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毋庸置疑，我能夠接受高等教育，多虧了鄧小平的復出和他的知識分子政策。

我讀過一篇轉載於《作家文摘》紀念高考恢復30周年的文章《1977：個人和民族的“諾曼底登陸” 》，其中提到：鄧小平復出後於1977年恢復的高考，是那時不甘沉淪的青年的個人的、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諾曼底登陸”。對此我深有同感。我雖然不是那時參加高考，但是我真切地知道，如果沒有鄧小平的復出，國家還沿著之前的軌道運行，像我這樣一個“地主”、“右派”的兒子，絕對沒有邁進大學的機會，也許今天還在湖南偏遠的山村耕作。

我能夠完成大學學業，全靠國家的助學金政策。

那時我們一家四口就靠父親每月六、七十元的工資生活。我記憶猶新，有一年放寒假回家過年，父親跟我算賬，說今年家裏給你寄了300多元，我一想怎麽也沒有這麽多啊，就爭辯說哪有這麽多，父親說：“你看，單位發給我的長褲給你寄去了，30多元，手套寄去了，5元，我的上海牌手表給你了，170多元，從郵局給你寄了三次錢，加上去學校時帶的，三百多呢！”當時我就啞巴了，心裏甚至有點埋怨父親如此小氣。多年後我也做了父親，回想當時家裏的窘境，體會到父親的艱辛，埋怨成了感恩，也更加感謝國家給與我的助學金。

說起助學金，我永遠也不會忘懷我們入學時的班主任周中平老師。我入校整整遲到了一周（再遲兩三天就會取消我的入學資格了），報到時，班集體開學前的適應性活動都結束了。大概是第二天就要上課了，周老師讓北京的張偉、張誌軍同學幫我一起辦理各種入學手續（同學姓名或許會記錯，那種最純真的幫助20多年來銘記在心），還記得是他們倆用自行車馱著我去的。周老師了解了我的家庭情況之後，幫助我申辦助學金。我拿到了金額最多一檔的助學金，每月22元。我當初也來不及想什麽，每天緊緊張張地上課，拿著助學金換的五食堂的飯票吃飯。但是就是這筆錢（我之所以用“這筆錢”，是因為那時對我來說就是很大的一筆錢）保證了我吃得飽、保證了我身體的發育，我在大學階段足足長高了六、七厘米呢。當然更就保證了我能夠完成學業。這是多麽重要的一筆錢哪！

周老師對每個同學都滿懷愛心、熱情，尤其對班裏家庭特別困難的同學給予了更多關愛，每每回憶起20多年前的情景，我都為之感動，不禁鼻子發酸，熱淚盈眶。那時我們離開各自的家鄉來到北京這個大都市，農村的孩子哪個不是懵懵懂懂的呢？周老師不僅關心我們的讀書學習，關註我們的思想情感，而且生活方面也像母親一樣關照我們。班上每個同學可能都到她家吃過飯，她對每個生病的同學都像母親一樣關心愛護。多年以後我去看望周老師的時候她還說起我們班上從前的事，說到對個別同學沒有照顧好，那情形就像母親回憶兒子似的。周老師對我們這些學生的愛，何嘗不是一筆無價的助學金呢！

這種感恩慢慢就變成了我的助學金情結。每逢說起與學費有關的事情如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的學費、贊助費、生活費等等，我都會回憶起我那時的助學金，也對如今的高收費十分感慨。我家的遠近親戚，只要是因為學業經濟有困難，我都會盡力資助。我還夢想著有朝一日發財後要做善事，第一就是設立獎學金，資助那些窮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學業。我知道，我們班上那些事業有成、已經發了財的同學，也已經幹了、正在幹著這種善事。我向他們致敬。我也想通過《清華人》告訴母校那些家庭窮困的孩子們：清華人有的是“上善若水、厚德載物”的情懷，有很多清華人在關註你們，隨時準備伸出援手提供幫助，自強不息、努力進取是我們共同的傳承！

（1982級環22班 鐘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