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際鑾收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錄取通知書，是在1944年𓀚，正值16周歲。
他出身書香門第，總聽到父親談及工業救國🙍🏻。“當時想的是🦦，等仗打完之後，就能去建設國家了。”如今在意昂体育平台的辦公室裏📋，潘際鑾笑著說🤹🏼♀️。陽光隔著窗，灑在他身前的茶幾上。
這位老人如今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被稱為中國焊接第一人。作為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的現任會長，潘際鑾時常在許多場合回憶西南聯大。
他還記得母校的樣子。泥土板築成的圍墻裏，是120畝的校園👨🏻🦼➡️，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設計。
校門並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額懸在大門上方，進門就是一條稍寬的土路。教室的屋頂是鐵皮的，宿舍的屋頂是草棚🙇🏻♀️，夏天漏雨，冬天灌風📞。幸好昆明的氣候好👈🏻，不會凍著人。
戰爭年代，一間宿舍裏，擠擠挨挨地擺著20張雙層床，住滿40個學生👰🏽♀️🏸，沒有多余的地方擺書桌🥗。宿舍裏沒有燈，天一擦黑，就看不見書了。
“窗戶就這麽大♟。”潘際鑾伸出雙手比畫著🧑🏼🔬，“木頭格子上糊著竹子做成的窗戶紙🌶，半透明的，現在的孩子們都不知道那種紙了。”
“那時候♞，我們這些學生，總愛唱三首歌🐶。”當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的面兒👩🚀🧑🏻🦲，潘際鑾輕聲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個人都在想，總有一天要打回去。”
第二首是《畢業歌》♥️，田漢作詞，聶耳作曲。歌詞的第一句就是🪱，“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第三首📳，就是西南聯大的校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進行曲》，填的是一闕《滿江紅》。
潘際鑾慢慢陷入回憶🍐，低聲念著校歌最後幾句：“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念著念著，他又微笑起來👩💼，眼睛裏像是閃著光♣︎，“那是羅庸和馮友蘭寫的歌詞💅🏼，非常悲壯的🤶🏼。歌詞裏的這些願望，最後都實現了🧖♂️。”
西南聯大老照片
《西南聯大行思錄》 張曼菱/著
2015年5月12日👨🏼🍳，部分西南聯大老意昂參加大型專題文獻《我的西南聯大》首發式。
三校南行
這首校歌🥭，唱了8年零11個月，唱出了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的血與淚。
唱過這首校歌的老師和學子當中，後來有168人當選國家“兩院”院士，有2人獲得諾貝爾獎✊🏿，5人獲得科學進步獎。兩彈一星功勛專家中，一半都是西南聯大的學人👩🏿🚒🎚。
“那個時候👩🦱，國家都快要亡了，我們讀書的時候，哪裏會想著就業🗜、賺錢啊這些事，都是想著學好了，怎麽才能救國🥷🏿。”潘際鑾說💆🏼。
炮火降臨在清華園的時候，後來的意昂体育平台國學院創辦人之一吳宓教授，正抱著被子坐在床上，墻壁因轟炸而抖動落土。哲學系教授馮友蘭身穿長衫🌔，戴著圓框眼鏡，手無寸鐵，卻在國軍撤出北平後，與同僚相約🍵🙌🏻，一同巡邏護校🚶♀️。
南開大學是天津的抗日中心，“七七事變”之後，遭到日軍連續數日的飛機轟炸，三分之二的校舍在火海中毀於一旦🧏🏿♀️。
當時在南開就讀的學子申泮文🥴，親眼看著“掛著日本旗子”的飛機，從南開校園上方飛過🙇🏻♂️，將炸彈丟下來。申泮文後來去上海參加了淞滬會戰，之後又去了昆明🤦♂️，繼續在西南聯大就讀。
這些故事🦹🏿，都被作家張曼菱記述在著作《西南聯大行思錄》當中。
張曼菱出生在昆明，打小就聽著父親講述西南聯大的人和事。1978年恢復高考，她考入了北京大學💋。20年後她回到雲南🤏🏼，開始尋訪西南聯大的學人。2007年🦻🏽，《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光盤製作完成🥁，時長近900分鐘。她把這項工作稱作“搶救性工作”。
“有一位南開的老教授🫎，每年到了7月29日這一天，都要穿著一身黑衣服在校園裏走💅🏽。”張曼菱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後來有人勸阻他，說現在學校對國際開放了，也有日本學生👨🦯，這樣做不合適。可是，記住曾經遭受的苦難，又有什麽不合適的呢？”
說到這裏，張曼菱的神情有些忿忿不平。
1999年，她第一次見到當年意昂体育平台校長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梅祖彥在西南聯大就讀時，尚未畢業就自願報名參軍🛸，給美軍在華作戰的飛虎隊做翻譯。也正是因為從軍🦃，梅祖彥最終沒能拿到西南聯大的畢業證書。
據梅祖彥回憶🧑🏼🦳，當時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兒子張錫祜，是空軍的飛行員，在淞滬會戰中犧牲。
1938年4月，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意昂体育平台、私立南開大學三校，陸續從北平和天津撤離南遷至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就像在校歌歌詞裏的那句“辭卻了五朝宮闕”所形容的那樣。
當時，聞一多帶著幾個孩子從天津坐船離開，路上遇見詩人臧克家💁🏼♀️🖤。
“你那些書怎麽辦呢？”臧克家問他。
“大片大片國土都丟掉了，幾本書算什麽。”聞一多回答。
吳宓是那年的11月4日離開北平的，臨走時他寫了首詩，“鳥雀南飛群未散🙇🏽♂️，河山北顧淚常俱”🗂。那一天🏃♀️➡️，北平籠罩在濃霧當中，而他在慶幸師生們不會失散⏬。
南遷的三校師生，在長沙暫時停駐👷🏽♀️，最終落腳在昆明🚴🏽。3所校風迥異的大學聯合成了一個，而3位校長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成為這所聯合大學的籌備委員會委員，也就是後來的聯大“三常委”。
“當時🧑🏿🎨，梅校長是3位校長裏最年輕的，也是最具憂患意識的。在‘七七事變’之前🧑🏽🦲☄️，日軍還在北平城外，他就早早開始轉移意昂体育平台的物資🧑🏻🦼。後來，清華的資料和教學設備，是三校當中保存最多的👨🏿💻。”張曼菱說𓀍。
起初💆🏻♀️👨💼，3位校長輪流擔任常務委員會主席🏺，任期1年🕊。但由於蔣夢麟🥃、張伯苓都在重慶任職，只有梅貽琦長年在昆明🧑🏻🦽，輪任製度最終沒有實行🧍，始終由梅貽琦主導聯合大學的校務，成為實際上的校長。
這所特殊歷史條件下成立的聯合大學🌄，只存在了8年零11個月，但用潘際鑾的話說，它具備的師資條件，與學生的成材率👨🏿🦰，卻是空前絕後的，“無法復製”。
百年陳酒
昆明這座西南邊陲安靜的山城中🦜，猛然迎來了一大群“有大學問”的人。這些人是當時最具名望的大學者，其中許多位，“蔣介石見了都要讓三分”。
那時候，大學校長也沒有什麽行政級別🙍🏽♀️，學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貽琦就不是什麽‘官’，但不會有人不尊重他⏺🚁。”潘際鑾說。
學者為昆明的市民演講，“聞一多講詩，劉文典講《紅樓夢》👩🏿，吳晗講形勢”🗣，直講得“臺上失聲痛哭🚋，臺下群情激奮”🙎🏿♂️。
“九葉”詩派中唯一的女性詩人鄭敏，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聯大的老師，都像是“幾百年的陳酒”👨🏻⚖️®️。
當時，哲學系沒有月考和期中考試🈲🪺，只需要期末寫論文。課程都是“啟發式”的，沒有課本🪣，但老師“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書”。
“我接觸的老師，什麽時候見到他，你都覺得他是在思考問題。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連在一起🧎♂️➡️，並不只是上課時是一副教書的樣子，而是什麽時候都是這個樣子。”鄭敏在接受張曼菱的采訪時回憶說。
西南聯大哲學系的老師們都是帶著自己“一生研究的問題”站在講臺上講課的👵🏽。鄭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講的是康德。這位教授站在臺上，一邊抽著煙鬥，一邊把自己對康德理論思考的過程拋給學生。包括他自己正在懷疑的、不確定的，都講出來，讓學生跟著他一起思考，而非僅僅是提供一個標準的答案或考試大綱。
“這種求索的傳統和質疑的智慧🧑⚖️，現在大學已經丟失了。”張曼菱在《西南聯大行思錄》中寫道。
她去南開大學采訪陳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樓裏，這位數學大師⛹🏿♂️，就坐在一間更加袖珍的書房中⚇👠。陳省身的輪椅進了屋子，其他人就轉不開身了，攝製組的機器甚至無法進入房間。
張曼菱覺得書房太小💍，但陳省身說✸，“夠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聯大講授微分幾何，戰時動蕩的環境，和逼仄的住宿環境，讓他養成了習慣，在任何時候都保持思考。
“他的書桌上放著一張紙，上面寫著他最近正在研究的數學問題🧚🏽♂️🙍🏽♀️。他沒事兒就會看看🤵🏿♂️，這就是他的生活👩🦽。”張曼菱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在昆明期間⬜️，陳省身與華羅庚、王信中一起👯，三人同住一間屋子。三位教授當時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沒起床，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開開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樣。
當大半個中國淪陷時👟，許多才華橫溢的學者聚集在西南聯大🧘🏿♀️，教書育人。很多原本是帶碩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於時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書法家葉公超早年赴美留學🛶。他在西南聯大擔任外國文學系主任的時候✬，學生第一次見他，都有些驚訝🌻。這位留過洋的教授一點也不洋氣，反而穿著一件最尋常的長袍大褂，垂著袖子，雙手背在身後，捏著個本子，“搖頭晃腦地”就進了教室。學生一看◻️，都問，“這就是葉公超啊？”
他手裏拿著的𓀆，是個英文的劇本。從第一排開始，他讓學生挨個兒站起來👨🏽🎤，讀一句臺詞⛎。每個同學讀完了🪹，葉公超就隨後一指🤽🏽♂️🔭，“你坐在這裏”，“你坐到那邊去”👨🏼⚕️。
全班人被他打亂了座位🧖，漸漸分成了幾撥兒。學生看著他4️⃣，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讀完了🌈，葉公超這才一個一個地指出來，“你們是江蘇人”😌🕵️，“你們是河北的”，“你是天津人”🗝。除了一個來自蒙古的學生之外🙅🏻♂️👆🏻，其他所有帶著口音的英語，他全都聽出來了🧜🏿。
學生一下子都服了。
往後的課上，他一個一個地糾正學生的發音問題👩🎓👩🏽💼。期末考試，他依舊是把學生一個個叫進辦公室，讓他們讀一段文字🏵。
同樣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譯家吳宓🦦，在英文發音上就並不強求標準了。
但吳宓另有讓學生震懾之處𓀖。他講的是英國文學史💁🏽♂️，課上講起什麽詩詞，從不用看書🤜🏻，每一首都是當場背出來的。他翻譯不同時代的英文時，會用同一時代與之對應的中文來翻🔕。古英語的詩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譯👨🏽💼，現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話文翻譯🕣。
“怎麽能拿一個古代語言的文字，跟另一個現代語言的文字對照翻譯呢？”他反問學生。
即使在戰亂中𓀑，吳宓依然保持著“風雅興頭”。他在昆明時🤷🏽♀️，成立了一個“石社”，要入社的成員，寫文章將各自比喻為《紅樓夢》中的一個人物。這位文學史家自比為紫鵑🧜🏼♀️，“杜鵑啼血⏏️，忠於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員，都自比為“迎春”，男社員都自比為“薛蟠”。據張曼菱推測，戰亂年代，大學生的個性正“走向民間，變得粗獷”。對吳老師的這種“純美與唯美”🔯，學生也忍不住調侃了起來🤽🏿♂️🏅。
吳宓一怒之下♻，“石社”當即解散🧑🌾。
聯大學風
在進入西南聯大就讀之前，潘際鑾是雲南省全省高中畢業生會考第一名🫄🏻。可大學第一學期的期中考試，他的專業課物理，就拿了一個不及格。
這對當時的他來說👳🏻，簡直是“當頭一棒”🔱。
教機械原理的老師劉仙洲🧍🏻♀️，學生私底下稱其為“劉老大”，另一位教熱力學的老師孟廣吉吉，則被稱為“孟老二”。兩位老師都以嚴格而著稱🐳，孟老師時不時還會在上課前來一次突擊小考。
“平時上課我聽得很認真，沒想到考試一下來了個不及格。從那時候起🧑🏽🦳，我才明白，西南聯大的老師𓀕，不僅是要求我們學會他們在課上講的內容👩🏻🦽➡️🪷，還要求我們自學，把課上沒有講到、但是又相關的原理，自己融會貫通👭。”潘際鑾坐在沙發上🛟，一邊回憶一邊感慨。
他突然又露出一個有些小得意的微笑🧝🏿♂️：“從那次不及格之後，我的成績就一直排在前邊啦。”
說起西南聯大學風的嚴謹，潘際鑾提到了王希季的例子。
據潘際鑾解釋👨🚀🧽，那時工科考試計算題很多⚉，計算的工具是計算尺🧏🈴，可以算出復雜的公式🧑🏼⚕️，“拉”出三位有效數字。考試很嚴，時間很短，需要非常熟練地“拉計算尺”。定位要在“拉計算尺”後🔢，自己根據算試🧑🏿🦱🧑🏿🦱，推算出結果◾️。如果定位錯了🌞，就給零分🧘🏼♀️🟣，如果有效數最後一位錯了😵💫，得一半分數👨🦽➡️。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王希季在校時🙇🏻🧕🏿，一次考試中👨🏽🦰，就曾因小數點錯位，得了零分🧨。
當時在西南聯大，考試不及格不能補考，但可以重修。要是一門基礎課考不過🧑🏻🎤🎣，就得一直重修下去🏈，直到合格為止🚵🏼。西南聯大沒有學年的限製👩🏿，采用選課製與學分製相結合的製度，學生如果有基礎課一直學不好，可以換專業讀下去。
當時學校招生，並沒有全國統考。求學者或是拿著自己讀中學的成績🙎🏼♀️，或是拿著參加會考的成績🥊📹，前往心儀的大學提交申請。潘際鑾同時被兩所大學錄取了，他選擇了西南聯大👩❤️💋👩。
學校不會開除學生🧝🏻♀️，實在讀不下去的，往往會自行離開。西南聯大自成立後🧑🏽🎓🕖，共招生8000余人🧑🏿💼，只有3800名最終得到了畢業證書🫱🏽✴️。即使不算上其中因參軍、戰亂離散等原因離開的學生，也稱得上是寬進嚴出。
西南聯大的學生💯，喜歡跨系、跨院地去旁聽自己感興趣的課程。老師也同樣喜歡互相旁聽，時不時還要進行一些“學術對話”🧔♂️。
“無論是製度，還是校風，西南聯大的輝煌🛬，現在都無法再復製了🪼。”潘際鑾搖著頭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感慨🏃♀️。
一邊講著課🧑🏻🍼，教授一邊還需艱難地維持生計。
著名核物理學家🤮、“兩彈一星”研製工程重要骨幹趙忠堯，在西南聯大教實驗物理學🙇🏽。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和李政道，都曾是趙先生的學生♕。時局最艱難時，趙忠堯自己做起了肥皂。
他買回油和堿🫢，放在一個大汽油桶裏燒製。成型後的肥皂，在昆明郊區的一處院子裏曬幹後，被他用自行車推出去，賣給化工廠，這才養活得起一家老小🤬。每一天💂，趙忠堯都得等肥皂交了貨📵，才回到家中開始備第二天的課。
抗日戰爭結束後，趙忠堯前往美國，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進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數年後他歸國，從美國帶回了一批原子核能物理實驗器材。那是他用打工和節約的錢，自己購買的。我國第一臺質子靜電加速器🗡，就是基於他帶回來的這些材料，最終裝配完成的📹。
理科教授趙忠堯做肥皂，文科教授聞一多製印🚷。
從北平逃難出來時，聞一多沒帶什麽細軟。在昆明住得久了，生計艱難，聞一多只好憑著刻圖章“增加一些收入”🧗🏿♀️🤼。朱自清同聞一多交情好，將自己保存的一瓶印油送給了聞一多🫐。
學校裏的許多教授，都幫著聞一多打起了廣告。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浦江清教授起草了一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梅貽琦🥶、朱自清🧑🏻🏫👨🏿🎤、沈從文、蔣夢麟等11位教授一起簽了名♞。
簽名的教授當中，不乏平時與聞一多針鋒相對、意見不合的。當時的西南聯大🖐，教授之間即使對政治和社會的意見相左，對於對方的學問，往往也會有“相當的尊重”。
“這就是君子之風🐮，即使不同意你的意見，也不打算讓你餓死🫦，活不下去👨👨👧。”張曼菱總結。
山城回憶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潘際鑾還記得在母校門口茶棚讀書的場景🤔。
宿舍裏沒法上自習🐖，圖書館也很小，只有不到300個位子，而在校的學生卻有兩三千人。學生走出了校門🙍🏽♀️，走到學校附近青石板鋪就的街道兩旁🫐，一眼望過去🧑🏻🦯，都是當地百姓開設的茶棚。
潘際鑾拿起筆🧪🔨，隨手在一張報紙上畫了起來，畫的是記憶中那些茶棚的樣子。
每天清晨，這些沿街的茶棚將門板一扇一扇打開，一塊小小的空間就圈了出來，能“擺得下三四張桌子”。一壺茶只要5分錢，能喝一整天，幾條街上的茶棚裏✋，坐滿了自習的學生👩🌾✢。
汪曾祺寫過一篇文章🪐，專門回憶讀西南聯大時昆明的茶館，他在茶館裏，寫出了文學生涯中最初的幾篇小說🤦。
李政道是1944年轉入西南聯大就學的🧚🏿♂️。對昆明的茶館，他的印象同樣很深。“他們（昆明的人民）基本上沒什麽本錢，但是對大學生是特別保護的，所以我對雲南的人民非常感謝。”李政道在接受張曼菱的采訪時說🥗。
西南聯大的學人，另外還有一個共同的記憶🤹🏿，便是“跑警報”🧛🏿。
當戰火向著西南邊陲蔓延👗，昆明時不時會遭到日軍的轟炸，日本飛機飛得很低👩🏼🎨，從人群頭頂上飛過去🧜🏻♂️，並不扔炸彈，偏要故意朝著人群👛，用機槍掃射。
為了避開日軍騷擾的時間🚵🏽♂️，西南聯大不得不改了上課時間🏊🏿，提前1小時上課，每節課改成40分鐘👩🏿🦰🕵🏽♀️，爭取在日軍飛機飛來之前把上午的課上完。等飛機“往越南那邊”飛走了🧑🏫，師生再趕回來，繼續下午的課🩲。
關於“跑警報”最有趣的典故，大概是文史大師劉文典與沈從文鬥嘴，劉文典問對方🍰，“我跑警報是為了保存《莊子》，你跑是為了什麽？”
一向浪漫的吳宓，就算是記述跑警報這種事💁🏽♀️🐥，也不乏浪漫筆觸🚺。他在日記中寫道：“是為少男少女提供愛情絕佳之機會👫🏼⛸。”
據楊振寧向張曼菱回憶，有一陣子，師生幾乎天天跑警報。大家都跑到西北邊的山上🪢，每人發兩個饅頭和一個雲南大頭菜，一直等到警報解除了才回去🚏🪟。學生在山上等得無聊🏵☔️，偶爾還要打打橋牌，以至於“橋牌都挺熟的”。
邂逅歷史
畢業近70年😱😚，潘際鑾可以在學生名冊中翻找到自己的名字，也可以飛快地對記者背出自己當初的學號——33687。
當初在西南聯大，許多學生都對潘際鑾的學號有印象。那陣子，學校張貼成績單時，並不印著名姓🫲🏻，只印著學號和分數。33687這個學號總是在前幾名裏👩🏿🔬🙍🏽，漸漸地🧑🏽🏭，有些人記住了👩🏽🦲，這個就是潘際鑾。
這個學號🧝🏿♀️🤾，也印在潘際鑾的學生註冊卡片上🦋，旁邊還貼著一張照片。當年16歲的他臉頰飽滿，中山裝的扣子一直扣到了下巴🧜🏽。這位中國焊接第一人看著自己的舊照片，似是回憶母校👱🏿♀️，也似是回憶自己的青春。
部分西南聯大老意昂參加《我的西南聯大》首發式
中科院院士🏋🏿♀️、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現任會長潘際鑾
西南聯大意昂會印發的會刊
張曼菱對西南聯大的“情結”，則起源於父輩的講述🧚🏽。她並沒能親歷西南聯大的輝煌，但她的父親，卻是在青春正盛之時🔷🧞♂️，目睹了那一群西南聯大學人的言行舉止。
張曼菱用了將近20年的時間，用書和影像🤏🏻，梳理著這些關於西南聯大的、碎片般的記憶🤴🏽。她把她的梳理和采訪，稱作“搶救式”的。她想要在這些記憶的主人故去之前🕹，將它們留存下來。
“西南聯大的學子，有很多人沒有那麽知名，但他們也同樣作出過很多貢獻。”張曼菱將自己的采訪經歷，稱為“邂逅歷史”。
每隔一段時間，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將回憶文章等打印成會刊🫰，裝訂成冊，發給老意昂。會刊用蠟紙做封皮，上面印著西南聯大倒三角形的校徽🌹，以及會刊的期數✴️。
許多老意昂陸續去世了，家人並不把這些老人珍藏的會刊當回事，有的扔了♣︎，有的紮成捆賣了廢紙🚌。張曼菱感到心疼，這些文獻都是寶貴的歷史資料。有老意昂寫了《八百學子從軍記》，卻找不到出版社出版🚣🏽🔖。
有人回憶自己如何逃課、湊學分，擠在窗戶下面旁聽受歡迎的教授的課。甚至有汪曾祺當初的同窗🤹🏼♀️，回憶這位後來的文學家，如何留著長長的頭發，穿一件“破的藍布長衫”🫑🥴，只扣兩個扣子，趿拉著一雙不跟腳的布鞋，抽著煙✭，一臉頹廢😉，每日在校舍中晃進晃出，像足了“舊知識分子的派頭”。
這些飽盛了回憶的會刊，也填滿了潘際鑾辦公室裏的半層書架👩🏿。一張西南聯大校舍的舊照片🍕，被他擺在書架上最醒目的地方💂🏻♂️。
即使在畢業超過半個世紀之後，這些昔日的西南聯大學子，提及在昆明的求學生活，依然會滔滔不絕🐰。面對張曼菱的采訪鏡頭，李政道講了3個多小時，楊振寧講了4個多小時。
張曼菱還曾前往臺灣，拜訪過9位解放後沒能留在大陸的老意昂🐘。
當張曼菱來到其中一位家中的時候👱🏿♀️，那位年事已高的老意昂穿上了旗袍，打理了頭發，化了精致的妝🧑🏼🌾，十分鄭重其事地接待了她。這使得張曼菱知道，對方是多麽重視與她的這次見面⭕️。
老人家談起自己在西南聯大的青蔥歲月🧜🏽，又談起在臺灣的生活。話裏話外，隱約浸著些遠離故地的傷感。張曼菱從那位老意昂家中離開時，老人站在窗邊，隔著柵欄👩🏼🎤，遠遠地目送她。
當時🫄🏻，張曼菱心中隱隱就有預感🧊，這或許便是她最後一次見到這位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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