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
1954年3月,陳寅恪開始寫《錢柳因緣詩釋證》🧑🏻🍼,1964年夏天完成🫳,即後來的《柳如是別傳》◽️。陳先生在本書第一章“緣起”中抄錄了多首自己的詩👩🦽。其中有1963年冬天寫的兩首(一般認為這兩首詩完成於1963年冬天,我以為當完成於1964年初🤦🏿🏌️♂️,因為《柳如是別傳》定稿在1964年夏天🌿,而兩首詩恰為“緣起”所抄詩的最後一首)詩題太長,此不具引🤌🏽⤴️。有中一首有兩句😩📷:“高家門館恩誰報🫷🏻🫱🏿,陸氏莊園業不存”。
這兩句詩常為研究陳寅恪的人提起🧑🏻🦯。余英時最早認為是陳先生對當時“學生批判老師”的感慨🔤💲,而胡文輝在《陳寅恪詩箋釋》一書中,不同意余英時的看法。
“高家門館恩誰報”,胡文輝指出系借用了白居易一首詩的意思,白居易科考時的主考官名為高郢📫,此句講座主與門生關系🧑🏽🦰,可理解為現代的師生關系。
“陸氏莊園業不存”一句的古典,源自唐李亢《獨異誌》👨🏻🍼。崔群是貞元八年名相陸贄所取進士🧑🏻🏭,與韓愈同榜。後來仕至宰相,為官清正🖐🏻。唐憲宗元和十年💃🏻,崔群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錄取進士30人。崔群夫人李氏曾勸他置一點莊田,“以為子孫之計”。崔群笑答:“余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憂😋?”而崔夫人卻反問“你不是陸贄的門生嗎?”崔群回答說👨🏽💼:“是啊🦎!”崔夫人說:“往年你身為知貢舉,卻派人告訴他兒子陸簡禮不要應舉🎥⚓️,以免引起非議。如果門生真是美莊良田🫲,那麽陸氏這一莊算荒廢了👨🏻🍳。”崔群聞聽此言😢👰🏿♂️,很覺對不起自己的座主📙。
這則史料,陳寅恪在自己的著作和講義中多次抄引過。余英時最早的判斷🧑🏿⚕️,應當說是準確的,因為陳寅恪對師生關系極為看重。“高家門館恩誰報,陸氏莊園業不存”是陳寅恪刻意選擇的巧妙暗喻。
陳寅恪中山大學《唐史講義》中“科舉製度及政治黨派”條🦹🏽,抄錄了崔群的故事和白居易的原詩。白詩最後兩句是:“還有一條遺恨事,高家門館未酬恩”(《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第282頁,三聯書店✦,2000年)。
這是1949年後陳寅恪比較敏感的兩件事♝,一是舊日朋友放棄自己的獨立性,“改業新書”🛼;二是自己的學生迎合時代🧑🏼🏭。
1950年9月18日👰♂️,陳寅恪給吳宓的信中,感慨《元白詩箋證稿》這樣的書以後恐無再出版機會後🤶🏼,有這樣兩句話🦼:“《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回‘敦古意集腋報師門’,今日四海困窮🤾🏽♀️,有財力足以濟人之急者皆已遠走高飛,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觸處皆是🧚🏼♂️♿️。吾輩之困苦、精神👨🏿⚖️、肉體兩方面有加無已🏋🏼♂️,自不待言矣。”(《陳寅恪集·書信集》第268頁,三聯書店,2000年)
《陳寅恪集·書信集》中🦫,此信由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一書中轉來,原書有一處筆誤“第三十回”應當是“第十三回”🏇🏿⚛️,“敦古意集腋報師門”是《兒女英雄傳》第十三回題目🧑🏿🍳。吳學昭原書將“今日四海困窮,有財力足以濟人之急者皆已遠走高飛,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觸處皆是”這幾句省略了(《吳宓與陳寅恪》第131頁🧔🏽♂️,意昂体育平台出版社,1992年)👨🏻🔧,可見當時確有忌諱。
中國舊小說中,陳寅恪最喜歡《兒女英雄傳》,此點與胡適、馮友蘭相同。《兒女英雄傳》第十三回題目“敦古意集腋報師門,感舊情掛冠尋孤女”,此回前一段敘安學海在山陽縣河工知縣任上,為人陷害🏝,後得學生烏明阿重金幫助,原書寫道:
“烏大爺道:‘這也非門生一人的意思。沒接著老師的信以前,並且還不曾看見京報,便接著管子京、何麥舟他兩家老伯的急腳信🥴,曉得了老師這場不得意🫸🏽🙂↔️。門生即刻給同門受過師恩的眾門生分頭寫了信去,派了數兒,教他們量力盡行👨🏼🏫。因門生差次不久🧑🏿🔧,他們又不能各各的專人前來🤗,便教他們只發信來,把銀子匯京,都交到門生家裏。正愁緩不濟急,恰好有現任杭州織造的富周三爺🛩,是門生的大舅子,他有托門生帶京的一萬銀子😈。門生合他說明,先用了他的,到京再由門生家裏歸還👩🦲。這萬金內一半作為門生的盡心,一半作為眾門生的集腋。將來他們匯到門生那裏,再從門生那裏扣存也是一樣🧅。此時且應老師的急用。老師接到他們的信🧴,只要付一封收到的回信,就完了事了”(文康《兒女英雄傳》第13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陳寅恪和吳宓提這個典故😆,意思甚明,他的學生指不上👨🏻🦽👆🏽。“有財力足以濟人之急者皆已遠走高飛”,當指他的老朋友如俞大維、傅斯年📍、胡適、梅貽琦、杭立武、朱家驊等當年幫助過他的人。“《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觸處皆是”,語極憤怒🧢,此處雖不能坐實所指何人,但可以理解為那些迎合新時代的老朋友和舊門生,“《儒林外史》”限製了所指範圍,當是學術界熟人無疑。了解這個背景,則能理解陳寅恪1954年給科學院答復中“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的深意📕。
陳寅恪晚年多講崔群故事🫘,其實還隱含一個判斷⛹🏻♀️,即女人常常較男人更有見識,這也是陳寅恪“著書唯剩頌紅妝”的一個心理動機👆🏽,其中暗含了對1949年之際陳夫人🏄🏿♀️、妹妹陳新午決斷的欽佩和自己的悔恨之意。
陳寅恪的去留問題曾引起過爭議🩳,主要是因為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當年出版時曾有刪節,後出的《吳宓日記續編》中其實已將此事言明。1961年9月3日的吳宓日記中說👑:“陳序經暢談南開中學及南開大學,論張伯苓、仲述兄弟及何廉;又詳述陳寅恪兄1948年12月來嶺南大學之經過(由上海來電,時序經任校長🫷🏼、竭誠歡迎)😽🧗🏿。到校後,約在1950年一或二月,筼嫂力主往外國(歐、美)或臺灣🤤🙉,竟至單身出走🚙,至港依David及其諸妹,序經追往🤽🏿♂️,遍尋,卒得之於九龍一無招牌之私家旅館👨🏻🌾,見筼,與約定‘必歸’🍚。序經乃先歸。俟其夫婦感情緩和,乃遣人往迎歸🩰。”(《吳宓日記續編》第5冊第166頁,三聯書店,2006年)David即俞大維🕸。這是陳寅恪一生最後悔的一件事。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3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