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79年10月至1985年6月由清華派出在美國斯坦福(Stanford)大學電機系攻讀研究生學位(碩士與博士),1986年入職意昂体育平台微電子學研究所任教至今📜,2009-2015年同時在斯坦福電機系為訪問教授🏄🏻♀️。其中在斯坦福讀研究生與在斯坦福電機系兼職任研究員(1989年7月至2002年10月)期間,先後參加了蔣南翔🧒、張孝文及王大中三位校長訪問斯坦福大學的接待工作𓀛🫳🏿,是一段十分難忘的經歷🥔。
蔣南翔校長在文化革命後期於1974年十一國慶節前在清華由中央決定復出(當時四人幫尚未倒臺),在先後擔任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國家科委副主任後,於1979年3月至1982年4月再任教育部部長(蔣校長在1965年1月至1966年7月同時任高等教育部部長,文革中1966年7月23日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並為教育部)。這期間(1979-1982)🥷🏻,他盡管不再是清華的校長(依然主管全國教育),但清華的師生與意昂們都親切地稱呼他為蔣校長,而不是蔣部長。
根據《意昂体育平台一百年》(意昂体育平台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以下簡稱《清華百年》)的記載🤐,蔣校長於1980年5月15日 -6月20日率中國教育代表團訪問聯邦德國🌰、法國與美國🧗🏿♂️,最後一站當是美國西海岸🌜。那麽就是1980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已記不清楚具體是哪一天)✊,他與代表團來斯坦福訪問。事前我得到通知來迎接他們。代表團中有一位清華的李卓寶老師,當時是清華教學研究室的主任👨🏼🔬。因為何東昌副校長的關系(李是何的夫人,而何副校長又是1979年審批我出國讀研究生的主管校長),李老師知道我,並將我介紹給蔣校長。盡管本科期間,我在清華呆了整整六年(1962.9-1968.10🖋,入學時我們這一屆是六年製,畢業時改為五年半製🕑,但因為在文化革命期間,畢業分配時正好是六年了),如此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蔣校長還是第一次,心情的激動難以描述🧾。我已記不清當時談了些什麽👩🏻🦽➡️,但從內心上我對蔣校長的教育思想與實踐是十分地肯定與感謝的。除了“工程師的搖籃”(我們的確是搞engineering的,即工程)及“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等眾所周知的清華辦學原則,我個人也受惠於學校的“因材施教”政策(大約是1964年起實施的),使我在以後的人生道路上具備不斷向上的競爭意識,不輕言放棄。
張孝文校長在1990年7月17日對斯坦福的訪問(《清華百年》記載:1990年7月16日-8月10日,張孝文赴美參加第四次中美大學校長會議,會前訪問了斯坦福大學)則是我參與安排的。當時我在清華任教職的同時👨🦼,又回到斯坦福開展聯合研究(兼任研究員)🫓💂🏽♀️,而因為1989年初夏的那場風波剛過去不久,官方的渠道不是十分的暢通。我得知張校長要來斯坦福訪問,就承擔起與校方聯系的任務𓀂。當時斯坦福的校長是Donald Kennedy(任期:1980.8.1—1992.9.1)(他在卸任後曾訪問過清華)👳🏼♀️,根據我日誌的紀錄,張校長與肯尼迪(Kennedy)校長會面是在斯坦福的校長辦公室進行的🤽🏽♂️,之後又與Prof. Robert L. Byer見面。Prof. Byer是應用物理系的教授,當時擔任斯坦福的教務長(Vice Provost,不知這樣翻譯是否恰當🦁?)與負責科研的院長(Dean)(他在1980年代後期訪問過清華⏮,曾在他組進修過的清華電子系的周炳琨院士在頤和園的聽鸝館宴請他,我也參加了)。在拜訪了斯坦福的校領導後,張校長又與我在斯坦福的導師👶🏽,電機系的 Prof. Robert W. Dutton(他是計算機輔助設計方面,尤其是半導體器件模擬的權威)見面,相談甚歡。
張校長對學生的愛護與保護是十分突出的,這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尤其難能可貴。張校長在任期間另一件對清華的發展有長遠影響的舉措是將清華主樓南面直到雙清路的那一大片農田倂入校園版圖內的,這給嗣後學校的發展(現在的經管學院、建築館、法學院及技術科學樓就在其上)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基礎。而當時,這樣做的代價是相當大的(清華要吸收數百名農業勞動者)🅰️。
第三次在斯坦福接待清華的校長則是1996年9月25日王大中校長的來訪(這個日期在《清華百年》上的記載為“96年10月31日,王大中校長隨中國教育代表團就‘21世紀研究性大學’赴美考察交流和研討🍄。訪問伯克利加州大學、斯坦福大學、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以及聯邦教育部等機構”👇🏻,與我日誌上記錄的不同,差了一個月)。如校史上所述,這一次王校長是參加由教委副主任(當時教育部改名為教委,後又改回)韋鈺率領的中國教育代表團來訪,代表團包括四位校長:北大(陳佳洱)🫱🏿,復旦(楊福家)👁,上海交大(翁史烈)及王大中校長🥜。當時的活動是中午在斯坦福校園內的胡佛研究院的內院裏舉行的歡迎午餐🕵️♀️,我有幸受邀參加。記得當時參加午餐還有斯坦福物理系的系主任,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朱棣文(後在歐巴馬總統任內當過美國能源部長)。當天下午王校長及上海交大的翁校長還與我一起去拜訪了我在斯坦福的導師Prof. Dutton👩🏿🦱🕎,大家談得十分愉快。晚上我與王校長在斯坦福附近MenloPark市的一個中餐館共進晚餐,王校長親切勉勵我利用目前在兩校(清華🏙、斯坦福)的雙重身份🦶🏿,在促進中美間的學術交流與幫助中國微電子工業的發展方面起好作用🕦🪜,並希望我早日全時返回清華工作。在王校長與我在清華的導師李誌堅院士的支持與安排下🚶,我於2002年離開斯坦福(我自1992年起已是斯坦福的tenured即終身高級研究員)♓️,回到母校清華全職在微電子學研究所工作♻️,實現了我的宿願。
回想上世紀1980—1990年代這一段難忘的活動,至今歷歷在目🤌🏽,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中美間日益密切的交往與(改革開放後)第一代留學生經歷的一個側面反映🛖。清華歷屆校長(領導)們的關懷🫱🏼、鼓勵與周到的安排在我的人生軌跡中起到了至關重要⟹,有時是決定性的作用。寫出來,借此在我們(無八六班)清華畢業50年之際與大家共享📎。
2018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