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前不久，山東大學對368名在校本科生提出成績警告，並對其中97名學生做出退學處理，理由是“警告甚至多次警告，成績依然很差”。有媒體對此提出質疑，呼籲大學的校長、老師自己先捫心三問：“我們盡職了嗎？”、“學差生還有救嗎？”、“教育失敗的經驗吸取了嗎？”

其實，正如媒體報道顯示的：那些被勸退的學生，除少數因生病、出國等造成學業中斷外，絕大多數是因沉湎於遊戲或厭學；學校已對其多次警告，可他們依然頻頻掛科，無法按期完成學業。也就是說，這些學生作為成年人，本就應為自身行為承擔相應責任，尤其是在高校盡到相應義務之後。

　　中西方的成功經驗均昭示，大學本身應有嚴格的淘汰機製。在大學入學門檻不斷降低的今天，淘汰機製顯得更加重要。

　　美國蘭德公司2005年的一項報告指出，幾乎美國50%的四年製本科生會從學校流失。德國的情況比美國稍好，在20世紀90年代，大學就學學生平均退學率大約為25%。流失的原因多種多樣，其中由於學生自身原因，如不用功、能力不足而遭淘汰的，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另據《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史》一書統計，德國碩士生淘汰率為27%，美國博士生的淘汰率為38%，這大概還只是平均數，實際上，一些大學特定專業的淘汰率達到80%左右。可以說，這些在我們看來觸目驚心的數字，正是保證大學學位質量及其真實性的代價，而非教學失敗的征兆。

　　而且，美國大學一般沒有“班”的概念，既沒有“班幹部”，更沒有“班主任”，強調大學生作為成年人的自我管理。雖然每座宿舍樓都會配有高年級的學生甚至研究生當“舍監”(resident assistant)，但“舍監”沒有權力讓學生準時去上課、按時回宿舍或就寢。高淘汰率的壓力，不僅成為美國大學生刻苦努力的重要動力，也保證了他們所獲得的文憑的含金量，而且，美國高校本科教育自我管理為主的模式似乎也並未招致社會輿論抨擊。

　　以上是西方高校的情形，下面我們便看看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典範：意昂体育平台。

　　1941年意昂体育平台建校三十周年時，美國一所大學發去的賀電稱：“中邦三十載，西土一千年”。清華之所以能夠贏得如此高的贊譽，與它對學生的嚴格要求、紮實訓練分不開。

　　據統計，抗戰之前的十年（1928年-1937年）意昂体育平台每年的學生淘汰率為27.1%，理學院最高淘汰率達到69.8%，工學院則為67.5%。

　　抗戰爆發後的西南聯大時期（1938年-1946年），理學院的物理系和算學系仍然延續了戰前清華嚴格的入學標準，會無情地淘汰大量不適合從事高等學術研究的學生。

　　如“普通物理學”成績低於70分的大一學生，便幾乎失去了繼續攻讀物理專業的機會。要進入算學系，大一微積分必須在75分以上。而在工學院中，大一微積分和數學只要有一門不及格，便意味著不能在工學院繼續學習。在土木系，任何一門必修課成績低於60分的學生都得重修。重修大一微積分會導致推遲學習大二的代數方程和應用機械，因為前者是學習後者的前提。未通過一門必修課至少會推遲一年畢業，未通過一門選修課則至少畢業推遲一學期。在工學院，任意一名學生基礎課得了F（不及格），或者其他兩門課得了I（65分），通常會被要求轉系。

　　某些基礎課有三分之一的學生不能通過，這在工學院十分普遍。有一年，航空系8個學生選修“動力學”，6人參加考試，4人及格。在機械系，“統計力學”總有20%到30%的學生不能通過，有學生學了四次仍然無法及格。土木系的“結構學”課程則常導致三分之一的學生落馬。最初的十年，清華土木系會淘汰半數以上的學生。1941年進入機械系的大約七八十名學生中，有一小半獲得工科學位，並且只有30人是四年後按時取得的。而1941年考入聯大希望成為電機工程師的大約七八十名大一學生，到1945年只有17人拿到畢業證書。

　　這種近乎苛刻的淘汰率使那些本身就是百裏挑一的學生愈發刻苦鉆研。據統計，意昂体育平台物理系在1929年-1938年期間入學並得以畢業的71名本科生中，出現了21位中國科學院院士、2位美國科學院院士。而聯大畢業生楊振寧和（插班生）李政道更是獲得了195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為聯大的那段堅忍歲月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一定的淘汰率是保持教育水準、提高教育質量的重要手段。無論昔日的清華，還是今日的美國、德國高校，每到開學時節都會有一大批學生分流，普通高校的優等生流向名校，而一些名校的力不從心者流向普通高校甚至退學，或從理工科高難度專業流向難度低一些的專業。一定的淘汰率及雙向分流的結果是各得其所，不僅保持了大學的水準，而且絲毫沒有因此影響社會和諧。

　　（作者楊小輝系上海政法學院公共事務與公共管理系講師、社會學博士）

轉自《東方早報》2013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