伍的時候,蔣介石還親自來觀看,並且給我們每個人點名。他是校長,很重視黃埔軍校,他把黃埔當成自己的力量了,我們都算是嫡系(笑)。當時鄧文儀是政治部主任,孫元良是教育處處長,陳繼承是教育長。那會兒陳繼承他們開會,有時候就叫我去參加,給他們做記錄,因為我是大學生(笑)。
1982年3月,吳若安(左)與夏世鐸(右)合照。
受訓炮兵
1940年10月,正式入伍六個月結束後,本來我們這五十八人要轉到空軍的學校去,結果也沒讓轉,就留在第一總隊了,說是等兩年學製學完,在黃埔畢業後,再轉到空軍去。於是分科考試,分為步、騎、炮、工、輜、通信,六個兵科,考數理化。凡是數理化好的,就分到炮兵、工兵、通信兵這三個兵種。成績最好的是炮兵,其次是工兵,再次是通信兵。我就考到炮兵了。因為當時長官宣傳哪些兵科好的時候說,好多高級將領都是炮兵出身,蔣介石是炮兵,拿破侖是炮兵,日本天皇是炮兵,陳誠也是炮兵。我就想,那看來炮兵是最優秀的。入伍考試,我是所在小隊的第一名,數理化算比較好的,我就考上了。
但還有一個麻煩是,炮兵不僅要求數理化好,還要求身高在一米六八以上。因為過去的炮不像現在這麽機械化,是要用騾馬駝載的,把炮筒架在騾馬上,不僅要求臂力,也要求身高,不然你夠不著啊。我只有一米六六,差了兩公分,但是我因為成績好,隊長對我器重,幫我作弊。我穿著草鞋,鞋跟下面墊兩塊木塊,身高就夠了。就這樣我合格通過了,分到了炮兵。
排隊的時候因為個子矮,我老排最後一名。一開始排頭那些個高的人就看不起我們個矮的,總欺負我們。但後來掰手腕他們比不過我們;舉石鎖比不過我們;打籃球,我們排尾五個人一隊,他們排頭五個人一隊,我們也不輸給他們;比劈刺,四個人劈我,我把他們四個都劈倒了,所以他們再也不敢欺負我們了。我們個子矮的就是要爭氣(笑)。
炮兵主要學炮兵操典,操練榴彈炮和山炮兩種。當時主要的炮是日式的三八式野戰炮,這是一種榴彈炮;還有俄國的普福斯山炮,主要這兩種。除了要學怎麽樣操作射擊,還要學觀測,叫“諸元”,就是計算擊中目標的各個要素,比如射角、射程,這都需要測量。這裏面要用到觀測鏡、經緯儀、方向盤、德國的朋克計算機,由這些計算“諸元”。操作山炮需要四個人,兩個裝填手,一個操作手,一個觀測手。最後操作手射擊,一拉,炮就打出去了。也有六個人的,多出來的那倆是彈藥手。
炮兵還教“騎術”和“馭術”。“騎術”就是教怎麽騎馬的,從騎光背馬開始,沒有馬鞍子的那種,希望你能體驗騎馬的姿勢。騎光背馬很容易摔下來,課上規定掉下來一定得抱著頭,不然手戳在地上,容易骨折。騎光背馬是很苦的,沒有馬蹬子,騎的時候,得夾得特別緊。每次上完騎馬課,腿都並不攏。晚上也很難睡好覺,因為屁股都磨破了,大家就用郵票貼在屁股上,避免和衣物摩擦,就不那麽疼了。不僅這樣,如果從馬上摔下來可能還會挨打,教官拿著馬鞭子抽你,因為教育方法都是學日式的,體罰很重。“馭術”是教怎麽駕馭騾子的,當然學這個也得要求騎術。一門炮要有六匹騾子來駝,安排三個馭手,騎一匹,帶一匹。個子高的人做馭手的多,因為騾子個子高。騾子也調皮得很,怎麽駕馭也得學。
說到騎馬,我記得有一件事。我騎過一匹烈馬,這匹馬的耳朵是剪開的——摔死過人的馬,耳朵要做記號,以此標明這是烈馬。這匹馬是最烈的,你騎上去它就尥蹶子把你尥下來,騎著它跑一會兒,跑著跑著它就臥槽——兩個前腿突然跪下,騎的人可能就摔下來了,這匹馬就這樣摔死過我們兩個同學,所以沒人敢騎。但是馬不夠,總有人得騎這匹馬,沒人敢騎,我就騎。有一次日本飛機來轟炸,我們正在操練,大家馬上離開操場,向郊外疏散。跑的過程中,這匹馬有意識地跪下把我摔下來,後面的馬經過的時候,蹄子把我打暈了,我懵了一會兒。大家又去把這匹馬找回來,找回來以後,沒人敢騎它,我自告奮勇,還是我把它騎回去的。回去以後我睡了一個禮拜,因為頭一直暈,估計是腦震蕩了。就有這麽一個插曲。所以說好勝也不行,容易吃虧(笑)。
當時每天的作息都很規律,早晨六點鐘起床,洗漱、整理內務只有二十分鐘,六點二十分跑早操,完了才能吃早飯,稍微休息一會兒,接著就馬上又出操了。我們要學的課有地形學、通信學、築城學、汽車駕駛等等,總共八門。這些課程都有教材,都是軍政部編的,軍事出版社出版的。也要上政治課,政治課就是學總理遺教、三民主義、建國大綱這些,這些要考試,都得背下來。建國大綱我現在還有印象,就是有關於建設一百英裏公路、十萬公裏鐵路的計劃,這些現在肯定都超過了。上次紀念孫中山一百五十周年,我和臺灣的同學交流,我說孫中山當年講“實業計劃”,民國大綱、建國綱領這些,共產黨已經都完成了,而且遠遠超過,現在的高鐵到處都是了。晚上吃過晚飯,就開始自習。自習我一般都整理筆記、溫習功課,有時候還上數理化課。我當時想留學德國,還自學了德文。晚上九點就睡了。
平時娛樂的話,除了打打籃球,就是晚飯後,大家在操場上席地而坐,能唱歌的唱歌,會樂器的演奏樂器。我一般都是吹口琴,我會的曲目很多,《home, sweet home》、《比翼鳥》、《巴黎巡禮》,西洋歌曲比較多。前幾年,中山黃埔論壇在上海召開,我還上臺表演吹口琴。當然這兩年不吹了。

2012年7月17日,第三屆黃埔兩岸情論壇,夏世鐸(中)在表演吹口琴。
本來黃埔軍校規定,三年學習,半年實習,之後才能畢業。但是我們入學趕上了抗戰,把寒暑假取消了,學製縮短,學習時間減到了兩年半。正式入伍以後,就開始學戰術了,主要是團的戰術,因為軍校畢業以後頂多是當到團長。要是學各兵種聯合作戰,軍銜就得將官以上,因為團長就是上校了。再往上深造得去陸軍大學,在陸軍大學畢業的才能當將官。
1942年4月我畢業了,畢業考試我考了我所在炮兵隊的第四名——我們那屆炮兵隊三個隊,步兵隊六個隊,通信隊一個隊,騎兵隊一個隊,輜重隊一個隊,十幾個隊,每個隊一百多人。入學一千一百多人,最後畢業的時候不過一千人左右。這裏頭有吃不了苦,開小差走掉的;有演習的時候受傷或者死掉的,拉手榴彈扔出去慢了把自己炸死的;也有跑警報沒跑成被炸死的;還有病死的。每年畢業都是,入學的人裏頭差不多有一兩百人死掉或者走掉,不能畢業了。所以畢業還是很不容易的。因為成績好,畢業以後我就留校了,繼續做十八期和十九期的助教。十八期的饒平如是我的學生,當學生那會兒他畫畫就不錯(笑)。
黃埔之後
傅作義是我的表姐夫。1947年,他來南京開高級軍事會議,那會兒我正好在國防部工作,當參謀,我們見過面。他的夫人,我的堂表姐劉芸生,在抗戰的時候也一直和我保持通信的。但是我當時有一種清高思想,越是地位高的親戚越不想和他們攀,就是不想沾他們的光。她十六歲就嫁給傅作義了,那會兒傅作義還是天津市警備總司令,三十六歲。那時候她還和我姐姐一塊玩呢。我父親做的媒人。
在南京國防部,傅作義和我聊了聊,聊得很好,他就希望我跟他到三十五軍去,給他當炮兵營長。我當然不願意了,我就想做自己的工作,靠自我奮鬥,不願意沾他的光。在我的印象裏,雖然他官至上將,但還是很樸素的,我對他也很尊重。
1949年,我有過第一次去臺灣的機會,但是我放棄了。當時我考取了聯合國軍事代表團的工作,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全國只考取了24個人。這個工作要求我們到臺灣去受訓,本來我們這些考取的是要送到耶魯大學去留學的,方便聯合國開會的時候去實習,但是後來因為內戰打起來了,經費困難,就專門給我們24個人辦了一個國外服務軍官初訓班,改成去臺灣學習兩年,再派到聯合國。國防部把票都買好了,再發給我們。拿到票的時候,我很彷徨,我是反對內戰的,之前抗戰八年是抵抗侵略,但內戰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我覺得這樣不對。
而且我當時已經對共產黨有一些了解了。我的表哥陳其武,在1937年的時候和我一起搞過後援會,他們兄弟四個都是共產黨員,我對他們印象很好,他們都是清華北大南開的學生。雖然當時社會上都宣傳共產黨怎麽壞怎麽壞,但是我不相信。還有另外一個對我影響很大的共產黨員,是和我一起考聯合國軍事代表團的陳家默,他是地下黨。他後來領導了傘兵三團的起義,本來說想讓我和他一起起義,但是後來他和我說,因為你媽媽爸爸都在上海,萬一你犧牲了,我覺得很對不起你爸爸媽媽。就沒帶我一起起義。
我的父母那時也在上海,所以機票給我的時候,我就已經決定不走了。為了維持生活,我把機票賣掉了,這一張票賣得很貴,拿到的錢維持了我一兩個月的生活。
後來有四次機會去臺灣,我都沒去。第六軍軍長戴樸,正好我有一個同學和他是陸軍大學的同學,就介紹我去當炮兵營長。去了以後,他們對我很器重。第六軍是陳誠的嫡系部隊,後來要開到花蓮去。我不想去,就托辭說,我把父母送到昆明再過去,於是我請了一個月的假。等到一個月到期了,那邊需要我去了,我只好說,我家裏有父母,我沒法一個人去臺灣。
後來,我去了上海警備總司令部的炮兵指揮部,這是邵伯昌的部隊,他也是老炮兵了。副指揮官是黃埔五期的,叫做鄺書霈,還有一個參謀長,是七期的,他們對我也不錯。上海開始打仗了,我因為不想打內戰,就又跑了。我有個姐夫在醫務事務所工作,相當於現在的衛生局局長了,給我開了一個證明,證明我有嚴重的氣管炎,需要修養。我拿著這份證明請了假,沒等批準就走掉了。這也很驚險,上面知道我走了,就派人去我家找我。我本來躲出去了,但是當天回家去取件衣服,正好碰上。來找我的這人是我同期同學,他帶著一個兵。我一看這沒法再跑掉了,我要是跑了他得受處分,我就跟他回去了。邵伯昌看到我,桌子一拍,“你是臨陣脫逃!”湯總司令有十殺令啊,夠處決的了。我說我也請假了啊,我有病。這時候副指揮官保我了,他說,他還年輕,工作也不錯,就讓他戴罪立功吧!就這樣保下來了。不然說槍斃那就也槍斃了,那正是亂的時候啊!所以還算是走運了。
這個時候我就做了很多工作。我把作戰圖拿來修改了,炮兵不是有“諸元”嗎?比方說射程三千公尺,我給改成了三百公尺,把它打亂,我想減少解放軍的犧牲。我自己做了這點兒工作,別人都不知道。所以他們的炮都打不準,一打就有偏差。趁著重新校準的時候,解放軍就可以去躲避了。這段話我的自傳裏都沒有,因為讓臺灣那邊知道了,也不太好(笑)。
夏世鐸家中一角。澎湃新聞記者鐘源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