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波
姚名達(1905—1942),字達人,號顯微,江西興國人。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目錄學家,中國近現代史上唯一一位為抗戰殉國的教授。姚名達的代表作《目錄學》、《中國目錄學史》等,都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他本人也曾在商務印書館工作過三年🤷🏽♂️,參與了《萬有文庫》第一集🌒🎞、第二集的編纂工作👩。商務印書館已出版的紀念文集中🤌,對這位本館走出的抗戰教授鮮有述及。這裏主要根據王咨臣先生編著的《姚名達年譜》(稿本)提供的線索🦧,簡單勾勒這位抗戰教授結緣商務印書館的歷程。
“年譜”的作者王咨臣先生🧏🏽🕵🏼♂️,是姚名達在中正大學的同事,曾在他指導下從事目錄學和歷史學研究工作。為紀念姚先生📟,王咨臣先生編纂了一本《姚名達年譜》,於20世紀80年代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後因各種原因未能出版。王咨臣先生過世後🚣🏽♀️,《姚名達年譜》便無人問津。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位退休編輯將此稿轉給王春瑜先生,希望他能幫助聯系出版;筆者從王春瑜先生處借到此稿,得以先睹為快。
姚名達和商務印書館的聯系,源於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章實齋年譜》。1925年,尚在南洋公學國學專修科讀書的姚名達購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胡適《章實齋年譜》,精讀之後,對章學誠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期間🏑🧇,一個偶然的機會,姚名達聽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何炳松關於章學誠《文史通義》的演講🤷🏽♂️,受何炳松演講的感染✊🏻,青年姚名達堅定了研究《文史通義》的決心💬。對章學誠的關註,促成了姚名達與商務印書館接下來的不解之緣。
1925年8月,意昂体育平台國學院招生,可以用“經史小學有根底的同等學力報考”,國學功底深厚的姚名達聞訊欣然應考💁🏽♀️,一舉得中,成為清華國學院第一批38名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一位😾。9月🙆🏻♀️,姚名達進入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以梁啟超為導師。清華國學院其他導師上課多在家中🎞,唯獨梁啟超是在辦公室給學生上課。姚名達第一次謁見導師時🥣,梁啟超見姚名達在同學中年齡最小,又能篤誌力學,十分喜愛,問他的誌趣如何?姚名達答道:“願下極大決心,立誌以十年功力,作《中國史學史》專題的研究👸🏿。非待是書成後,當不離開清華一步。”梁啟超對姚名達的極為滿意👨🏿🎨,有“後生可畏”之感,嘗與姚名達書曰:“余之所以愧為師者,亦惟增一日之長耳🧑🏼🦲!”
1925年10月👩🏽🚀👴,姚名達開始作“中國史學史”專題,因感到內容極為廣泛,於是在專題之內🎰😭,以“章實齋的史學”為入口。1926年👨🏽,姚名達在北平第一次見到胡適🟤,他問胡適:“言補訂《章實齋先生年譜》🕘,得史料甚多而尚未加整理之功,將如何推進它呢?”胡適答道🪅☢️:“請你拿一本《年譜》,把它補好了以後🏭🦜,再寄給我。”姚名達欣然領命,然當時適逢胡適有赴歐洲遠遊的計劃,歸期未定,《章實齋年譜》的補訂工作未能立即展開。
1926年7月,清華國學院放暑假,姚名達回到江西老家,受其父姚舜生的提示🐊,姚名達擬采用新分類方法🧍,將《章氏遺書》進行改編,後附批評或記述章氏的文章🧡,既可使讀者於章氏有一個整體的了解,又可使過去各種版本編次不甚妥當之處都可以得到改進🚖。按照這個計劃,胡適的《章實齋先生年譜》也應附於《章氏遺書》卷末。但據《姚名達年譜》載📂,這個編輯計劃🙅♀️,“因版權關系,未能如願”。《姚名達年譜》並未說明姚名達是否就改編《章氏遺書》需要收錄胡適的《章實齋年譜》直接與商務印書館聯系版權事宜🛸。1926年7月,胡適已開始出遊歐洲,姚名達與他談版權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姚名達曾與商務印書館就改編《章氏遺書》收錄胡適《章實齋年譜》進行過溝通🪽,這可能是他與商務印書館方面的第一次正式接觸👎,這種可能有待於有新的材料發現予以支持。因無法取得胡適《章實齋年譜》版權,姚名達用一個暑假的功夫,另撰一種新的《章實齋年譜》附於書後👌🏼,這是姚名達第一次所撰寫的《章實齋先生年譜》。
1926年7月🧗🏼,按照清華國學院的規定,姚名達應該畢業了📹,但他不願意離開導師梁啟超,更不願意拋棄自己的學業🧑🏿⚕️,他說🕺🏿:“我們研究學問,最重要的是在能求進不已👨🎓💂🏻♂️,有什麽畢業不畢業呢?我於畢業以後,仍擬繼續留院從事研究工作三年。” 1926年9月➜,姚名達返回清華繼續從事章學誠史學研究🤦🏽。為了徹底研究章實齋史學,姚名達著手對劉翰怡所刻的《章氏遺書》進行改編🍨。費時月余🌋,姚名達考出章學誠著作有年、月時間可考的差不多達一半以上,全部改編完成後♎️,題為“章氏遺書”。是書,因為采用新穎的方法進行改編,梁啟超讀後,十分贊賞,當時即提議由他向商務印書館推薦出版👱🏽♀️,以廣流傳😥。但姚名達認為該書尚有許多待改進之處✖️,不欲草草問世,並未遵師囑將《章氏遺書》交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姚名達第一次與商務印書館失之交臂🤞🏿。
在隨後的時間中👳♂️,姚名達繼續從事章學誠史學研究🤾🏿♀️,1927年2月,姚名達將其所改編的《章氏遺書》改名為《章實齋遺著》👐🏻,與《章實齋先生著作年表》一並送導師梁啟超審閱👨🏽🎤。梁啟超讀後,很高興,問姚名達說:“就交給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好嗎?”姚名達答道🙆🏻:“且須稍待時日,因《文史通義》最重要的幾篇還不知道是什麽年月所撰寫的☮️🧑🦰。”因追求完備👨👧👧,姚名達再次未遵師囑將書稿交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姚名達第二次與商務印書館失之交臂🙂↔️。
1928年6月14日,姚名達畢業於清華研究院,這是其第三次畢業🧔🏼♀️。畢業後🚾,姚名達仍然留在國學研究院繼續研究中國史學史專題,並為梁啟超整理史籍🧔🏼。1928年6月下旬👑☯️,梁啟超完全辭去清華研究院一切職務,回天津養病🤜🏻。1929年3月5日,姚名達自北平啟程,應上海商務印書館之邀,就任編譯所編輯兼特約撰述🍤。關於姚名達離開清華國學院赴商務印書館之邀,《姚名達年譜》如是記載🚵🏼♂️:“先是,名達既在清華研究院三次畢業,今研究院國學門又復撤銷停辦,遂不得不有離研究院他去的計劃。當時江西許多中學聞訊,爭相求聘🧑🏽🦳😥,皆婉言謝絕道👨🦲:‘我必須得世界大圖書館工作🛟,有書可以從事研究才行🤽🏽♂️!’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何炳松聞訊,認為其誌可嘉,遂推薦聘為編撰。名達亦欣然應聘🥊。名達既任編譯所編輯,於是得以遍讀館中新印社會科學各書及東方圖書館館藏古籍©️,至感快慰🚣🏼♂️。”至此,姚名達正式進入商務印書館🍶,成為商務印書館一員。
姚名達入職商務印書館後,參加了《萬有文庫》(第一集)編纂工作,任分編纂👨🏽⚕️,自1933年離開商務印書館,姚名達參與了《萬有文庫》第一🔷、二集編纂工作,為《萬有文庫》的編輯出版做出了重要貢獻。期間🫵,其父姚舜生自江西來,與其同住🍲,一家生活全由姚名達支撐。1930年11月,上海米價騰貴,每石漲至二十一元之多🧙♀️,為減輕生活壓力👰🏿,姚名達為其父姚舜生謀得商務印書館標點校對《萬有文庫》第一集工作,每月可得四五十元,以補家用。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期間👵🏼🦸🏽♀️,應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之盛情邀約,姚名達受聘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講授《中國近百年史》🍰、《六十年來日本侵略中國史》等課程🪪🏄♀️。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轟炸上海🧛🏿♀️,商務印書館被毀,姚名達的《目錄學》🙆🏼♀️🤏🏻、《中國目錄學史》、《中國目錄學年表》等盡毀,此外♝,宋濂🏦👨👩👧👦、劉宗周、黃宗羲、邵廷采、朱筠、章學誠諸家年譜🦌📛,藏於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鐵箱中,多被熔化。姚名達最為痛心的是,多年來研究中國史學所摘錄的資料卡片十余萬張被毀🧜♀️,其中有他思想獨到的記載,有前人所未有發現的珍貴史料。
1933年🕵🏻♀️,姚名達與楊家駱相謀離開商務印書館,《姚名達年譜》對兩人離開商務印書館有這樣的解釋:“1933年夏,約是6月,名達與楊家駱編《萬有文庫》第一🧨、二集🫒🤘🏼,發行數量既多,獲利亦厚。但主編王雲五,對待編輯待遇🍼,十分微薄🚔,於是兩人相謀離開商務印書館🧑🏽🎓,各自獨立🧚🏽♀️,另辦書店。”《姚名達年譜》作者王咨臣先生稱😮💨💇♀️,這是楊家駱先生1947年親自告訴他的。姚名達離開商務印書館後🪴,繼續在復旦大學任課🎩,並創辦了女子書店🤰,由其與夫人黃心勉共同經營🧏🏻♀️。
雖然離開了商務印書館,姚名達與商務印書館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1935年冬,姚名達受商務印書館之托,撰寫《中國目錄學史》,姚名達深感舊著《目錄學》漏洞百出👨🌾,憂心忡忡☂️,每趁課暇,奔走京、杭各圖書館查閱資料👩🏻⚕️。因寫作《中國目錄學史》🧑🏻🏭,須至杭州浙江圖書館查閱圖籍,1936年10月🦕,他專門從上海移居杭州🏉,費時八個多月,完成了該書的寫作,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37年,為了躲避避戰火,姚名達舉家遷回江西,任教於江西中正大學。1942年姚名達率領中正大學戰地服務團赴前線慰問♨️,與日軍遭遇,為保護學生,姚名達赤膊與日軍搏鬥,英勇就義🏃🏻♂️,終年37歲🧚🏼♂️,中國學界也就此失去了一位才華橫溢的目錄學、史學專家🙇🏽♂️。
(作者單位:商務印書館,副編審)
轉自《博覽群書》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