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7月27日，是朝鮮戰爭雙方停戰協定正式簽署59周年。

7月23日，是曾經的誌願軍戰俘、四川廣安人張澤石83歲生日。

1951年3月21日入朝，5月27日受傷被俘。1953年9月6日最後一批被交換回三八線以北，1954年1月3日從平壤乘專列回國。兩個月戰場烽煙，兩年半戰俘營風雨，其後30年被視作“變節者”逐一歷經反右、大饑餓、“文革”的歸國後人生。50歲之前，張澤石自認此生一戰成空。

他慶幸自己活到了改革開放，1981年被平反昭雪後還能再有一個截然不同的30年。他追問、尋找、記錄、書寫，居然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下，把“戰俘”從恥辱做成了一項事業。耄耋之年，他入選央視“感動中國2010”候選人物，獲“國家記憶·2011向歷史記錄者致敬”特別榮譽獎。他的新作《孤島——一萬四千誌願軍戰俘在臺灣的今昔》也付梓在即，那將是他最後一本相關戰俘的書。

“前20年，中間30年，後30年，我這一生比較典型地反映了我們民族的苦難，也反映了這個歷史的走向。”這是老人最終願意接受采訪的原因。他拒絕自己的生命和曾經的受難再被消費成“傳奇”，他覺得它們應該另有意義。

　　求學

　　“媽媽說小時候為我蔔過一卦，‘七十二戰，戰無不勝，忽聞楚歌，一敗塗地’。50歲之前，我覺得簡直太靈了，這不就是我一生的寫照嘛，之前多順，最好的小學最好的中學最好的大學，一到22歲入朝作戰當了戰俘，命運翻覆……不過現在我想法變了，我覺得它沒說準的是，最後30年我又爬起來了。”

　　7月5日6日兩天在石景山，張澤石老人堅持要把他的一生從頭講起：“我正好想重新捋一下這一生的經歷，看看哪些東西讓我走到今天。”

　　17歲之前，人生路徑父輩選定，他是被富養的嬌子、家族的希望。

　　他1929年生在上海。父親是北平工業大學畢業的大學生，母親就讀德國人辦的婦產科學校。祖父母膝下度過的童年優裕早慧，四川廣安華鎣山下的代市小鎮，山清水秀，物產豐美，前後花園的祖居小樓翻新未久。祖父事業有成，以他為傲。他4歲半即入小學。當時的巴蜀腹地，戰火未及，教育發展，他最難忘坐在操場聽老師講《木偶奇遇記》，還有去華鎣山遠足，聽風識雨。

　　11歲上到初一，“一寸河山一寸血”的抗戰最艱苦階段，日本飛機都能轟炸到廣安縣城。大哥只長他三歲，卻好勇尚武，每天拉他早起強身，教他做人當要“共赴國難”。

　　初二起父親開始送他進收費昂貴的教會學校。那些美國、加拿大老師教給他地道的英文，樹林中紅色洋房的校舍和管風琴奏響的聖詩培育了他的美感，而諸如“去愛人類，愛比你更困難的人”之類訓誡，則早早影響他對自己與他人以及跟世界關系的看法。

　　高二時，著名的山西銘賢學堂自山西太谷流亡到成都。進銘賢學堂的第一篇英文就是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講，著名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至今那些字韻鏗鏘的部分，他仍能背誦。

　　銘賢兩年，張澤石發展出唱歌、演劇特長。他課業優異，尤擅理化。1946年考入意昂体育平台時，他化學、物理皆是滿分。父親說學文將來可能糊口都難，你一定要去學理工，哪怕教書、當一個工程師，都更容易找工作。他聽命選了物理系。

那是最後一個，他讓父母為他做的決定。

1946年張澤石在意昂体育平台

　　入伍

　　其實在那個年代做清華的學生簡直可說“奢侈”。物理系的周培源教授主講《原子能與人類未來》，馬約翰教授親自教他們遊泳，朱自清講的《文學概論》常去旁聽。張澤石參加的民間歌舞社請戴愛蓮來教他們跳藏舞《春遊》。他們的“戈壁草讀書會”第一次討論《共產黨宣言》心得座談是在歷史系教授吳晗家裏。1948年參加護校時，他喝過費孝通教授夫人親手遞過來的粥。曾經他目標明確——公費留美，做“中國的愛因斯坦”，科學救國。

　　然而最終內戰的亂局、國民黨的腐敗以及公費留美政策的取消，卻把他推向了革命。1947年張澤石在清華入了黨。最富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18歲年紀，帶著信仰的習慣和犧牲的熱情，以及改變世界的渴望，他需要找到值得獻身的東西。

　　1948年6月，他化裝成一個東安市場的學徒通過封鎖線進入冀中解放區。內戰正炙，對知識分子求之若渴，中共華北局在河北滄縣泊鎮設有敵後工作訓練班，榮高棠當班主任，張澤石們學黨的城市政策，也學槍支使用。8月1日，在華北軍政大學開學典禮上，張澤石和四位同學作為華北“第二條戰線”的代表坐上了主席臺，他就坐在朱德身邊。聶榮臻聽說他上的是清華物理系，還對他說：“你們學物理的更該留在學校把書念好，新中國需要製造原子彈的科學家。”

　　多年後，張澤石的清華意昂、中央黨校原副校長龔育之回憶，“北平解放後，人民解放軍四野南下工作團招生，清華的許多同學都想報名，不想失去參加解放全中國‘最後鬥爭’的機會。但是黨決定，學理工的一律不讓走，要留下來學習，準備建設。”

而那時的張澤石完全不做他想。培訓完畢征求分配意願，“本來我又會唱又會跳，那時華北文工團剛剛建立，他們說你參加文工團吧。文工團後來進城就是中央實驗歌劇院，現在的中國歌劇舞劇院。但我說不想去做這些事，我想去故鄉迎接解放，到最艱苦最需要我的地方去。那個時候就是那麽天真，根本不考慮它的危險性。”

被俘

　　從教堂、書院、歌舞臺一步步走向戰場的路，自此沒有回頭。

　　19歲，張澤石到華鎣山找遊擊隊，被抓進過國民黨的臨時監獄；20歲，他在四川大學搞“學運”，與“4·20”大逮捕僥幸擦肩，差一點就位列“十二橋烈士”之一；後來他撤到農村搞“農運”，深入川西邛大山區搞“匪運”，川康邊人民遊擊縱隊在名山成立時，他是政治部宣傳股長兼宣傳隊長。

他就是由那裏被調到解放軍溫江軍分區搞文工隊。1950年春節後正式穿上軍裝那天，他想起那年“八一”跟朱德、聶榮臻的那次同臺：“現在我真正成為你們麾下一名解放軍戰士了。等家鄉政權鞏固了，我就復員回清華去上學。”

命運另有劇本。3個月後朝鮮戰爭爆發。

張澤石1950年參軍留影

　　1951年3月21日，興奮地隨誌願軍60軍180師538團跨過鴨綠江的張澤石，是非戰鬥人員，背的不是槍而是鋼板、鐵筆、蠟紙。不及22歲的他，帶領年紀比他更小的一班宣傳隊戰士，負責《戰鬥快報》的采訪、編輯、刻印、發送。“那時對戰爭還帶點浪漫想法。而且作為一個文藝兵，從不曾直接投入戰鬥，還遠不懂得戰爭的艱苦和殘酷。”

　　多年後，30萬字的《我的朝鮮戰爭》一書裏，他對戰場用筆克製。僅僅數筆寫到身背百斤重的行裝，15天奔襲1500裏趕赴三八線；入朝第7天戰友在自己眼前被燒成焦炭；第10天去找戰利品，山林空地中一堆美軍毛毯下，八具一排僵硬的美軍屍體，白種黑種人皆有，血汙的繃帶、那麽年輕。重新把他們蓋好，張澤石無言下山，想起高中時美籍老師教他唱的歌：“My Bonny is over the Ocean,My Bonny is over the Sea. Oh bring back my Bonny to me!”(我的邦尼到大洋那邊去了，我的邦尼在海外，把我的邦尼帶回來吧，還給我)

　　再次用到英語，就是1951年5月27日，他和180師上千名難友的“恥辱日”。

　　為掩護大部隊轉移，180師陷入重圍。5天5夜激戰後，傷亡慘重，彈藥無幾，製高點丟失，被敵方炮火壓縮在幾條山溝裏的張澤石和戰友渾身泥漿，既無援兵，又無糧草，找不著組織，甚至辨不清方向。敵坦克隆隆壓進溝來的一刻，他伸手要去拉響手中唯一一顆手榴彈，卻被身邊小隊員死死抱住手臂。環顧身邊滿臉泥漿和恐懼、既無辜又無助的小戰友們，他沒下去手。最終當跌下山崖摔暈過去他從痛楚中醒來，發現已身陷數個持槍美軍之圍，手榴彈也不知所終。在粗暴的“起來”聲中，他被押進公路上我軍被俘人員的長長行列。

據不完全統計，自1950年10月25日入朝作戰開始，至1953年7月27日停戰協定簽訂，中國人民誌願軍共被俘2萬余人。其中，張澤石所在的180師，約有4000人被俘，是參戰部隊中被俘人數最多的。

抗爭

　　“入朝時我們都只想過兩種可能：一個我勝利凱旋，作為英雄；另一個馬革裹屍，那我也是國家的烈士。根本沒想到還有第三種，戰敗被俘！”

　　61年前走在戰俘隊列中那天，從小就感情充沛容易流淚的張澤石一開始哭得很厲害。“我們是正義之師，怎麽會被打敗？我怎麽成了俘虜？為什麽不拉響手榴彈跟敵人同歸於盡？怎麽向組織上交待？”自小只聽“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部隊裏又以“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壯士”為紀律榜樣，恥感和無望壓得他別無選擇，只想奪槍拼命。

　　正當這時，突然前面有美國兵叫嚷起來，緊接著聽到槍聲。原來是一位難友捂著肚子忽然往山腳跑去，美國兵喝令站住的話他根本聽不懂。美國兵見朝天鳴槍示警無效，眼看就要壓平槍口。張澤石急得出列大喊：“不要開槍，他那是得了痢疾要去大便。”

　　押隊的美軍少尉驚訝於他的英語：“哦，意昂体育平台，我知道它，那是一所著名的學校。張，你不用害怕，據我所知停戰談判就要開始了。戰爭結束後，雙方將交換戰俘，你還可以回去繼續上學呢。”

　　回家的希望，是暗夜的微光。自己的語言能力，讓他意識到保護同袍難友是他的責任。從對一己前途關註的混沌中略微清醒過來，張澤石想起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來：“當初在清華參加革命，不就是從‘反美抗暴’開始的嗎？那就接著‘反美抗暴’吧。無非是從正面戰場又轉到敵後戰場，我幹過敵後鬥爭，我應當不要害怕。”

　　“在我采訪過的400多誌願軍戰俘中，張澤石是第一個，在被俘當天就能從想自殺、逃跑、不知前途何在這些狀態中擺脫出來，明確要在戰俘營裏跟敵人鬥到底這麽一個人生方向的人。很難想象他還不到22歲，在那麽大的災難面前能那麽清醒。”說這話的是部隊作家吳金鋒，他采訪誌願軍戰俘的30多本采訪筆錄，現存於中央軍委檔案館。

　　被俘次日，在被押往水原的夜行卡車上，張澤石抱住了想要跳車自殺的538團作戰股長韓洛夫：“你看前邊後面那麽多車燈，我們有多少難友現在陷入這種災難裏面，我們死很容易，但誰來照顧他們、領著他們去跟敵人鬥呢？”

　　其實，在上這輛卡車之前，張澤石就已經有過一個可以獨自脫身的機會。“前方臨時戰俘收容所”的布魯克斯上尉欣賞張澤石的英語和為難友的服務精神，對他說：“我現在就可以幫助你，如果你同意到我們第八軍司令部去做翻譯工作，我們可以解除你的戰俘身份，作為我們雇用的文職人員，戰爭一結束，就送你去美國上大學。”

張澤石拒絕了。“我的人格、自尊心不允許我去當‘漢奸’，那是我當時的認識水平決定的。再一個是看到陷入巨大痛苦中的難友，我心中那種不忍和同情。我是可以自己離開，去享受比較自由安逸的生活，在那樣殘酷的戰火中間讓自己的生命得到保護。但是我做不到，我想要跟我的難友在一起。”

忍辱

　　“有一樣東西你是不能從人的手中奪去的，那就是最寶貴的自由——人們一直擁有在任何環境中選擇自己態度和行為方式的自由。在心理和精神的層面，基本上任何人都能夠決定自己成為什麽樣的人。即便在集中營，他也能保持自己作為人的尊嚴。”

　　多年後，二戰時曾被關押進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猶太人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的這段論述，讓張澤石深以為然。最終，他們都奇跡般地活下來了。1953年9月6日，最後一批100多名被交換回板門店這邊的戰俘中，張澤石是最後一個被扶下車的。

　　幾天後，在開城誌願軍醫院，他流著淚代表六千名回國戰俘向賀龍元帥帶領的入朝慰問團致辭：“我們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珍視‘祖國’這兩個字，為了重新獲得這一切，我們願意忍受苦難，拼死鬥爭。”9月13日，《人民日報》報道了這次報告會，提到了張澤石的名字。

1954年1月3日，結束在朝所有戰俘後續工作的張澤石乘著專列，終於又一次跨過了鴨綠江。雖然離開不到3年，雖然才只有24歲，他卻像過了幾生幾世。

1954年的張澤石

　　14年後的1968年6月，“文革”正炙，石景山五裏坨中學英語教師張澤石被以“大叛徒”之名掛牌批鬥。“群眾專政隊”重點審查他“為什麽沒去臺灣”，他的交待怎麽都過不了關。一日半夜提審，實在逼急了，張澤石說：“我是怎麽回國的，在革命軍事博物館抗美援朝紀念館裏有證明材料，我是作為中國戰俘總代表，由我方和談代表指名要回來的。請你們去調查!”剛說完，背上就挨了紅衛兵兩悶棍。

　　厄運其實早在他24歲時就種下了。“張澤石，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後曾向敵人供出部隊番號，又因怕吃苦去當翻譯為敵服務，但能參與領導對敵鬥爭……承認被俘前軍籍，開除黨籍。”這是“被俘歸來人員管理處”對之“嚴格審查”後給出的處理意見。

　　“黨籍被開除，軍籍也不被承認，而且終身被控製使用。所有我的難友都處於那麽一種無助的狀態。祖國根本不信任你們，你們是敵對陣營裏回來的。我們民族傳統文化助長了這種唯實利主義的政策，它可以對別國的戰俘非常好，但是對自己的戰俘卻非常殘忍。”耄耋之年，對於當年的境遇，張澤石的認識早已不再只是委屈而已。

他曾經連去環衛局淘糞的工作都找不到，曾經在1960年的大饑荒中全身浮腫幾成餓殍。在被正式平反之前，舉凡“肅反”、“整風”、“反右”、“文革”，批鬥、勞改、毒打、進“黑幫管理所”，他無一幸免。

平反

　　1977年夏天開始，張澤石和少數幾個被俘歸來的難友開始以個人名義向中央寫申訴書，申訴他們如何回國的、回國後20多年的遭遇，請求取消對他們的懷疑、歧視，恢復黨籍軍籍等。

　　這一訴求也是六千多與張澤石一樣回國戰俘的共同呼聲。1978年12月，他們第一次以集體申訴形式向黨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等十多個單位呈送了較為全面的材料。

　　1979年6月，張澤石從報上看到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有個提案委員會，裏面有他敬仰的巴金、茅盾、冰心等老作家，感覺是一個難得的申冤機會，於是發動全家抄寫申訴信。

　　信裏沒有回避“每想到當年敵人的欺騙宣傳‘你們回大陸去，只會挨整挨鬥，一輩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們六千多人的悲慘現實”。正是這封申訴信，強烈地震動了提案委員會的委員們。

　　1980年10月，張澤石盼來了“中發（1980）74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批轉總政治部《關於誌願軍被俘歸來人員問題的復查處理意見》。讀到“但他們始終心向祖國，在一些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革命幹部組織領導下，同敵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爭取遣返回到了祖國”這幾句話時，他一下子仰靠在沙發背上，用文件掩住了臉，淚如雨下。

“去掉我們頭上‘變節者’的帽子，改正不公正的對待。”在張澤石看來，那是“討還尊嚴”之戰。“感謝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在我們的努力下，最後中央出臺了文件為我們落實政策，我才有條件去進行我所希望的一些奮鬥，我把它們稱之為‘戰俘事業’。”

行動

　　1988年，張澤石寫成了《我從美軍戰俘營歸來》一書，誌願軍歸國戰俘這一敏感話題進入公眾視野。2011年，此書再版更名為《我的朝鮮戰爭》。在前言裏張澤石說：朝鮮戰爭難以忘卻，還因為那場戰爭中的疑問一直困惑著他：為何在戰爭環境中尤其在戰俘營裏，人性與獸性的分化能夠被推向極致？……

　　從自己撰寫、主編有關誌願軍戰俘苦難的書籍，到去年帶著崔永元的“口述歷史”團隊，走遼寧、河南、山西，搶救性錄製下幾十位誌願軍戰俘的口述歷史；從為戰俘營裏愛國鬥爭中犧牲的戰友爭取恢復名譽，到為戰俘立法而奮鬥。“這個戰俘事業，實際上是我為改變我們民族文化中一些非文明、非人性部分，改變不知道有人權、不知道有人道、不知道維護人性光明面這樣一個缺陷，我所做出的努力。”

　　“一切不願屈服於命運的人們，終將做出他力所能及的最大抗爭。”83歲之年，張澤石自覺這一世生逢其時，自己不枉此生。他說他很欣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句話：

“我只害怕一樣——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

■文/本報記者吳菲

　　■攝影/本報記者 賈婷

　　■資料圖片來源/《我的朝鮮戰爭》

轉自《北京青年報》2012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