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朱寶琳

余國琮，男，漢族，1922年11月18日出生於廣州，祖籍廣東省臺山縣，民進黨員，天津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作為我國精餾分離學科創始人、現代工業精餾技術的先行者、化工分離工程科學的開拓者，余國琮在精餾技術基礎研究、成果轉化和產業化領域做出了系統、開創性工作，他提出的熱力學活度系數理論被稱為“余—庫”方程，被多本經典著作和手冊采用。1985年，余國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及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稱號，1998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他還先後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2項、三等獎1項，2003年獲天津市科技重大成就獎。

50多年來，余國琮始終沒有忘記周總理的重托，他懷著為國爭光的雄心壯誌，把對祖國的愛融於事業中——為爭一口氣，他成為了一位卓越的科學開拓者；為爭一口氣，他積極推動了科技成果的產業化，造福國民；為爭一口氣，他傾心育人，桃李滿天，並打造了化工專業研究的人才梯隊。

余國琮曾深情地說過：“我們中國人並不笨，我們能自力創新。我不僅僅要自己去爭一口氣，更要把‘爭一口氣’的精神傳承下去，讓更多的年輕人繼續為中國‘爭一口氣’！”

在余國琮的人生中，有兩次乘船的經歷讓他在鮐背之年依然記憶猶新。

1938年秋，日軍登陸大亞灣，廣州淪陷。16歲的余國琮隨父母擠上小船逃往香港，出發不遠即遭日本橡皮艇襲擊。人們面朝下緊貼船板，一發發子彈擦過頭皮。親歷國難，少年余國琮骨氣不倒，家國情懷鐫刻於心。

1950年夏，載有100多名中國留學生的美國遊輪“威爾遜總統號”由舊金山駛往香港。已在美國學術界嶄露頭角的余國琮闊別恩師、謝絕厚祿，以到香港探親為名避開美國政府的註意，滿懷報國誌氣，學成歸來。

只有歸國，沒有退休。60多年來，余國琮一直在為中國的化工事業耕耘不輟。他傾力科研，著作等身；他心系實業，惠國惠民；他傾情育人，桃李滿天。盡管人生的長河幾經起伏，但余國琮的船舵始終駛向真理，駛向祖國。

心系科學救國

1950年，在美國的科學家名錄上，出現了一個中國人的名字：余國琮。當時他年僅28歲。

余國琮自幼勤奮好學，1939年他在香港考區考入昆明西南聯大化工系，畢業後短暫擔任過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中央工業試驗所助理工程師。“沒有什麽技術含量”的工作並未讓他安於清閑，業余時間他繼續學習化工知識。1943年底，國民政府教育部舉辦了第一屆自費留學考試，唯一的考點就設在重慶。余國琮參加考試，順利收到了美國名校密歇根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1945年余國琮在美國密歇根大學上學時的照片

1947年，余國琮在美國匹茲堡大學獲博士學位。他的博士研究方向一個是精餾，另一個是熱力學。余國琮與美國實力雄厚的梅隆工業研究所交往頻繁，一流的科研環境使他迅速成長。余國琮深受導師庫爾教授的賞識，他被留校任教，並指導研究生，成為當時在美國大學的化工系中執教的第三名中國學者。余國琮為研究生講授的“高等化工熱力學”課程的選修人數很多，一些來自企業的工程師慕名而來，這成為該校極為罕見的研究生“大班課”。

3年中，余國琮和庫爾教授合作，先後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了6篇論文。他提出的汽液平衡組成與溫度關系理論曾長期被一些專著、手冊所采用，被稱為“余—庫”方程。他在美國初露鋒芒，獲得了象征學術成就和榮譽的3把“金鑰匙”；他的名字被列入了美國科學家名錄。庫爾教授認為他和余國琮將是探索未知領域的親密合作者，還把家裏的鑰匙交給余國琮一把。

1947年余國琮在匹茲堡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時的照片

然而，1950年夏，余國琮懷抱著科學救國的熱情，向庫爾教授誠懇地表示：“留在美國，我們共同合作，將會取得很大成績。但是，新中國剛剛成立，祖國的建設更需要我。”

那時，余國琮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身份——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簡稱留美科協）首屆理事。留美科協是一個動員留學生回國參與新中國建設的組織，他們計劃把全美代表大會設在匹茲堡，余國琮便向匹茲堡大學借到了一間教室，稱要給學生補課。他還用辦公室的設備印刷了相關宣言、通訊錄和文件。在協會活動中，余國琮多次表達了自己學成後回國建設新中國的誌向。

因為母親在香港，1950年8月，余國琮便以探親之名向匹茲堡大學“請假一個月”，只有庫爾教授知道余國琮是辭職回國。香港當時還是英國的屬地，余國琮辦了一個英國的簽證，同時還辦了一個重返美國的簽證，避開當局懷疑。

當余國琮離開舊金山之前再次向庫爾教授告別時，他從電話裏聽到了教授顫抖的聲音，這聲音表達著一位良師對愛徒的依依惜別之情。

在美國的學習和工作，對余國琮的學術成長產生了很大影響，這個影響濃縮成兩個字——信心。余國琮說：“梅隆工業研究所在當時的美國是很出色的。我在其中從事科研工作，覺得美國在化工方面也沒有特別高明的地方，如果我們下點功夫，也不見得趕不上他們。有時你在圈子外面看看，好像他們水平挺高的，你真正到了圈子裏會發現不過就是這樣。這樣一想，對我以後在工作中增強信心，很有幫助。”

不負總理重托

回國後，余國琮應好友林宗彩的邀請，到唐山工學院化工系任教。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余國琮隨調到了天津大學，在這裏，他為我國的化工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

1958年，我國由蘇聯援建的第一個原子反應堆投入運行。原子反應堆需要重水做減速劑，隨著中蘇交惡，我國的原子能事業面臨著停轉的威脅。余國琮從20世紀50年代就確定了要攻克分離重水的難關。他的研究工作很快得到了中央和上級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被定為絕密等級。

1959年5月28日，周恩來總理來到天津大學視察，特地參觀了余國琮分離重水的實驗室。那天，大家站成一排等候總理的到來。總理與余國琮等人一一握手。看到實驗室幾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的面孔，總理說：“你們都還年輕啊！”他誇贊重水科研隊伍有了人才儲備。

周總理進入實驗室時，因為保密的考慮，工作人員不準照相，其他人也不準進入實驗室。余國琮向總理匯報了實驗室科研情況，沒說幾句，總理馬上聽出余國琮的口音：“你是廣東人吧？”余國琮說是。總理問：“你是廣東哪裏的？”余國琮說：“我是廣東臺山人。”總理馬上說道：“哦，排球之鄉嘛。”幾句簡單的談話使大家緊張的心情立即放松。

周總理對重水研究寄予厚望。他緊握余國琮的手說：“我聽說你們在重水研究方面很有成績，我等著你們的消息。現在有人想卡我們的脖子，為了祖國的榮譽，我們一定要生產出自己的重水，要爭一口氣！”

不久後學校告訴余國琮，說周總理專門從武漢打電話過來，關心重水科研進行得如何。余國琮回復說：“你可以告訴總理，研究進行得很順利。”重水在天然水中的濃度約為0.014%，余國琮帶領的實驗，為提取純度達99.9%的重水提供了關鍵設計。

1961年，我國重水生產進入了攻關階段。由周總理親自過問，國家科委負責，在全國組織了重水生產攻關小組。余國琮是主要技術負責人之一。由他領導的天津大學重水科研被列為國家科委重點攻關項目。余國琮還擔負起了培養重水科研人才的任務。他在天津大學創辦了我國第一個穩定同位素分離技術專業班，親自編寫教材並講授，從技術和人才上為我國重水生產奠定了基礎。

余國琮不負重托，首次提出了濃縮重水的“兩塔法”。該技術作為我國迄今唯一的重水自主生產技術被延用至今，為實現我國重水的完全自給，為新中國核技術起步和 “兩彈一星”的突破作出了重要貢獻。

“手到病除”高手

上世紀80年代初，大慶油田斥資從美國引進一套先進的負壓閃蒸原油穩定裝置。這些裝置同時還是大慶30萬噸乙烯工程的配套工程，整個工程建成投產後，每年可提供17種、58萬噸塑料和化纖等商品原料，一年可創利潤50億元。然而，這套裝置投產後輕烴回收率一直達不到生產要求，美國公司副總裁曾帶領專家進行了2個月的調試仍未能解決問題，後對大慶進行了部分賠償，一走了之。最後，大慶人把希望寄托在余國琮及其科研組身上。他們慕名來到天津大學請求支援。

事關國民經濟建設和國家聲譽，余國琮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隨即，他帶領助手王世昌等人一起親赴現場調查研究，提出了新的改造方案，改變該裝置中板式閃蒸塔的一些結構並對壓縮機系統和抽真空系統的運行參數進行了調整。機器啟動運轉的時候，輕烴回收率的指標在技術人員的緊緊註視中不斷攀升：1.1％、1.2％、1.3%……輕烴回收率不僅達到原設計指標，還超過了預期！同時，裝置的操作性能改善，運行更加平穩，消泡劑用量大為下降，能耗降低。

試車成功的消息，震撼了整個大慶油田。這一事實無可辯駁地表明，我國在化工分離技術方面已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1984年5月，余國琮又對我國首批引進，但投產後未能達標的燕山石化大型乙烯裝置中最為關鍵的裝置，也是當時國內最大的精餾塔——DA-101汽油分餾塔“開刀”。為了提高產量、降低能耗，余國琮等將其由原浮閥塔改為板波紋填料塔，改造十六層塔板，一次開車成功。

改造後，該塔年產量上升到36萬噸以上，阻力降低2/3，節能超過10%，總經濟效益達512萬元。當時改造這樣大的填料塔，不但我國未曾有過，在國外也是少見，可見難度之大。改造後該塔成為我國最大的填料塔，國外比它大的填料塔當時也是寥寥無幾。DA-101汽油分餾塔的改造成功是填料塔科研與生產結合走向大型化、走向成熟的裏程碑。

余國琮及其團隊先後針對大慶乙烯、茂名石化大型煉油減壓精餾塔、上海高橋千萬噸級煉油減壓精餾塔、齊魯石化百萬噸級乙烯汽油急冷塔等一批引進或自行設計、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型精餾塔進行了成功的技術改造或設計，帶動了整個石化工業分離過程的技術進步。目前全行業80%以上的精餾塔均采用了新技術，其在煉油常減壓精餾領域覆蓋率達到了90%，同時在空氣分離這一重要領域達到80%以上，完全取代了國外技術，使我國的精餾工業技術實現了更新換代，有力促進了我國石化工業的跨越式發展。

余國琮還十分註重以市場為導向積極推動產業化。他親手創建了精餾領域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以及我國最早的高效精餾設備產業化加工中心，創造性地提出了“研究設計—加工—安裝—服務一條龍”的成果轉化模式，解放了團隊的創新能力。特別是，在獲得巨大的經濟效益的同時，技術的進步實現了節能減碳的顯著效果，為我國石化工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發展開辟了前景。

牽頭教學改革

作為國家化工類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鋪路人，余國琮先後主持了三次大規模的教改實驗並取得良好成果。他在多個場合上說過：“我是一名人民教師，教書育人是我最大的職責。”

余國琮經歷過民國時期的教育體製，在美國深造並任教數年，回國後又接觸到蘇聯教學模式，90年代以後國際交流頻繁，他訪問了歐洲多所大學，對歐洲大學的教學模式也很是熟悉，十分具有前瞻性。在教改過程中，余國琮最早提出把文學、藝術或者法律等人文學科的內容加進教學計劃，加強實習環節，取消一些專業課考試而改為撰寫讀書報告，實驗室對高年級研究生開放等。

1991年余國琮在西南聯大舊址留影

余國琮主持的第一次教改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項目“化工類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及課程內容體系改革的研究與實踐”。他牽頭製定了一個以素質為指導、以培養創新人才為目標，與國際接軌的教學計劃；最早提出了實行學分製；建立了化工實驗、化工設計、化工仿真實習等幾個化工樣板基地；推行多媒體與板書結合的教學方式；組織編寫了幾十種面向21世紀的新教材。這次教改創立了我國化工類人才培養的新模式，明確了我國化工類高等教育今後改革與發展的方向。

2000年和2006年，余國琮繼續參與了後續第二次、第三次教改工作。經過近10年的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教學改革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化學工程與工藝專業”創新人才培養方案》的製定完成，構造了全方位的創新人才培養體系，形成了新的教學模式，構建了培養化工類創新人才的課程體系，編寫出一批不同風格的高水平化工基礎與專業教材，開發了百余種化工多媒體課件與網絡課程。

余國琮高度重視實踐教學環節，在課程安排時減少上課學時，給學生更多的自學時間，使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去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余國琮在向鑒定專家匯報時說：“素質教育是培養創新人才的一個核心。我們的創新人才一定要有良好的思想素質、文化素質、科學素質。大學是培養創新人才的基礎教育，是終身教育的一個重要階段。我們要改革人才培養模式和教學內容、改革教學方法、改革教學技術，構建培養化工專業創新人才的框架。”

余國琮分別於2001年和2005年獲得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一等獎。然而，他並沒有自己保留這珍貴的獲獎證書，而是把證書捐贈給學校檔案館，希望能夠激勵青年教師們為祖國的高等教育和人才培養作出更大的貢獻。他始終認為：“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大學老師，我所做的事也是一個大學老師應該做的事。如果說有些什麽成就的話呢，應該歸功於我的團隊，而不是我自己。”

50多年來，余國琮始終沒有忘記周總理的重托，他懷著為國爭光的雄心壯誌，把對祖國的愛融於事業中——為爭一口氣，他成為了一位卓越的科學開拓者；為爭一口氣，他積極推動了科技成果的產業化，造福國民；為爭一口氣，他傾心育人，桃李滿天，並打造了化工專業研究的人才梯隊。

（作者系天津大學宣傳部工作人員）

延伸閱讀

余國琮與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

○宋雪峰　朱寶琳

新中國成立之時，在美國滯留著近5000名中國留學生和各類科研人員，主要分布在美國的各所大學和研究機構中。是回國參加建設，還是繼續滯留美國，成了中國留學生們議論的一個話題。

早在解放戰爭時期，為爭取海外留學生，周恩來就特別強調，“黨不僅需要政治家，也需要自己的科學家、專家，而且從現在起就需要註意培養。”黨中央派出計蘇華、徐鳴、賴亞力、蘭毓鐘、薛葆鼎等一批年輕的共產黨員通過官方考試, 以學生護照或官方護照中的身份在留美學生中開展進步科學技術人員活動，並於1949年6月醞釀成立“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簡稱“留美科協”。

薛葆鼎曾在匹茲保大學留學，余國琮在匹茲堡大學任教，兩人因此相識。1949年6月的一天，余國琮收到薛葆鼎的一封信。信中說，“我們要搞一個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動員留學生回國參與新中國的建設。已經組織得差不多了。”原來，即將成立的留美科協正在籌備開一個全美代表大會，希望把地點設在匹茲堡。當時在美中國留學生比較多的地區一個是美國東部，靠近紐約附近，另一個在美國中東部芝加哥附近。正好匹茲堡在兩個城市當中，而且交通發達，所以兩邊來的人都比較方便。由於經費有限，同時也避免引起美國政府的註意，留美科協不能公開選擇賓館之類的場地來開會。所以薛葆鼎請余國琮幫忙想想辦法。

“能幫忙的我一定幫忙！”余國琮很快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他當時已經是助理教授，就以個人名義，順利地向匹茲堡大學借到了一間主樓的教室，稱要給學生在那裏補課。匹茲堡大學來來往往都是各個國家的人，中國人也不少，美國政府不太註意，來幾十個人也無所謂，這樣就把地點問題解決了。

懷抱著建設新中國的憧憬，余國琮繼續為大會的召開獻計出力。開會需要印刷宣言、通訊錄等資料，正好余國琮辦公室套間的外間是秘書室，裏面有專門的印刷設備。很多個晚上，余國琮就利用這臺設備來印刷留美科協有關的通信、宣言以及文件。

1949年6月18日到19日，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成立大會在綠草如茵的匹茲堡大學一座42層高的教學樓（樓名為學習聖堂Cathedral of Learning）裏舉行。來自匹茲堡、芝加哥、紐約、波士頓、費城等13個區會的50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這是留美科學工作者的一次空前的盛會。會議通過了章程和宣言。在名為《我們的信念和行動》的宣言中，留美科學工作者發出自己的呐喊：“我們認為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已經接近徹底勝利，新中國的全面建設即將開始，因此每個科學工作者都有了更迫切的使命和真正服務於人民大眾的機會，這是我們千載難逢的良機，也是我們這一代中國科學工作人員無可旁卸的責任。我們應該努力加強學習，提早回國參加建設新中國的行列！”

根據留美科協章程規定，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代表大會設理事會和監事會。理事會和監事會均由全體會員以通信方式選出。1949年9月30日，首屆理事會和監事會選舉開票結果在紐約公布。余國琮因其為留美科協成立而作出的貢獻當選為首屆理事，同時入選理事的人員還有華羅庚、侯祥麟、馮平貫、洪朝生、孫紹謙、張文裕、許如琛、丁儆；候補理事有李樹青、周世勛、徐賢修；監事為趙佩之、塗光熾、嚴鳴皋；候補監事為唐敖慶、錢存訓、潘紹同。丁儆和趙佩之分別當選為常務理事和常務監事。

後來，留美科協在紐約、芝加哥都開過理事會，余國琮積極參加。理事會廣泛動員留美同學回祖國服務。針對當時英國用不發香港過境證的手段配合美國阻礙我留學生回國，留美科協指定專人與英國領事館交流，同時也尋找其他不經香港回國的途徑，如乘直航中國的貨船等，向會員們介紹。留美科協為留美的科學　工作者回國做了大量細致的準備工作，在國內的許多地方都安排了聯絡人員。

在協會活動中，余國琮多次講了自己留美學成後回國建設祖國的誌向。他立誌以科學救國，改變祖國落後狀況的心情，深深打動了其他留美學生。“你在動員人家的同時也等於動員自己，也了解很多國內如何優待留學生、怎麽希望留學生回來、怎麽很需要人才等等的情況。這個經歷對我也很有影響，對自己回來還是挺有幫助的。”參與留美科協已經成為余國琮人生中一段難以忘懷的回憶。

轉自《中國科學報》2014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