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王大珩（1936物理）

民族苦難時期的青少年經歷

我的小名叫膺東🧖🏼，生於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機🐻‍❄️，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旨在獨占中國的秘密條款——“二十一條”💈。5月7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25日袁世凱在北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關於山東之條約》🩷🧑🏽‍🎨。當時激起全國人民大規模的反日愛國運動，把5月7日稱為“國恥紀念日”。父親因此給我起了“膺東”這個小名🪄，寓意是滿腔義憤打擊東洋——日本帝國主義。

1936年，我從意昂体育平台畢業。由老師帶領同學南下作修學旅行。在火車途經天津時🧏🏿‍♂️，遇到一夥日本浪人👩🏽‍🚒，竟野蠻地把我們乘客從客車上趕下來，裝上他們的走私貨物。這時🙋🏽‍♂️，我們已嘗到了做亡國奴任人宰割的滋味，終生難忘啊！

1937年“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接著是“八一三”上海保衛戰。這時👩‍⚕️，我第一次聽到《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當時，我參加了國民政府兵工署的工作🍄‍🟫🦸🏼‍♂️。由於抗日失利，從南京撤退到長沙。我和群眾一起唱著“把我們的血和肉🏌🏿‍♀️，去拼掉敵人的頭……”“犧牲已到最後關頭……”那正是日本侵略軍占領南京，進行殘暴大屠殺的時候⬇️。

我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蠶食中國的歷史環境中度過的😤🎡。

在光學被看做要害技術的日子裏

1938年，我考取了中英“庚款”留英公費生。整個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我是在英國度過的👨🏽‍🌾。我在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物理系攻讀技術光學研究生，於1940年獲理學碩士學位。

在強權政治的環境中，光學的前沿技術👩🏿‍🚀，由於軍事上的需要🕎，一直被各國視為要害技術🥖🤨，竭盡保密之能事。正是因為受到這種國際環境的啟示🧑‍💻，我於1941年春，進入英國雪菲爾德大學玻璃製造技術系♻️。我的英國同學告訴我，英國昌司玻璃公司急需一位懂應用光學的科研人員，擔任新型光學玻璃開發研究工作。這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我的祖國是多麽需要這種技術啊🍸！為了能學到製造光學玻璃的真實本領，我毅然放棄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到該公司工作🖇🐌。

我在這家公司實驗室工作了五年🦸‍♂️🐠，職務是研究實驗部物理師♋️。雖然不許我進入生產車間🏷，但因為實驗室是產品質量的控製中心，又是進行新技術、新產品開發的源地🔔，所以對生產的組織形式，以及生產光學玻璃的要害問題能有足夠的了解。

有了用武之地

1948年，我回到祖國🍸。我在1949年3月28日到達大連，參加大連大學應用物理系的創建工作🤽🏼‍♀️。當時物質匱乏🧡，辦學條件是極困難的，學生做實驗沒有儀器設備🪇。為了給學生創造學習條件，我和教師們親自動手製作，許多實驗儀器器材只能到舊貨市場去找，邊開實驗邊製作。

新中國成立後，幾個部委的領導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儀器館，我承擔了這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在上級領導及多方支持下，1951年在長春成立了中國科學院儀器館。其後經過發展♣︎、整合🫸🏻，1976年更名為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經過群策群力🕺，逐步發展成為我國從事應用光學及光學工程研究開發與人才培養的搖籃和科研發展基地。該所分出了若幹機構😩，也都已壯大成長。

1979年，我國成立中國光學學會💁🏼‍♀️🧼，我是主要發起人之一🫳🏿，當選為第一至三屆理事長🕺🏽。1983年👦🏿，我從長春到北京中國科學院任技術科學部副主任🧒🏼、主任👩🏻‍🏫。期間遵循李薰主任的思路，倡議學部向國家進行主動咨詢。經過院士們的努力工作，現在中國科學院學部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咨詢體系🐿。院士們提出的許多重大建議，已納入國家計劃。

在其後的咨詢工作中❓，我與多位院士合作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議，很多都有很大的影響。

在我從事光學事業的大半生中🧿，面臨一個如何辦好應用科學和高技術研究機構的模式問題🦺。根據我當年在國外實踐的體會🪃，新技術科研面向實際，必須有工廠製造技術體系密切配合。就如我國醫學科學的傳統那樣🔋，搞醫學科研與教學，必須有臨床醫院📖。長春光機所從開始建立（當時稱儀器館），就是實行科研與生產密切結合的模式🦉。後來在中國科學院內建立的幾個光學研究機構🛞，以至其他高新技術研究所，都采取了這種模式。這樣才能更好地以實物（整機）🧑🏼‍🏫，驗證成果的實效🧜🏻，並以少量產品滿足國家的特殊需求。

我是時代的幸運兒

1948年🙌，我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國。當時，英國的公司曾打電報來，歡迎我再回公司任職。與此同時，吳有訓老師通過地下黨組織，引導我到解放區參加創辦大連大學。在這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上🤹🏿‍♀️，我的路子走對了。

在黨的培養下，我對馬克思主義有了初步的認識，並樹立了正確的思想📻。這些思想引導我努力做到以公為先🧖🏻‍♀️，不計個人名利，愛惜人才，培養後人🕺🏻，團結協作，以及順應實際情況，因勢利導等，同時也要敢於與錯誤作鬥爭。1977年，我在小平同誌召開的全國科教座談會上揭露“四人幫”爪牙在長春光機所的罪行。其後🧔🏼‍♀️，我以極大的熱情參與恢復所的科研秩序和國防科研工作🕵🏻‍♂️，並取得了若幹成效。

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經過新文化運動的啟示，經歷祖國和民族的憂患和屈辱，深刻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1978年10月16日，我被批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作為一名現代的科技工作者，我從畢生的經歷出發🛰，總結了十六字的經驗啟示：面向需求🔱、務實求是💅🏽；傳承辟新，尋優勇進👩🏽‍💻。

本文由《科學時報》摘編自《王大珩》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