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在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中，除了運動的主體——學生之外，也有教授的身影，他們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與到了“一二·九”運動中，指導並保護參加運動的學生領袖，為此還遭到了巨大的損失與犧牲。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激起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陰謀策動華北事變，妄圖以“自治”的名義把華北五省變成它的殖民地。國民黨政府對日本帝國主義步步退讓，民族危亡到了千鈞一發之際。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領導下，抗日民主運動在全國迅速地展開。

　　“一二·九”遊行

　　當時，北平的抗日救亡運動，是以清華園為中心的。學生中，姚克廣(依林)、蔣南翔等地下黨員和一些愛國教授都積極地進行抗日救亡活動。據《張申府文集》記載:北平的救亡運動之所以是以清華為中心，“原因之一是梅貽琦先生任校長時，號稱教授治校，政治比較開明，為學生的愛國活動提供了一些便利。”“我的課名為邏輯，其實多是政治評論，吸引了不少年輕人。每次上課之前或臨下課時，我都利用一點時間把當時的政治局勢告訴給我的學生們，讓學生們了解更多的時事。”

　　廣大的進步青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愛國熱情日益高漲，終於爆發了“一二·九”運動。《張申府文集》中說: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的恥辱越來越厲害了，簡直令人喘不過氣來”，我也“再不能勉強安心講學了”。於是，“這年秋後，以清華學生為首各校學生有北平學生聯合會的組織(簡稱學聯)，我也聯合北大、中大、師大、法商學院有共同思想感受的同人成立了一個不公開的‘文化勞動者同盟’。到了這年12月9日，便由各校學生在北平街頭舉行了遊行，公開喊出大快人心震動人心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所謂‘一二·九’運動就這樣開始了。在遊行時是由我與孫蓀荃(時任女一中校長)及姚克廣(清華學生，即姚依林)任總指揮的。”

《張申府文集》還回憶說:“我記得那天上午，我同清華學生姚克廣(姚依林)、女一中校長孫蓀荃同學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單亞北咖啡館樓上飲茶，看著遊行隊伍的進行。姚克廣和郭明秋是學聯的主要負責人，這個咖啡館實際上也就算是組成了一個遊行隊伍的臨時指揮部。隊伍遊行走過西單又往東走時，就有一個清華的學生騎著自行車跟著隊伍走，並隨時把遊行隊伍的情形告訴我們。”

“一二·一六”遊行

　　北平學生為了抗議“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於一周後的12月16日舉行了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當局關閉了所有的城門以阻止城外學生進城參加遊行。但城外兩千多名學生奮勇沖進了西便門。張申府坐在一輛人力車上，隨著遊行隊伍向前走，並且救了一名被軍警追趕著的女學生。《張申府文集》回憶說:“這一天，我是坐在一輛人力車上，在馬路旁邊隨著遊行隊伍，從東往西走。一路上學生們情緒激昂，口號不斷。我坐在人力車上，看見幾個軍警拼命追趕一個女學生，這個女學生已經跑進王府井並往北進了路西的一家藥鋪，而軍警們仍然緊追不放。我目睹這一切，就從車上跳下來，對那些軍警講:‘她已經走了，還追她幹什麽？’他們一聽我這些話，馬上轉過身來，對著我惡狠地喊起來:‘你是幹什麽的？’我便說:‘我是過路的。’他們看了我兩眼，不像是參加遊行的，也就沒再說什麽，無可奈何地轉向別處去了。”

　　“一二·九”運動，迅速地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新高潮。“北平學聯”和“北平院校(包括東北大學)”的師生於1936年1月聯合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國會”。張申府和吳覺先(武劍西)、潘懷素、程希孟、章友江、黃松齡、嚴景耀、楊秀峰、許德珩等進步教授都參加了。不久，“北平文化界救國會”與“北平學聯”又共同組織“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其中包括了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陜西、綏遠、察哈爾七個省，下設總務、組織、宣傳、工農、婦女五個部。

　　《張申府文集》回憶道:“總務部由我負責……楊秀峰任顧問，他耳朵雖然不好，但是許多主意都是由他拿的，在救國會中起了指導作用。經楊秀峰介紹，我認識了彭真同誌，當時人們稱他為‘高先生’，並由此認識了林鐵、肖明等人。”

接著，上海由著名的“七君子”等人籌劃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由七君子之長的沈鈞儒負責。南北團結聯合，相互聲援，壯大了抗日救亡的力量。

躲到馮友蘭教授家裏

　　《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中有一篇《一九三六年清華被圍紀事》，馮友蘭回憶1936年2月29日夜晚情況時說:我剛吃過晚飯要出門到梅校長家去開校務會議時，“進來了兩個學生。其中的一個我認識，他叫黃誠，是清華學生會主席，另一個我不知叫什麽名字。他們說:‘宋哲元的軍隊來了，要抓人，我們兩個先在您家躲一下。’我說:‘那好吧，都進來吧。你們在客廳裏坐，我要去開會。’把他們安頓好後，我就去開會了。”校務會議成員“實在想不出別的辦法，只得往城裏打電話，向各方面求救。打來打去，找到了秦德純。當時他是北平市市長，也是宋哲元身邊的一個重要人物。我們在電話裏對秦說，現在的事態非常嚴重，如果軍隊進了體育館，就要闖下大禍了。秦德純聽說後說他馬上去見宋哲元。過了一段時間，秦德純打來電話說:‘我和宋哲元說了，現在宋已經下命令叫軍隊撤回城裏。’……我們仍留在梅貽琦家裏等消息，一直等到校衛隊打來電話說軍隊全走了……大家才放心……這時已是當夜兩三點鐘了。我回家後，黃誠他們已經走了……新中國成立後，有一次開會，會上有一位同誌走到我跟前說:‘我也是清華的學生。那年宋哲元包圍清華時，我和黃誠在您家裏躲過。我叫姚依林。’”

　　姚依林在《黨史通訊》第6期的《“一二·九”運動回憶》一文中說:“這時，在學校裏是南翔負責指揮，他通知我，還有黃誠，到馮友蘭教授家裏去避一避。我們就在馮友蘭家的廚房裏待著。到了晚上兩點鐘光景，國民黨軍警來見馮友蘭，很客氣地問及馮友蘭，家裏有沒有人？有沒有學生躲在屋子裏？馮友蘭回答說沒有。警察未搜查即離去。第二天早上6點鐘的樣子，這時軍警撤走了，我離開了馮友蘭家。”

　　張申府教授被捕

　　就在同一天上午，張申府教授已經被兩個便衣逮捕了。

　　據《張申府文集》記載，當時，他在從城內大乘寺19號家中往西單清華返校班車站去的路上，“那些抓我的人非常高興，他們口稱‘抓住了共產黨的大頭子’……我本是預備躲一躲的，可是還沒有來得及躲就被捕了……劉清揚也被捕了。第二天早晨，他們把我和劉清揚押解到宣武門外的偵緝總隊。一到那裏就把我關到木籠裏，後來又把我放出了木籠。總隊的隊長姓馬，他對我說，你太太給你求情了。原來這個姓馬的是回民，劉清揚也是回民，劉清揚借此向那個姓馬的求情，才把我從木籠裏放了出來……我們又被送到前門內的警察局第三廳，被關在一個西屋裏……靠北邊是政治犯，多是學生，也有教員……這些人主要是因為搞學生運動、參加‘一二·九’遊行被捕的……大約三月十幾號，警察局把我、劉清揚還有十幾位學生，一同解到位於安定門內的陸軍監獄，此地俗稱炮局子。不久前，抗日將領吉鴻昌在這裏被殺害。到了監獄，首先是隊長‘訓話’，此人粗暴野蠻，他總是‘張崧年’、‘張崧年’地喊著我的名字訓斥，我非常憎恨他，所以出獄後，立刻把我的名字改為申府(申府原為號)。隊長‘訓話’後，我被戴上腳鐐，關進牢房。”

　　張申府還說:“我被捕後，地下共產黨組織積極營救，家屬和朋友也設法活動。當時任女一中校長的孫蓀荃到南京找到馮玉祥，請馮從中幫忙，因為當時宋哲元任平津衛戍司令，統治北平，而宋曾是馮玉祥的部下……隨著形勢的逐漸好轉，終於在5月8日被釋放恢復了自由。我在監獄中度過了整整七十天。”

張申府出獄後回到清華繼續教書。但“不料到了暑假，有人提出我在哲學課堂上講時事太多，學校借此把我解聘了。在此期間，學校還開除了一些參加‘一二·九’運動的學生……最終我還是被迫離開了講壇，離開了可愛的清華園。”

轉自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3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