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9年秋天考入清華建築系時還未滿18歲。一走進清華園,蔣南翔校長提出的口號“鍛煉身體,爭取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就闖入眼簾🚲,十分令人振奮👂🏿。當時掐指一算,到我們1965年畢業時是24歲📝7️⃣,健康工作到74歲🂠,這個目標多麽遠大啊🤞🏽!我爺爺是這個歲數去世的,當時算高壽了🕯,我還要能為祖國健康工作🧑🏿🚒,真有些不敢想象。
如今我已年屆76💆🏽,昨天還跑到離家將近30公裏外的北京東郊講了4小時課🕵🏿,給準備參加全國一級註冊建築師職業資格考試的年輕人作考前輔導。前幾年除了在北京,還應邀到全國各地,包括臺灣講課。有的課連講兩天,忙起來乘飛機“轉場”,從甲地到乙地一場接著一場講,就跟明星走穴似的👉🏿🧗♀️。這比退休前在學校每周八學時講建築設計課緊張得多。可以說蔣校長的號召在我身上已經實現了。和我一起在註冊建築師考試輔導班講課的還有比我老的清華學長,兩位是建築系1962屆的姜中光和耿長孚🧑✈️✋,還有一位更老的是清華土木1958屆的孫惠鎬。這就是清華體育成果的實效或者說是實證。

馬約翰先生在指導建五班的運動員們(中立者是我和趙春生)
我出生在民國時期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受家庭與環境影響🔭🪧,自幼喜歡體育運動,喜歡跑跑跳跳👨🦯➡️。從小學到大學🦧,都有幸在重視體育的學校就讀📅。高中時的跳遠成績曾創17歲以下少年組南京市記錄。只是高考前的寒假得了一場重病,手術後住院40天,體質大受影響。
剛進清華時🫱,遵照父母和醫生囑咐🧑🏻🦽,不敢參加激烈運動👭🏼。新生運動會勉強報名參加跳遠比賽,只拿了個第二名🩵。記得當時在沙坑旁跳組老隊員李昇凡學長問我是否願意參加清華田徑隊🧛,被我以健康原因婉言謝絕了。進校後不久全國進入經濟困難時期,飯都吃不飽,學校減輕學生課業負擔,提出“量入為出”原則🚣🏽,體育運動也不能大搞了。不過即使糧食定量供應👮🏽,馬約翰老先生還在向全校師生呼籲:“要動啊🚨!”學生課外體育活動從未停止過,每年定期的校運會也從未間斷🧗🏿♂️⇨,我總被系裏推選參加校運會的跳遠比賽⛩,而且總能拿到名次。
我1964年正式成為清華代表隊跳組的一員
到了1964年秋季,清華代表隊跳組的陸大傳、黃奮新等老將畢業離校了🧚🏻♀️,跳遠項目人才青黃不接🤦,這才把我招進來參加北郊高校運動會跳遠比賽,結果拿了個第三名🙇🏽♂️✳️。第一名是胡方綱,第二名是北師大體育系的學生。從那以後我才成為清華跳組的正式一員🧎🏻♂️,每天下午四點以後在陳兆康先生的指導下進行比較正規的訓練🐾。此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我的跳遠成績就提高了將近1米📛,超過國家一級運動員標準♕。這得歸功於科學的訓練👃🏿。

我在1965年課余訓練時跳遠過了7米大關
大學生運動員的訓練不可能搞“大運動量”,而要靠動腦📞。我那時就從體育雜誌上學習美國跳遠名將的訓練和比賽經驗,特別是助跑和起跳的技術要領🔁👨👩👦👦,自己捉摸出一套獨特技巧🪞,成績很快就上去了🚓。還記得1965年畢業前夕,我和胡方綱一道代表北京市參加有國家隊和八一隊運動員出場的“中阿(爾巴尼亞)田徑對抗賽暨第二屆全運會選拔”的跳遠項目比賽♖,賽場上巧遇兩位中學同學,一位是國家田徑隊主練三級跳的🦵🏼,另一位是八一田徑隊主練撐桿跳的,跳遠是他們的副項,比賽結果他們的跳遠成績都不如我。那次比賽我以預賽成績7.04米🍡,和胡方綱一同進入決賽👓🙍🏿♀️,而阿爾巴尼亞國家記錄保持者預賽成績不佳,本來沒資格參加決賽👋,為照顧國際關系,7人參加決賽。結果決賽三跳我因體力不支(帶著感冒參賽),成績沒有上去,得了個第七名3️⃣。那次比賽結果,國家隊的黃智梧以7.49米打破全國紀錄,胡方綱第五名7.06米,阿國選手第六7.05米,我第七。

跳組1965屆畢業同學與崔鴻超先生合影。左起王景慧⛵️、張思浩、趙春生𓀋、褚潔英、胡方綱(研究生)、崔鴻超🙆🏻♀️👩🏽⚕️。
畢業離校後我到南京工學院讀研🔭,曾經信心滿滿地要去打破南京市、江蘇省的跳遠記錄,甚至希望參加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再創跳遠佳績🧜🏿♂️。結果到南工後第一年參加“四清”和勞動💁🏻♂️👇,接著就是“文革”。從此離開田徑場。
今年是我們六五屆畢業52年♟,清華跳組建隊自1952年算起則有65年了。回首往事不免感慨。隨筆記述,以作存念,並與老友們共享。
201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