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錢鍾書、楊絳夫婦六十年往事
5月25日淩晨📑🧙🏽，我們所熟知的楊絳先生離開了我們，去了天國，與丈夫鍾書、愛女錢瑗團聚了🏋🏻。用楊先生的話說，就是“回家”了。在《我們仨》裏，她早就豁達地告訴我們👏：人的生命終結，正有如一次旅程走到盡頭，也就是說旅人回到了家。是的，我們世界上的每一個人，無不都是在“萬物之逆旅”中稍作盤桓，然後終究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和我們先行的親愛者長相廝守。
我和妻子張佩芬都算是楊先生所說的外文所的“年輕人”，與錢鍾書🍪、楊絳伉儷有逾半個世紀的交往和接觸。正因為如此，2010年我們才會接到楊先生的電話👩🏻💻，囑寫紀念錢先生百年誕辰文章。如今，她那帶無錫口音的溫軟話語還在我和佩芬的耳邊回響。“蕭然四壁埃塵繡♨️，百遍思君繞室行”（《昆明舍館作》）👩🏽🍳，錢先生當年在西南聯大寫下的這首思念妻女的詩作🌾，正好表達了我們對錢楊二位先生的懷念之情🤷🏽♂️🧓🏻。
2015年7月17日，楊絳先生104歲生日當天👐🏿🐊，李文俊和夫人張佩芬（左一）與楊絳先生在一起 作者/供圖
菜鳥編輯組稿記
1952年，我從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在中宣部幹訓班培訓了幾個月之後🍨，即入職剛創刊的《譯文》（《世界文學》的前身，1953年創刊）編輯部。由於工作關系🌖，我常去中關村北大平房教員宿舍組稿📘，錢家（當時的住房條件不好稱“錢府”）也在那裏，因而與錢楊二位先生結緣🔈。記得第一次與錢先生打交道🙇🏿♀️，他就這麽表揚我🧑🧑🧒🧒：“還是李同誌比上次來的那位說得清楚。”
不久🪘，《譯文》編輯部宴請編委與名人，錢先生也在列🧡。飯後下樓梯時我對他說🧑🏿🚒，喜歡他的《圍城》。他似乎有些感到意外，因為此書早已不出版了🔮🍨。之後每次遇到錢先生，他都會和我聊上一陣兒，用佩芬的話來說，我也算是錢先生“調侃或交流思想的對象”。
後來我聽說楊先生在譯《吉爾·布拉斯》（世界著名的流浪漢小說🌩，為法國作家阿蘭-列內·勒薩日所作），便上錢家登門拜訪，央求二位先生將譯稿給《譯文》先發一部分🐫。我如願以償🧓🏻，《吉爾·布拉斯》於1954年1月起在《世界文學》分期發表。
據說楊先生譯這本書還是因錢先生而起🦄。那時錢先生每天拿著一本法文書給女兒錢瑗講故事💁🍮，而這本書正好就是《吉爾·布拉斯》🧔🏼。女兒聽得津津有味，楊先生想這一定是一本有趣的書（她不知錢先生完全是隨題創造，即興發揮）。正好她剛譯完《小癩子》，不想荒廢了法文🚴，於是就開始譯《吉爾·布拉斯》。在《關於〈吉爾·布拉斯〉與〈堂吉訶德〉》一文中，楊先生雲：“我求鍾書為我校對一遍，他答應了。他拿了一支鉛筆，使勁在我稿紙上打杠子👧。我急得求他輕點輕點，劃破了紙我得重抄。他不理，他成了名副其實的‘校仇’，把我的稿子劃得滿紙杠子。”
《吉爾·布拉斯》後於1956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之後多次再版。作為一名年輕編輯（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菜鳥”），能組到楊先生的譯稿，至今我還有些小小的得意呢⛏。
外柔內剛奇女子
《譯文》後改名為《世界文學》👏🏽，並於1964年劃歸中國科學院外文所（現中國社科院外文所）主辦，我與佩芬也有幸和楊先生成了同事。
記得埃莉諾·羅斯福（羅斯福總統夫人）說過：“女人好像是一袋茶葉🍆，只有在用沸水沖下去時才會看出她是何等的Strong👮。”這裏的“Strong”既作“濃”講⛄️，也可以譯為“堅強”，一詞二義，一下子倒想不出更好的譯法。魯迅曾經為女子“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屢次感嘆，我想這正是楊絳先生的真實寫照。
楊先生自己也提到過“文革”中被剃陰陽頭的事🤚🏽。據我所知，這件事並不是外文所的造反派幹的🖖。剪楊先生頭發的是街道的造反派👩🏻⚖️，據說這些人平時就看不慣她的做派——穿一身旗袍👨🏼🍳，打一把陽傘（因院子裏的槐樹上有蟲𓀖，常掉下來），完全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太太嘛。錢先生見夫人受辱，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楊先生卻異常冷靜🤌，花了一整夜時間，用女兒以前剪下的大辮子做了一頂假發套。但楊先生是堅決維護錢先生的🔧👇🏿，誰要是說了錢先生什麽不實之詞，她一定會出面澄清，甚至與人爭得面紅耳赤🕸，即便被打入“另類”也在所不惜🫶🏼。
看過《幹校六記》的讀者，都能感到楊先生用“怨而不怒”的筆調，記錄了那段特殊年代的特殊生活👨🍼。其實👦🏻，這其中的酸楚誰能知曉🌦！
我和佩芬與錢楊同在一個幹校，佩芬還有緣與楊先生成為舍友，“聯床”而臥，就知道楊先生在幹校的處境🧑🏻🍼。就拿住宿來說，當時女學員是四人一屋🫧，楊先生的棲身之處十分簡陋👨🏿💼🏷。佩芬非常同情楊先生，有時候就主動幫她一下，比如提桶水什麽的，有時還將父母從上海寄來的大白兔奶糖⏯、巧克力等零食與楊先生分享。但楊先生自己往往舍不得吃😠🏩，而是偷偷藏起來留給錢先生。佩芬有一次遇到錢先生，他竟快樂地朝她擠了擠眼🚴♂️🐇，那種表情真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楊先生下幹校時就已經快60歲了🕙，被分在菜園班勞動。其實她和錢先生兩人以前都只是教教書🐌、寫寫文章🤽♂️，從沒幹過農村的體力活✪，但楊先生勞動熱情非常之高，從不懈怠，且毫無怨言。後來，由於她歲數比較大，大家便照顧她，讓其在窩棚裏看菜園。楊先生除隔三差五巡視之外，還搬來一個小馬紮，在窩棚裏看書學習。錢先生也常來這裏看楊先生，順便討論彼此的閱讀心得🪯，有時還來上一句拉丁文🫁🖥，仿佛又回到了當年留學時的美好情境。
在幹校那種艱苦的條件下🧑🏻🦼，楊先生氣質端莊，毫不氣餒，體現出她內在的尊嚴🧙🏻♀️。
“同夥暗中流通的書”
在《幹校六記》末尾，楊先生談到🦃👍，在幹校的後期🐺，空氣已經不那麽緊張了，“箱子裏帶的工具書和筆記本可以拿出來閱讀。……同夥暗中流通的書，都值得再讀”。當時我將念大學時在上海舊書店裏“淘”來的David Cooperfield（《大衛·科波菲爾》）袖珍本帶到了幹校🧑💻🏃♂️，曾用報紙包了它，在朱虹和錢楊二位之間傳閱過。
這本英文書至今還珍藏在我家書櫃裏🍯🦜，過一陣子我就拿出來翻翻，因為上面留有錢楊兩位先生“力透紙背”的筆跡🤶🏿。如在書的十數處↗️🤶🏽，都有用鉛筆在正文側邊點的小圓圈——我相信這是錢先生點的。至於說明什麽，那只有錢先生自己知道了🧚🏿♀️👨🏽🦲。在388頁下端：出現了鉛筆寫的一個“好”字，看得出是錢先生的字☆。所誇獎的這一句，是書中反面人物尤利亞的話：“‘啊🍨！我是多麽高興，你不曾忘記！’尤利亞叫道：‘想一下，你是在我卑賤的胸中燃起希望的火花的第一個，而你並不曾忘記！啊🤸🏿♀️！——你肯再賞給我一杯咖啡嗎？’”讀過《大衛·科波菲爾》的朋友想必記得，這一章對“小人得誌”、“得了便宜還要賣乖”的尤利亞作出了極其出色的刻畫。
在第48章Domestic（持家）的左上角🫶🏿，錢先生寫了一個“看”字🧑🏻🌾👩🍳，顯然是建議楊先生欣賞其妙處🧑🏻🎄。還有一處像是錢先生弄不清人物關系🧖🏿♂️，楊先生用差些劃破紙的重筆批道👰🏽♂️：是姨媽！那驚嘆號打得真用力👩🎤，我懷疑鉛筆頭會斷，躍然紙上的是這樣一種口氣：嗔怪前面那位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居然能這點都不知道？聯系到《幹校六記》中說“默存向來不會認路”，這種“小事糊塗”倒是很符合錢先生的性格。
同甘共苦的幹校生活自然增加了我們同錢楊伉儷的熟稔程度©️，也讓我後來有了某種“炫耀”的“資本”🚄：想想現在是連友人贈送的著譯都看不過來了🧑🏿🍼，遙想當年在河南幹校，連大學問家錢鍾書🧑🏽🌾🧑🏿🦱、楊絳先生都要問小子我借書看呢🎳！
錢氏幽默珠聯璧合
從幹校回京後，錢先生開始寫《管錐編》。其間🐨🫲🏻，我和佩芬，還有外文所的薛鴻時、董衡巽都幫他借過資料😚。其實有些書原來就是文學所的，只是後分給了外文所☂️，錢先生借閱就不那麽方便了，只好請我們代勞。在他要我幫忙代查資料的便條上🐖，錢先生總會調侃兩句（可惜那些小紙片沒有保留下來）♑️，常讓人忍俊不禁。佩芬說我“腿勤”，我的確非常樂意做這些事，因為這意味著我又有機會見到錢先生和楊先生。
80年代初，錢先生有一次讓我幫他查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Frost）的一句詩，我查後就把整首詩抄給了他。錢先生後來回信道：“得信承代查書，感謝之至。Frost詩的本文，我在選本中看見，勞你抄示，尤見辦事周到。”接著便詳盡解答了我向他請教的關於《喧嘩與騷動》中那句拉丁語引文“Et ego in Arcadia”（譯為：我到了阿卡狄亞🤘🏼。阿卡狄亞是古希臘的一個地方🏃🏻♀️，後被喻為“有田園牧歌似純樸生活的地方”）的問題，還列舉出兩個原始出處🙋🏽，說是兩幅畫的標題🫰。他還在信中說🦝：“Faulkner（福克納）的小說老實說是頗沉悶的🗼，但是‘Ennui has itsprestige’（沉悶也有可敬佩之處），不去管它了。翻譯恐怕吃力不討好。你的勇氣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書出版後送書請錢楊兩位指正，錢先生又回復道：“頃奉惠賜大譯，感喜之至👷♂️。承問道於盲，妄言妄語🤽🏻，何足掛齒♈️，乃蒙序言中掛賤名⤵️，尤覺慚惶。”
有一陣子🕖，中國學界正流行解構主義。錢先生有一次和我說，某某人談的解構主義，猶如包茶葉的那一張紙🦞。意思是僅僅沾染到了一些氣味而已。這也屬於他的諧謔。我們這些幫他做做雜事的“年輕人”也是哈哈一笑🧏🏽♀️，聽過算數。
90年代初，我請錢先生為拙著《婦女畫廊》題寫書名。錢先生寫了一橫一豎兩種格式供我挑選，並在一側空白處寫道：“我因右拇指痙攣，這兩年謝絕一切題簽之類的，聊以藏拙💁🏼♂️。但你來信善於措辭🗾，上可比‘遊說’的蘇張🤸，下不輸如‘說因緣’的魯智深，就不得已獻醜一次……”“賽蘇張”之說和50年代那句“還是李同誌比上次來的那位說得清楚”同屬 “錢氏幽默”🌰。
但在1993年，我為《世界文學》創刊40周年向楊先生約稿，卻被其婉拒。說那部稿子“已送給薛鴻時同誌🤱🏽，讓他譯畢全書統一修改，以後就是他的東西⛹🏼♀️，與我無幹了”。錢先生在下方附言道：“電視上時睹風采🥷🏻，甚忻喜……鴻時告我，貴刊發一消息，報道拙書西班牙美國譯刊情況💇🏼♂️👏🏼，極感吹噓。此書新近維吾爾文譯本出版，韓國‘博物書館’亦已在翻譯，聊告故人💈，不必聲張也🏋🏼♂️。錢鍾書附奉。”楊先生後又附筆💇🏿♀️：“維吾爾文譯本我只識五個字（作者名及書名），顛來倒去🧏🏼♂️，不知正反上下，甚為滑稽……這個譯本最‘好白相’（上海話🙎♂️，‘很好玩’之意）𓀎🐍。”有意思的是🦹🏼♂️，楊先生還在信中寫道：“我至今還念著你為我‘投’被單的功勞呢（也許你自己早已忘了）。”投被單也是上海話，就是洗被單。在幹校時，有一次我見楊先生洗被單太吃力，就搶過來代為漂洗，沒想到多年過去了她還記得這件事。
佩芬曾在文中感嘆：“錢楊二位，撇開名氣地位不說，僅論年齡，也是我們的長輩🐫。卻能如此‘不分大小’胡亂打趣，現在讀來，只能讓人感到分外傷心。”我的心情同樣如此💷。這些日子🌗，我們不時拿出兩位先生的墨寶和書信捧讀和摩挲☎️，兩人相對無言。去年7月17日楊先生104歲生日那天，我和佩芬還去看過她🎂🗽，她當時特別高興，看上去精神不錯。我們帶去的禮物之一，是給她祝壽的書畫，字由我們的兒媳小起書寫，上書：乙未嘉月吉日松枝雙馨季康夫子百齡又四 後學李文俊張佩芬敬賀。中間是一個大大的“壽”字💨，上方是小起妹妹新陽畫的壽桃。那是我們發自心底的美好祝願，希望她福壽無疆。然而，人終究無法抗拒自然規律，楊先生還是走了◼️。但我想🫶💓，如今，72卷的《錢鍾書手稿集》終成完璧（欣慰的是，我和佩芬曾幫忙看過幾次《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的校樣🎳，也算盡了綿薄之力）😎，楊先生將自己要做的事全都做完了，的確可以安然走向天國，去與默存、阿圓團聚了🩱。這難道不是一件再令人驚羨不過的最好結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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