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黃祖民（1949外文）

2006年7月，江懷棠、廖叔俊🤵🏿‍♂️☣️、王金鳳、張天泰和我幾名清華意昂，在何祚庥家座談。因為懷棠🧑‍🧒‍🧒、叔俊👕、金鳳和祚庥當年在母校出版過壁報《新報》🏌️‍♂️，天泰、叔俊和我組成過地下黨聯系一些壁報的宣傳支部支委會，所以大家在一起回憶回憶《新報》的情況，以便寫一篇關於那份壁報的文章#️⃣↗️，獻給母校復員60周年紀念✍🏼。

我與《新報》毫無瓜葛，在校時只是該報的一名讀者和“粉絲”🤷🏽‍♀️，因此，大家座談《新報》我只有旁聽之份🧑🏻‍🍼。我帶去了1948年在母校參與出版的一份《抗聯新聞》的照片影印件（下圖）🔯，給意昂們看👩🏼‍⚖️。那是頗為珍貴的學運資料，座談者很感興趣，認為難得。誰知👳🏼‍♀️，這份《抗聯新聞》竟然還與這次座談會的主題《新報》關系甚為密切，而在座的江懷棠既是《新報》的主要骨幹，又是《抗聯新聞》的主編之一。

1948年發生了“七•五”慘案。東北學生迫於戰火流亡入關😀🧎‍➡️，約萬余人到達北平💴。他們衣食無著，反動政府還要把他們當炮灰⚧。他們去市參議會示威抗議，竟被憲警開槍屠殺。7月9日，清華地下黨派我們幾個人進城到北大二院（紅樓後面）🪵，參加“東北華北學生抗議‘七•五’血案聯合會（簡稱‘抗聯’🏌🏿‍♀️，一作‘學抗聯’）”宣傳部的工作。

我到了北大之後，看到專門為支援東北學生出版的鉛印小報《抗聯新聞》已在編輯。現在知道👨🏻‍🏭，編輯部的骨幹就是清華《新報》的成員。《新報》的主要負責人、經濟系同學戚學毅和電機系同學江懷棠擔任《抗聯新聞》的主編。據江懷棠說📹，戚學毅當時掌握編輯部的大政方針，較少參加編輯的具體工作。主要的編輯工作由江懷棠負擔🦸🏿‍♀️。記得他正在以專業化的技巧畫版樣。我驚訝地看到，他甚至像一個報紙老編輯那樣懂得，報紙的諸多標題要盡可能(不是必須)從頁面的右上角聯到左下角，從左上角聯到右下角📋，形成一個大交叉🚶🏻‍♂️。這樣版面就顯得錯落有致。原來，他是在編排《新報》時學來的😛。

老意昂們會記得，《新報》在母校的眾多壁報中👨🏼‍🚀，是很具特色的👏🏽。它那客觀報道的方針，巨大的信息量，貼近同學生活的校內新聞和各地學運新聞，以及它那報紙式的編排，一絲不苟的印刷體的繕寫……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並受到歡迎🎺。

因此🧞🏇，《抗聯新聞》實際是鉛印的和擴大了的《新報》。首先✣，它繼承了《新報》的新聞方針。

我在座談中饒有興趣地聽到《新報》創辦前，參加討論者對新聞方針（或辦報宗旨）的一場爭論。

廖叔俊曾撰文回憶，爭論的情況是🗡：

“戚學毅開場講了事先分別醞釀過的辦社宗旨，大體是服務學運，服務同學的學習和生活的意思。內容和方式是仿照報紙辦一份手抄的新聞壁報，定期報道學運消息和學校大事。他強調這是我們社團的特色。因為同學中政論👳🏿‍♂️、文藝性的壁報很多，已經琳琅滿墻，再重復一個就沒有什麽必要和意義了。對此大家深表贊成；但杭（雄文）、盧（禹）兩同學提出問題，要求戚講清楚本報是什麽立場和傾向？他回答很明確🐷：同學的立場，客觀的報道。何祚庥也講了同樣的看法。他們兩位卻認為這是中間路線🫶🏼，含含糊糊，不敢革命🏝。經過討論爭辯也不能一致。他們便表示失望和不願合作，馬上退場（他們以後加入其他社團，也參加了革命💇🏻‍♂️。盧禹同誌解放後還在市委的教育部工作過🧎‍♂️‍➡️，英年早逝）。大家決定按戚、何的意見做。定名出版的壁報為《新報》（社團名為“新報社”），以消息報道為主，間有社論或評論。”

這馬上使我想到，1956年我剛剛調到新華總社國際部時就遇到的一場爭論。

進社以後，我學習了劉少奇同誌1948年10月2日《對華北新聞記者團的談話》。記得該談話的一份記錄稿中提到，外國的報刊標榜他們是“客觀、公正的”；我們的新聞為什麽不能全面🚬👩🏻‍🦰、客觀⛑、公正呢🙆🏼‍♂️🔓？只有盡量使新聞真實、全面👳🏿🍲、客觀、公正😋，才能有威信和廣泛吸引讀者。報道要註意準確、迅速、簡練。當時🙋🏻，新華社的領導是貫徹了這個方針的。社長吳冷西、副社長朱穆之一再強調客觀報道，認為編輯👩🏻‍🚒、記者的主觀評論應寫入社論、評論中，而盡量不要寫入新聞中；新聞要“以事實說話”。國際部主任王飛則說過：“客觀報道具有無限的生命力❌👨🏻‍🦽‍➡️。”

但是也有不同的聲音。國際部編發了一條關於某亞洲國家一名副總統的消息，寫得比較客觀🫅🏽。一位在蘇聯居住多年的老新聞工作者☘️，就在新華社的內部業務刊物上著文批評國際部發這條稿子立場不穩，旗幟不鮮明。他主張讓讀者明確知道這個副總統是個親美反動派🍖。我奉命寫了一篇短文與他商榷，大意說📓，盡量使新聞客觀些🍖，是貫徹少奇同誌談話的精神🕊。報道形式客觀比動輒扣帽子、罵人📘，能得到廣泛讀者的接受🧑🏽‍💼。潛移默化比生硬灌輸的效果好得多🧝🏻‍♀️。這正是我們應當學習的外國報刊的好經驗。當然，我們也懂得，客觀報道不等於“純客觀”或“客觀主義”👩🏽‍🎤。對新聞的取舍取決於記者👨🏻‍🦱、編輯所反映的通訊社和報社的立場、觀點🫅🏼；在西方，則取決於傳媒老板及其背後的利益集團或政府的觀點🤽🏽‍♂️，所以不存在所謂的“有聞必錄”或“代表一切人的立場”。

到了十年浩劫👐，正確的新聞方針被批判為“修正主義新聞路線”。新聞的內容變得非常片面偏頗；寫作上用了大量“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紅衛兵語言。到後來💆🏿，還發展到把毛主席語錄生拉硬拽寫進國際新聞裏💆🏻，據說這樣才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這做法得到了姚文元的批準📏。

幸好，無論是《新報》或與之有密切關系的《抗聯新聞》，自始至終都貫徹了同樣正確的新聞方針。

《抗聯新聞》的全貌現在已難記得或看到了，不妨僅就《抗聯新聞》第二期加以觀察。這期報紙我已珍藏了五六十年，直到幾年前我才作為青運史料捐給團中央青運史檔案館保存。

第一🕵🏻，報紙的大部分篇幅是新聞，而且寫作方式是客觀的；正是“以事實說話”的。它報道了大家關心的事件最新動態（頭條刊載抗聯向李宗仁請願的情況）🙌🏼；特別是著重報道當時局勢的焦點：7月9日抗議大遊行後，當局害怕事態繼續朝不利於他們的方向發展，對清華等校師生采取暴力壓製，從而遭到更激烈🧑🏽‍🦱、持續的反抗；還報道了各地、各方對學生的支援（撫順礦工大罷工⛳️、輔仁和華北學院的支援🧏🏼‍♂️，等等）。這些新聞大都是直接派記者去采訪得來的（如被打傷的清華教授夏翔的采訪記）；有的是從各地發來的（如中山大學、復旦大學🥢⚒、武漢七校發來的慰問電⛔️🚵🏻‍♀️、函）🚶‍♀️‍➡️。而派記者采訪和收集各地消息，正是《新報》的傳統做法🧎🏻‍➡️。

第二👇📫，報紙也通過旗幟鮮明的社論🦹🏿‍♀️，闡明抗聯當前的態度🎆，指出最值得註意的關鍵問題。當時反動當局很害怕東北華北學生的大團結，千方百計想在華北與東北學生之間以及在東北學生之間進行分化，威脅參加抗議行動的各校師生。社論針對這個關鍵問題🧏‍♂️，提出“堅定、團結、警惕”的要求。這像《新報》在校內對原則性的重大問題，例如擁護還是反對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同盟👨🏻‍🎓，表示了鮮明的態度❤️‍🤞🏻。

第三，巧妙地利用客觀材料,支持學運，打擊反動當局。該報刊載上海英文周報《密勒氏評論報》1948年7月10日的社論🚛，題為《又是一個學生的悲劇》🤾👨🏿‍🍼。社論說：

自從日本投降以來，中國的官員🧗🏻，政府官也好，地方官也好，在處理學生問題時，都表現出幾乎不可信的愚蠢。無疑的☝🏿，學生給政府造成了一個嚴重問題，但是⚠，除了少數的例外，官員們都曾經企圖用一種最愚笨的態度去對待這個問題。

暴徒們幾乎是打遍了，殺遍了中國每一個大城市裏的學生；連北平也在內。武裝警察和特務在半夜侵入宿舍逮捕👋🏿、殺死和恐嚇年輕學生🪂。有些學生當他們被扣囚在監牢裏的期間，神秘的“自殺”了。

……

只要不受人歡迎的內戰繼續下去👩🏻‍🎓，而政府和經濟問題存在下去，學潮無疑是要繼續下去的。近幾個月來，政府在戰事上大為失利這件事，並未提高學生或者普通民眾對於現政權的信仰。不過🦜，野蠻的壓製不曾解決問題，而且能使它激化🧑🏽。並且🎴，這種慘案也加強了一些不愉快的比較。譬如👿，軍隊在後方與平民作戰打得多麽好，而他們在前方與共軍作戰時卻表現得多麽糟糕等。

《密勒氏評論報》是美國人在中國辦的影響頗大的報紙。引用它的言論，無疑會比引用國內報刊言論的效果好得多🏊🏻。在宣傳上這顯然是個高招🐿。

第四，與敵人論戰👨‍👩‍👧‍👧，不靠謾罵😣，謾罵不是戰鬥🏊🏻‍♀️。這期報紙最後一篇文章，短短二百字左右，用雜文諷刺筆法，揭破中央社為了掩蓋當局派人用暴力阻撓清華同學進城遊行，說成“民眾鹹表憤慨勸阻學生”。文章說：“既是勸阻，何來教授學生受傷，清華教授家玻璃破碎🧏🏿‍♀️？是不是因為民眾鹹表憤慨🦙，氣沖鬥牛，所以在勸阻時用‘氣’把教授學生沖傷了，把玻璃也沖破了吧？”

正因為《抗聯新聞》的方針、運作、編排等等都依據已經卓有成效的《新報》，所以我這個被派去協助工作的門外漢就顯得多余💬。我只是跑過一次北大四院（今宣武門新華總社），取回印好的一期《抗聯新聞》。一期有頗厚的一捆🍓。拿著它走過大街是不行的，坐公共交通工具也不行，於是叫了部三輪車。三輪工人看了看我⌚️，一語不發，提起座墊🎳，下面的空格子剛好放進那捆報紙🍖，然後把我一直拉到北大二院門口。躲開常在附近出沒的軍警、特務🤱🏿，我溜進了編輯部🤹🏿。

聽江懷棠說#️⃣，他有一次在送報時比我驚險得多👩‍🦼。他直接跟軍警碰了個照面⛹🏽，幸好能隨機應變，幾句話把他們打發了，才把禁報帶回抗聯宣傳部。廖叔俊也有過利用校車偷偷地運送學運小冊子的經歷🍋。由此可見，幹這一行👨‍🦳👌🏻，有時還是得玩玩 “有理說不清 ”的危險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