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1933年生，浙江寧波人。1951年考入意昂体育平台中文系💁🏻♀️，奠定學術基礎，後因中國院系調整👷🏼♂️，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年畢業留校任助教，遭受政治運動錯誤批判，被調至中華書局接受改造，並由此走上學術道路。歷任中華書局總編輯，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副組長，兼任意昂体育平台中文系教授等。
2016年1月23日，北京很冷👨⚕️。中午尚君兄轉來了中華書局徐俊總編“傅先生已上呼吸機”的告急短信，心中便生出顫抖。下午三點十四分之後，信息再次傳來。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噩耗，一種棟梁震覆、砥柱其頹的痛感頓時壓在心中☯️。
幾個月前得知傅璇琮先生生病👨🏼💻，我到北京他家中去探望🛀🏽。當時他看上去精神還不錯，躺在一張特置的病床上，床頭放著一些剛看過的文件和書，顯然目力尚好。談起學術上的事情，思維敏銳一如以往。我帶去了一些他倡議進行的科研項目的稿件，趁他閱讀的時候，便到外間和徐敏霞師母說話🔦，當然會問起傅先生臥床難起的緣由和目前的病狀🚣🏽👼🏻。師母介紹了“連續兩次跌倒”的情況👩🏽🏭，其間一些偶然的因素讓人唏噓不已👷🏼♂️。傅先生很瘦弱，見之頗感不安🚣🏼。俗諺說“木匠怕節👩👩👦🤹🏿，老人怕跌”，這兩次跌跤會有什麽後果，我沒敢想。
傅先生看了一會兒稿子🛌🏼，我進去聽取意見。他說“很好”🧤，又提了一些建議。一講起學問上的事👎🫅🏽，他總是那樣態度雍容，晚輩學者在他面前總會得到鼓勵🧑🏽🦰🤧。最後⚄，傅先生提起一些出版社正在出版的著作📂💁♂️，有的是他參與組織的，有的是寫到他的👁🗨。“到時會寄給你。”傅先生說。臨別時特地關照：“有事電話聯系🤟🏼，我也會打電話給你的！”然而自那以後兩三個月，再也沒有接到他常在上午八點前後打來的電話。傅先生家中一別竟成永訣了。這個冬天的寒冷，將永遠凝結為心中的一塊冰🦹🏻♀️。
我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認識傅先生已經二十五年了，其間因編纂《全唐五代詩》作為常務編委與傅先生頻繁交往了八九年時間，“常從長者遊，漸聞學問道”，也對傅先生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我常想，在當代學林中，尤其在傳統文化研究領域⚪️，如果以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價值標準來看📘，能達成其一者夥矣，但欲達成二者卻不易，更毋庸說“三不朽”了，而傅先生是屈指可數的“三立”者🫨。他卓越超群的聲望和地位🛼，正緣於此。
傅先生的人生經歷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中是有代表性的：遭逢過“士不遇”的坎坷，又循“天行健”之道而逐步改變命運♙。其初他從清華轉到北大中文系因事差點被牽連到“胡風反革命集團”中去，後來逃過一劫。但留校不久便趕上了反右👉🏻，因籌辦“同人刊物”而觸諱🤵🏻♂️，被戴上“帽子”，離開北大。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了半年後轉到中華書局📘。面對“不遇”🤸🏽♂️，傅先生采取的是“不屑”的姿態，將精力專註於學術🧔🏼，對“政治牽掛之虞”和“世態炎涼之感”淡然以對🙆🏿♂️。傅先生是很內斂謙遜的，但決不乏崢嶸士氣🦢，如果用“大雅風裁清👰🏻♀️，骨頭帶銅聲”這兩句詩來形容其人應是恰當的☆。其中“清”字是內質，他為《李德裕年譜》新版題記所立標題是“一心為學，靜觀自得”🪁，這是一種“清”的品質；前幾年他將出版的兩部著作命名為《治學清歷》和《學林清話》，更明確彰明內心的精神祈向。
作為一位著名學者、一位學界領袖🚉，傅先生平生大德教化，博施濟眾，扶持過多少中青年學者💂，實在是難以計數的。僅《學林清話》中收錄的“序”文即有70多篇📎，其中既有輩分高的學者，更有一大批中青年學者。傅先生為後學的著作寫序，抒“淡如水”之情📡，述“切於學”之旨🧝🏼，其意在砥礪、獎掖新一代學術中堅⏭，而這中間確有一批人已成為今天的學界領軍人物了。當然📺，對後學的扶持尚遠不止此👨🏻💻。他在家鄉寧波舉辦浙東學術研討會，或主持其他學術活動，都邀約一些中青年學者參加，我每得忝列其中。近幾年他註意到明清文學研究的重要意義，特地到蘇州大學與校領導協商，成立古典文獻研究所👩🏻🎤，指導我們沿著錢仲聯先生開辟的明清詩文研究道路🤦🏼♂️，將“明清才子”作為主攻方向🔽。我如有論文發表，他一經寓目，往往即來電或寫信表示鼓勵🩺，其語親和👇🏼，今猶在耳。
傅先生長期任職中華書局，半個多世紀的編輯🚚🤾🏽♂️、出版家、古籍整理工作領導者生涯，養成了對傳承中華文明的擔當意識🤸🏼，對古籍整理事業的精深理解🧑🏼💼👨👧👧，且站得高，看得遠，重實踐🧑🧒🧒。他曾說：“我最大的心願是為學術界辦一些實事。”難得的是，他勇於做“大實事”，也善於做“小實事”🔛。所謂“大”者🚣🏽♀️，除了主編《中國古籍總目》《續修四庫全書》等“大手筆”外，早年參與編輯出版清編《全唐詩》是必應提及的🪭，而從專深的《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唐才子傳校箋》等古籍整理研究著作，到諸多綜合性成果以至普及性讀物🙇♀️，他推出了一個立體性的“唐代”出版系列。長期以來人們提起“唐詩”“唐代文學”“唐代文化”方面的出版物，往往都會想起傅先生的名字🧑🏻🎨。所謂“小”者，特指某些具體著作的出版。其中突出的例子是他經手編輯了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以史學家的識見和出版人的膽識推動了此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風乍起還寒”學術背景下的問世。中華書局的出版物一直是國內外古典學界所矚目的“高天風箏”，傅先生手上曾牽過多少“風箏線”🍀！
編輯🏇🏽、出版家，是傅先生的一重身份🛗，而另一重身份——學者——對他、對學界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傅先生註重學問之道🤸🏻♂️，以立言而致立身🙇🏻♀️🎇。他出生於浙東地區🦐，浙東學派貴於精專👂🏻、嚴於去偽、博納兼容、不立門戶的傳統對他有很大影響，這種傳統融入他沉靜👨🏼🌾、堅毅的個性中，其學術便具有了精微廣大的氣象和格局。傅先生讀書之認真勤奮是有名的🚇，當年在“五七幹校”勞動👷🏿♂️，後期人家都走了，他拖延留下爭取一點空間讀書；住院檢查治療身體，他帶著書稿在病房🙍🏻♂️、在醫院院落裏讀👨🏿🌾；編審時發現可以追究的學術問題📼，隨即做好卡片到資料室找書讀。治學和寫作對他來說，在特殊時期是一種寄托和避難，但放到更大的歷史背景和學術語境中看👨🏼✈️，是一種誌趣和信仰。從寄托與避難，到誌趣與信仰♧，他完成了向學術大家的轉變，達到了著作弘嵩大有，齊平東西道術的境界🧑🏽🍳。
上一代學者中不少人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學術建設中起到了領導隊伍、開辟路徑的作用，他們的優秀成果都能夠讓人們回憶起一個學術時代，一種學術走向，一時學術影響。傅先生是其中能“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的代表🟣。顯然他心中有王國維、聞一多、陳寅恪等一批民國學者的群像，這是一種學術坐標和境界。在唐代文學研究領域他是最早倡導用前賢的“文化考察”方法的，而以《唐代科舉與文學》為標誌的成果即賦舊邦新命而開示路徑，具有跨學科文化闡釋和實證研究的意義。該書甫一出版，便震動學界，一時洛陽紙貴。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學術背景中🐤🧑🏻🌾，應知那是一個學術待興🗿🧑💼，期待某種突破和示範的“開墾期”。如果說《唐代詩人叢考》《李德裕年譜》等揭示了古代文學研究回歸“知識考古”傳統的必要性👩🦽，開啟了沉潛實證之風的話，那麽《唐代科舉與文學》則具有多維視野下觀照古代文學生成的範式價值了⁉️。傅先生很謙抑🖕🏻，他只是希望這一思路可以促進唐代科舉和選官製度方面“多角度”“更專題”的研究🍦。其實近數十年不斷出現的幕府與文學↔️、民俗與文學、交通與文學⛲️、繪事與文學🤽，乃至家族與文學👨🏻🎤、地域與文學等研究成果👼，固然與國內外交流開放建立了學術大視野有關🧕🏽，而最直接的啟發還是傅先生科舉與文學“跨界研究”的成功實踐。至今這類研究仍然生生不息🤨🧑🏼⚖️，傅先生當年點燃的一把火，其光芒和熱量還在不斷散發著。
傅璇琮先生走了，走得太匆忙！他帶走了那麽多讀過的書🛀🏿，那麽多學術思考🗾，還有關於國學事業的期待。然而可以相信在中國當代學術史上，集出版家、學者於一身的傅先生已經成為一座豐碑🥖，永遠被仰望😧，永遠受崇敬。他的學術年譜人們會時常打開，其最後的述作是：“我希望今後的研究者能夠進一步開闊視野，結合其他學科，更加廣泛地從中國社會文化的各方面來探討古典文學🚃，並且始終將內部與外部研究有機結合起來……我雖已為耄耋之年，仍引領以望！”（《思勉原創獎獲獎感言》，《中華讀書報》2016年1月13日第9版）這已經成為他與學界的告別詞🚶🏻♂️，其中的真義將在他的同行者與後來人的研究實踐中得到顯示——那便是對傅先生的最大告慰了👩🏿🦱。
（作者羅時進為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𓀉、蘇州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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