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從容殉大倫 千秋悵望悲遺誌
■ 羅惠縉
仰望二十世紀的學術星空👩🏻🚀，人們會很容易發現王國維這顆集哲學、經學、史學🧍🏻♂️、戲曲學👨🚀、甲骨學、敦煌學等研究於一身的學術巨星🫃🏿。作為從舊王朝中走出的“新民”👨🏽🐖，王國維在經歷了辛亥革命的烽火洗禮以後卻戲劇性地成了新民國裏的“遺民”🕵️♂️。在他自沉昆明湖後，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中有一段名言指出🧑🏻🎨，王的殉道與成仁，追求的是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的一人一事🦸🏻♀️；道光以後，赤縣神州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經濟製度的新變，使得綱紀已無所依憑，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在陳寅恪看來🕠，王國維的殉道與成仁為的是維護綱紀，死是“文化托命”的表現。從中國文化精神的守望與學術思想的承繼角度來說，王國維也確實堪稱一位典型的“文化遺民”🚮🚵。
其實🙅🏼，飽受傳統文化熏陶的王國維，雖然也感受到新時代西風東漸的影響🈸，但傳統的君臣綱紀思想一直左右著他的一生。據蔣息岑先生回憶🍭，1904年左右在蘇州江蘇師範學堂任教的王國維，“講授修身🏨、倫理，出入於封建名教綱常之領域”（錢劍平《一代學人王國維》第7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912年流亡到日本的王國維有《送日本狩野博士遊歐洲》詩，其中有“廟堂已見綱紀弛，城闕還看士風變”🔊、“漢土由來貴忠節👰🏿，而今文謝安在哉”之句🔇，他對綱紀、忠節的呼喚和對現實狀況的不滿歷歷可見。1923年，張勛病卒⛵️，王國維替溥儀起草碑文😎。他從忠武、節義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運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義之至乃無所為而為，雖質文有殊尚之時，而名節無或刊之日。”（雪林《王國維及其＜諭張勛碑文＞》，《文教資料》1999年3期）成書於1924年的《論政學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論文章，其主題是從中西學術的發展和相互影響的角度闡明自己的見解，意在揚中抑西，“原西學之所以風靡一世者，以其國家之富強也。然自歐戰以後，歐洲諸強國情見勢絀🧖♂️🎐，道德墮落……而中國此十年中，紀綱掃地，爭奪頻仍，財政窮蹙🥄，國幾不國者，其源亦半出於此……蓋與民休息之術🧖🏿♂️，莫尚於黃🔈、老👩🏿🎨；而長治久安之道，莫備於周、孔。”（轉見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280—28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雖說敦守君臣綱紀不是遺民的專利🍭，但是借它來表情抒懷🍩、寄托理想則是遺民常用的手段。王國維對中國古代的君臣綱紀等思想，不僅流露出向往與堅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決心。作為“文化遺民”➰，王國維看中的正是“道”4️⃣、“節義”、“綱紀”等文化觀念體現出的精神價值、社會責任和道義擔當。
在君臣綱紀思想的浸淫下🙍🏽，加之長期與羅振玉🙌🏻、沈曾植談道論學以及與遺老們的密切交往💇🏼♂️，使王國維對傳統道德文化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悟和理解。環顧當時國際、國內的情形，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如火如荼，北洋軍閥的混戰荼毒蒼生，南（廣州軍政府）北（北洋軍閥政府）軍事對峙與政治議和波折不斷。面對這種世界性的社會鼎革與時代動蕩➔，王國維憂心忡忡，在給羅振玉的信中說🧑🏿⚕️：“時局如此，乃西人數百年講求富強之結果，恐我輩之言將驗。若世界人民將來尚有孑遺，則非采用東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第447頁）其對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東方文化道德的體認，一方面受到當時世界範圍內的文化守成主義思潮的影響👨🏿，一方面則是建立在對中國道德優越性、文化自主性認識的基礎上。從此層面看👍🏻，王國維無疑是中國早期文化保守主義者中的一員。
中國古代的文化精神有一個優良的傳統，即經世致用，從孔子🍵、孟子到顧炎武、黃宗羲以至近代一直沿襲不斷👆🏼，這種精神深入到學術領域，形成了對治學目的的認識✍️🫶🏿。王國維是這一傳統的認同者🍜，也是這一傳統的踐履者，可以說🫃🏿，借學術探尋真理，借學術賡續思想，是王國維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國維“文化遺民”身份的標誌性特征。
《殷周製度論》是王國維1917年撰寫成的一篇探索中國古代製度文化的學術大作🙍🏿♂️👩👦👦，曾被新舊史學家奉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周的變革，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與後世帝王的取🗞👩🏼🎨、守天下無異，但從本質看，實為舊製度廢而新製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立製的本意出於萬世治安之大計。他將周代的政治興亡與道德聯系在一起🧗♀️，探討製度文化立製的本意在於尋找“萬世治安之大計”，正如他給羅振玉的信中所言💇🏼♂️：“此文於考據之中，寓經世之意👽，可幾亭林先生。”（《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第290頁）
無論早期的西學與哲學研究𓀃🕵🏻，中期的文學、戲曲探索，還是晚期的史地、甲骨、敦煌學研究👨⚕️，王國維都試圖從學術問題入手借以揭示出人生的目的與意義，將無意識的學習與有意識的學術追求結合起來🫲🏽，將傳統的學術研究與科學的考據方法結合起來。“學無新舊”、“二重證據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對構建中國現代的學術思想乃至推動民族文化的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以學術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學術”（陳鴻祥《王國維傳》第640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堪稱精當之論。
受這些思想的影響👼🏽，王國維畢生篤誌於追求學術獨立。1905年左右的王國維就曾敏銳地覺察到，自嚴復的《天演論》出，西洋學術逐漸進入中國，但是康、譚等人並未從形而上的層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學術的價值，而只是將學術作為政治的一種手段🥜🙌🏼。對此🫳🏿，王國維提出，“故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𓀘。”（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載《王國維學術經典》第98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至於“個人的學術獨立”👍🏿，王國維更是力行不輟🤙🏿🟠。辛亥後，盡管王氏與溥儀小朝廷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系🤟，但他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仍是用在學術研究上，並沒有因這一身份羈絆了自己的研究興致，而他聘➾、辭北京大學教職一事也頗值得體味🔯。從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卻馬衡、一卻張嘉甫🤽🏽♂️，終於答應成為北京大學的通訊導師，卻又於兩年後的1924年掛冠而去。個中原因，在給好友蔣汝藻的信中表露無遺：“弟以絕無黨派之人，與此事則可不願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諸不問……觀北大與研究系均有包攬之意，亦互相惡，弟不欲與任何方面有所接近。”（《王國維全集·書信》第394頁）顯然，王國維是徜徉於學術獨立而有意識地疏遠政治。
梁漱溟曾將別人挽其父梁濟的聯語“忠於清⚈，所以忠於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移用到王國維身上，陳寅恪亦用“一死從容殉大倫，千秋悵望悲遺誌”來概括王國維之死，從表面上看，這是作為文化保守主義者（或具有此傾向）的梁、陳對王國維有惺惺相惜的情結☑️，但從深層次看，則是他們透過王國維個人悲劇命運的表象📂，看到近代社會變遷導致文化價值喪失後產生的深層精神之愴痛💳。而集人文追求和道德崇信為一體的王國維及其同道者既承載著綱紀、道德🙎🏽、傳統學術及社會責任之精魂，又開啟了近代二重證據法、中西文化化合、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學術之新境界，這大概就是探尋“文化遺民”王國維的真諦所在！（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轉自 光明日報 2010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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