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吳 熹（1961水利）

時間過得真快，我們水利系1961屆畢業已經快五十個年頭了。1956年夏，當我提著行裝進入二校門，在教學樓、大禮堂、清華學堂附近展現的各種大幅標語，至今仍歷歷在目。其中那條“為祖國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始終激勵著我。今天，我可以響亮地說：“我做到了！”遵循母校的教育和培養，我經歷了一個有價值的人生。

1999年3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同誌到小浪底工地視察，

吳熹（前左1）匯報大壩填築情況

小浪底工程截流合攏後，

吳熹（前排右4）陪同意昂体育平台張光鬥先生（前排左5）察看現場合影留念

我出生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前一年，親身經歷了抗戰從節節敗退轉為最後的勝利，從國民黨日益腐敗到舊中國的瓦解，從新中國建立初期的百廢待興到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欣欣向榮日益強盛這一段段歷史進程。1955年，我國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黃河流域規劃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即現國務院）批準，公布於世了，它給黃河描繪出了一幅美麗的遠景。多災多難的黃河將變成幾十個梯級電站，一串串人工湖泊，從源頭到出海口，在五千多公裏長的河道中溫順地、靜靜地流淌著，將為兩岸人民帶來巨大的效益。進入高三，在考慮今後誌願的我被陶醉了，在作文《我的誌願》中，我表達了為水電事業奮鬥終生的誌向。我的語文一向並不優異，但真摯熱烈的情感，奔放豪邁的肺腑之言，使我這篇作文第一次被老師在班上朗讀。帶著這種激情，我從上海市上海中學以第一誌願考入了清華水利系，從此開始了我一生的事業道路。

那時候，清華和國內工科大學一樣很偏重實踐。在校的五年半中，細想一下，在校內外實踐、勞動的時間占了近3年。我參加了京郊王家園過水土壩從設計、科研、施工到原型觀測的全部過程，建成了應該是我國最高的（38米）過水土壩水利樞紐。我參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庫的勞動，白天憑著年輕人的好勝心，一次挑著四大筐的土和大家比賽；晚上，大家像罐頭中的沙丁魚一樣擠在帳篷中休息。我也曾參加了密雲水庫生產勞動，在壤土斜墻壩面上當過幾個月的施工員。當然，還有正常的認識實習、測量實習、畢業實習等。現在也許有人會認為大學生去幹那些事，值嗎？但這些卻讓我學會了以後對無論多麽簡單的工作，在任何平凡的崗位上，都去親身實踐、積累經驗，去實現自己的價值。

1962年初，五年半的大學生活結束了。那時，我國仍處在三年困難時期，許多同學被分配到了各省、市地方基層單位，我幸運地到了專事黃河中、上遊水電工程設計的部屬單位西北勘測設計院。雖然西北貧困、落後、生活條件差，但這是我向往的事業所在。可是，誰又會想到，西北院要人，但院部所在的蘭州卻報不上糧戶關系，沒飯吃。於是，我和院裏其他三四十位勘測設計人員直奔新疆“以工求食”，替新疆水利廳工作，換取糧食定量。新疆水利廳根據他們的需求把我們層層向下分，我被分到南疆阿克蘇地區庫車縣渭幹河水管處的龍口配水站。

這個實現我事業理想的第一站究竟是什麽樣呢？龍口配水站在距最近村莊6公裏的戈壁灘上，這個站由一個維吾爾族站長、三個漢族技術人員和十幾個“盲流”（因三年經濟困難，由關裏盲目流動到新疆的漢族人）工人組成，負責將渭幹河的水分給庫車、新和、沙雅三縣的十條幹渠，這對以融雪水灌溉為主的新疆農業是十分重要的部門，人們稱我們為“龍王爺”。但所采用的原始、落後的方法卻讓人吃驚：視需要投放浮標測速，估算各渠道的流量，用增加和減少各渠道簡易進流閘口的沙棗樹捆來調節分水流量。要隨遇而安倒很簡單，不動腦筋照做就是，但多年的學校教育讓我感到，我得為當地人民做點什麽。於是，我用所學河道水力學知識估算了各渠道的分水關系，選擇了合適的測流控製斷面，親自操作儀器，指導並帶領大家下水為每條渠道測斷面，立水尺，用8號鉛絲和木板在每個測流斷面架起了甚至可隨風晃動的簡易吊橋；開始用買來的流速儀定期測流。經過了一個水文年的觀測，當我一年後離開時已建立起了十條幹渠的水位流量關系曲線，分水工作變得方便而科學了。就是這樣，畢業後我第一次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隨著全國形勢好轉，1962年底我回到了蘭州院本部，開始了水工設計工作。1965年底以前的三年，我承擔黃河鹽鍋峽水電站的尾工和缺陷處理設計，來回奔忙於蘭州和鹽鍋峽工地。也曾擔任過灌溉引水鋼管現場設計負責人。在承擔消力池蝕損處理設計和試驗研究期間，開始了我第一篇學術論文的撰寫。1966年新年開始，我與西北院幾十位年輕的設計人員背著鋪蓋，響應國家初步設計下現場的號召，帶著圖板來到了甘肅南部白龍江畔的碧口鎮，開始了碧口水電站水利樞紐的設計。就這樣，直到1979年底，在碧口水電站整整14年中，頂著“文化大革命”期間對知識分子的偏見和政治壓力，我們和勘探隊、施工單位的工人和技術人員一起，沒日沒夜埋頭苦幹，從選壩、設計、施工到原型試驗，建起了有當時國內最高土石壩的水電站樞紐。回憶我從青年到壯年的這一段經歷，在那種歷史環境下，能為我國水電建設事業盡一份力，雖苦猶樂。我想，這就是人生的價值吧。

隨著改革開放，國家經濟的飛速發展，從建國以來一直未停滯的黃河中上遊水電站的建設也加快了步伐。1982年，開始了黃河流域最大的、有250米高雙曲薄拱壩的拉西瓦水電站工程的勘測設計工作，我擔任了設計總工程師，在黃河上遊日夜奔波、操勞。1986年提出的可行性研究報告獲得了上級給予的優秀可行性研究設計獎勵。1991年我被任命為院副總工程師兼拉西瓦設總，並擔任國家八五重點科技攻關高拱壩課題中兩個專題的負責人。在那十余年中，我廣泛接觸國內從事水電科技的各知名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當然包括母校），在設計和科研實踐中專業知識大有長進。我一生中在各種專業雜誌上發表29篇學術論文，給19位畢業生（9位博士研究生，7位碩士研究生，3位雙學位學士生）所作的畢業論文指導和評審，也大多是在這時段內完成的。

隨著我國水電建設事業的進展和工作需要，我被派往黃河下遊治理的控製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擔任“大壩標工程師代表”，按FIDIC條款是執行施工監理的工程總監。1994年五四青年節那天，我帶著我院第一批老中青相結合的34位設計人員，唱著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勘探隊員之歌“是那山谷的風，吹動了我們的紅旗……”從黃河上遊來到了黃河下遊，開始了一項我們完全陌生的挑戰性的工作。

小浪底是一項水利工程，它有當時我國最高的土石壩（160米），它擔負著黃河下遊減淤、防洪、灌溉、供水、發電等綜合利用任務，它也是我國用世界銀行貸款、主體土建工程全面采用國際招標、都是由外國知名承包商承建的兩個水電工程之一（另一個是四川雅礱江的二灘工程）。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面對的是國際上知名的意大利英波吉羅公司，而我們是第一次承擔施工監理工作，第一次接觸外國承包商，我也只有解放前教會學校小學的英語水平。但憑著實現獻身祖國水電建設事業的滿腔熱情，我用一年多每天攻讀四五小時英語的努力，實現了能與外國承包商和特咨團對話、交流、直接溝通。在7年多的施工過程中，憑著母校教育給我的自強和自信，憑著多年水電工程實踐的歷練，我帶領著我院參加大壩標監理的全體設計人員，堅持FIDIC條款和合同賦予的權利和責任，夜以繼日，努力開拓，盡心盡力地工作。我們不斷聽到來自業主、外國承包商、上級領導和中外專家組對我們的贊揚，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大壩工程比合同計劃提前13個月完建，“小浪底主壩已建成為一個令人滿意的質量水平”（世行特咨團第九次報告）；總投資控製十分良好，為變更、索賠預備的費用僅支付了37.45%；等等。不僅如此，通過工程實踐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高素質的青年施工管理骨幹。我實現了1994年到達工地時，在業主為我們舉行的歡迎晚會上的誓言：“要讓世界知名承包商看到，他們所面對的中國工程師也是一流的！”這是我人生中一段最值得回憶的經歷。

1998年汛期，長江發生特大洪水，九江段大堤發生了長江幹流歷史上第一次決口。根據總理指示，國家防總和水利部在決口現場成立了抗洪堵口技術專家組。8月10日，電話打到小浪底，緊急抽調我等3人。接命令後2小時我們乘車沿被暴雨洪水沖得七坑八凹的國道，晝夜兼程，經27小時顛簸到了決口現場。在抗洪第一線的三天三夜，我們實地察看、計算繪圖，研究討論，累計休息時間不到5小時。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我提出了關鍵性的建議和方案。決口閉氣，原方案是用土工布形成一道防滲幕，雖簡便，但經潛水員檢查，決口處原沖倒的混凝土墻，堵口用的鋼筋籠、碎石、沙土等雜物堆積，參差不齊的實情說明此方案不符合實際，用土工布既不易實施，更有被撕破的可能。我建議的閉氣方案得到了指揮部的認可：先沿用鋼木土石組合體形成的決口封堵堤倒沙子減小滲漏水速度，再大量倒入散粘土，利用土有孔就鉆的特性封堵細小的孔洞。經現場實施證明方案是切實可行的，大堤決口被封堵得滴水不漏。我很高興能為長江的安瀾盡了一份力。由於預報次年大洪水有從長江、松花江向黃河中下遊轉移的可能，小浪底工程安全度汛、提高蓄洪能力受到了國人矚目。1999年上半年，國家主要領導人先後視察了小浪底工程，我有幸在小浪底大壩上向他們做了汛前搶工的匯報。那些難得的瞬間和留影成為我人生價值的見證和一生中最寶貴的珍藏。

進入21世紀，我們迎來了中國水電開發的第二個春天，水電站的建設在我國廣大的西部地區如雨後春筍般興起，開發力度超出了人們的預想，也讓我這個已退休的清華學子的江河情得到進一步延伸。10年來，我參加了許多大型工程的咨詢和審查，特別是高土石壩工程。在瀾滄江、大渡河、金沙江、雅礱江等大江大河上近200~314.7米的高土石壩工地上都留下了我的足跡。

這就是在畢業50周年即將到來之際，我向母校匯報的我的江河情，我有價值的人生！

2010年8月1日於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