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編者按：時值梁思成先生誕辰120周年，本刊借意昂体育平台52級學子奚樹祥先生自身回憶文章，與讀者一同窺享我國一代建築宗師的學識風采、建築思想。

奚樹祥，1933年生於上海，1952 年入北京意昂体育平台建築系（六年製），1958 年畢業；1959—1961 年在清華建築系歷史教研組進修，指導教授為梁思成和趙正之，兼任梁思成教授助理。1961—1963 年任內蒙古建築學院（今內蒙古工業大學）教研組主任，1963—1981 年任教南京工學院（今東南大學）建築系。1981 年任美中全國貿易委員會高級顧問編輯；1983—1985 年就讀波士頓大學藝術史系及教授計劃博士班，1986—1989 年任麻省理工學院東亞建築計劃客座教授，同時任SBRA 建築師事務所資深建築師；1987—1988年當選大波士頓地區清華意昂會會長。1992—1993 年任臺北季兆桐建築師事務所總經理兼主持建築師，1994—1997年應聘臺灣金寶山任顧問。1997 年回大陸與周愷共同創辦天津華匯工程建築設計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長，上海分部主持人。曾任上海市建委科技委專家顧問和上海市世博會專家組組長，現已退休。

我1952 年入學清華，是院系調整後建築系招收的第一屆學生。中學時大家都懷著建設新中國的強烈願望，所以大多數同學都報考理工科。學生們當時已熟知梁思成先生大名，慕名報考清華建築系的同學不少，僅我所在的杭州高級中學，這一屆就有四名考取。

進了清華後卻很少有機會見到這位名滿全國的教授，但有關他的種種傳聞卻影響了我們整整六年。當時《中國建築史》的授課老師是莫宗江教授，輔導老師是黃報青、李承祚。雖然很少見到先生，也沒上過他的課。

梁先生從來不把自己當作“神”，但他確實像神一樣立在學生們的心中：任公長子、梁林佳話、營造學社、保護古都、清華創系、古建研究、李莊生活、參與聯合國大廈設計……這些都打動著我們年輕人的心，對他十分崇敬。

系裏偶爾有活動，我們才有機會見到這位身著中山裝、手執拐杖、腰背微駝、笑容可掬的長者。有一年埃及建築師代表團訪華，團長被請到清華來演講，起初汪坦老師任口譯，過程中，梁先生可能感到汪老師的翻譯忠實有余而生動不足，於是主動要求代勞。他語言幽默詼諧，成語信手拈來，令所有在場的師生都深為折服，不斷爆發出笑聲、掌聲。埃及教授也被現場的氣氛所感染。這是我在清華求學六年，唯一一次領略他的風采。

梁先生對年輕人愛護有加。1958 年北京設電視臺，次年要召開第一屆全運會，系裏許多青年教師纏著梁先生，要他送一臺黑白電視給系裏。這在當時屬於高檔消費品，對梁先生這樣的一級教授，也屬價格不菲，但他竟也慨然應允。

從清華園到東華門路途遙遠，當時要乘學校燒木炭作動力的班車，周末進城很不方便。梁先生回國時帶回一輛被學生稱作“小臭蟲”的Chrysler 轎車，開始自己開，後來送給清華，進城由學校派司機接送。青年教師經常“揩油”，搭他的便車。梁先生好說話，來者不拒，所以每次進城，小車都超載，擠滿了年輕人。梁先生後來提起此事時笑著對我說，“開始我的小臭蟲夾帶小黃魚^[1]，後來大家都變成了沙丁魚”。梁先生說話向來幽默風趣。

無疑，他是一位備受尊敬的大師，但他更是一位有人情味、通人性的普通人。因為他的謙和，總能看到別人的長處，所以特別能團結人，上至領導下到售票員、小商販，都可以成為他的朋友。

1959 年，我回母校建築歷史教研室進修，有幸隨侍他將近兩年，從沒有聽他說過任何人的不是。他愛才如命，惜才如寶。高莊教授性格孤傲，在系裏有些落寂，梁先生有一次在教師會上說，“高莊教授有學問，從我起，大家讓他三分”，這種氣度和胸懷，使他團結了一大批優秀教師，使清華建築系人才薈集，如吳冠中、關廣誌、劉致平、莫宗江、吳良鏞、汪坦……抗戰時重慶中央大學建築系的畢業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約而同地先後都投奔了梁先生，成為初創清華的教學骨幹。

▲建築歷史教研組開會。自右至左為奚樹祥、莫宗江、吳光祖、趙正之、吳煥加

我在母校進修期間的指導教授是趙正之先生（名法參，字以行），但同時受學校安排，擔任梁先生的助理，因此也有幸忝為他的學生。趙先生對元大都深有研究，但身體欠佳，所以我和梁先生的接觸反而較多，除了進修外，還從系裏代他收取工資和信件，基本上兩三天就要去12公寓他府上一次。那時林徽因先生已謝世四年，梁先生還沒有續弦，子女都不在身邊，困難時期朋友們很少走動，學生們忙於功課，所以這段時間他非常寂寞。我就成了與他接觸比較多的少數人之一，也因此有幸更多的受教於他。

藝術大師

梁師是一位建築大家，同時也是一位精通繪畫、雕塑、戲曲、舞蹈、音樂的藝術大師。我看過他1940 年代畫的建築畫，用筆流暢，揮灑自如。談起古典音樂和音樂家，他都能如數家珍。

他常說：“不崇尚美、不追求美的建築師不可能創造出美的建築。” 他認為美滲透在生活各個方面，他雖不像朱光潛、蔡儀等美學家那樣擅長理論，但他的生活美學感悟很深。和梁先生相處使我逐漸懂得了生活美學，知道了“處處留心皆學問”的道理，要善於在生活中發現和領悟。

梁先生精通傳統的金石書畫，有一次他拿出一件漢代明器和一張唐代陶俑圖片要我分析。他給我上課時，常拿出漢闕、石刻、經幢、碑亭、石橋、華表、牌樓等圖片，分析它們的造型和紋樣，告訴我它們的年代特征。梁先生上課妙趣橫生，喜歡引用“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類的詩詞來解說建築與環境的關系。他的教化使我學到了很多課堂上和書本裏沒有的知識。

人大、政協常有慶祝或招待活動，每次送兩張券，梁先生當時是單身，所以有時會帶我參加。我曾見到周培源、張奚若、華羅庚等許多名人，他們誤以為我是梁先生哲嗣從誡，有一次民盟“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先生又一次追問，引得他哈哈大笑，回答說：“他不是小犬從誡，是我的小助教。”

梁先生有一個評論的習慣，每次利用演出中場休息時，會在節目單上寫下他的評論，對音樂、表演，甚至演員的服飾、顏色搭配和舞臺美術都有許多自己的看法。

▲梁公手稿

有一次他帶我去民族文化宮看芭蕾舞劇《魚美人》，中場休息時，對我小聲“吐槽”說：“張嘯虎^[2]寫的舞曲缺乏‘知魚之樂'”。觀演過程中，他特地把自己的小望遠鏡遞給我，要我觀察舞臺上的演員，“你看她們的脖桿兒很美。脖桿兒對人體的比例很重要，太短太長都不行”。梁先生對藝術的追求和對美的精鑒在審美問題上敢於直抒己見，由此可見一斑。但正是這些追求和他率真的性格，日後給他的命運帶來了災難。

梁先生博學多聞、興趣廣泛，聽他談天說地是一種享受。他談學術能舉重若輕，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趣味化，令聽者難忘。例如他發現我常搞錯清朝的年號，便教我口訣“努爾哈赤皇順康、雍乾嘉道鹹同光”，朗朗上口容易記住。

梁先生對北京城和故宮布局極為熟悉，形容故宮是中國的一座“高級監獄”，說有文字記載可查，每年修繕都要失蹤幾名工匠——他們是被宮女們私“藏”，最後又遭滅跡。他告訴我在北京一定要去逛大柵欄，體會那裏的市井文化；去頤和園時應註意後山、後湖，說這一帶的布局非常精彩。

有一回討論藏式建築，梁先生特意講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例如當年文成公主是怎麽進藏的，她對西藏文化的貢獻。他要我去承德參觀外八廟，於是我去了承德五天，回來後要我談見聞和參觀心得。我記得還有一次他談到中國歷史上拓拔氏對中華文明的貢獻。

他在分析故宮布局時，要我從滿清的禮儀製度、家庭結構和宗教信仰等幾方面入手。後來我在波士頓大學接受“再教育”，寫論文時就用了梁先生的這一套方法。

1960年夏天，在建研院召開有關中國建築史稿討論會，學校派我和吳光祖參加，我們在會上發表了一些不同意見，引起爭論。回到學校梁先生聽我說了情況之後表示，他們為出版這本書已經討論了好幾稿，投入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年輕人參加這種學術會議應該多聽、多看、多學習，學術上要尊重劉敦楨先生的意見，把我批評了一頓。

他指導我的重點在於研究方法和工具書的利用。他要我多讀《資治通鑒》，研究中國建築必須靜下心來讀史料，說拾別人牙慧成不了“大家”。他發現我的古漢語基礎不夠紮實，讀典籍有一定困難，於是指示我補課，要我“十年磨一劍”，說這是“打基礎的活兒”。這對我後來研究《中國旅邸考》^[3]幫助極大。在他身邊的兩年是我在建築史領域最長知識的兩年。

仁者愛人

梁先生對規劃教研組程應銓老師一直非常欣賞。他從美國回來後對都市規劃有了新的認識，對程老師的工作更加重視。程老師畢業於中央大學建築系，是吳良鏞先生的同班同學，他才氣橫溢，英、俄文都很好，1956 年跟梁先生一起訪問波蘭，考察戰後波蘭的城市建設，回來後又開始自學波蘭文。當時國內的城市規劃大學教材就是他編寫的。十分不幸，程老師因為支持“梁陳方案”以及為陳占祥、華攬洪被批判鳴不平，1957 年被打成右派。梁先生對他的遭遇非常同情。程當時和我同住一個公寓同一層樓，他孤身一人住一間，很少與人往來，所以梁先生有時會向我了解程老師的近況。我曾受梁先生囑托，特地上門看望程老師兩次。知道程喜歡集郵，梁先生細心地讓我將他搜集到的外國郵票帶去給他。梁先生的關心和惠贈令困境中的程老師深受感動，一再囑我回謝梁公。

梁先生對清華在“反右”運動中落難的教授們也很同情。錢偉長1950年代初曾在蘇聯《星火》雜誌上發表過有關中國建築的科普文章，當時系裏有人諷刺錢為“萬能博士”，對他“跨界”有非議。我和梁先生談起此事，他反問：“大家都來關心中國建築是值得高興的，錢先生跨界有什麽不好？”當我告訴他前幾天看到錢偉長在教工食堂幫廚賣啤酒，以及聽到在“除四害運動”中右派孟昭英教授上樹打麻雀時，他沉默了很久。

梁先生對當時南京工學院的童寯、劉敦楨、楊廷寶、三位同輩大家懷有極高的敬意。我從他那裏也聽到一些有關往事。

在東北大學辦建築系時，梁先生曾與童寯先生默契合作，自己離開沈陽任職營造學社後，曾請童先生代理系務。日本侵占東北後，童先生帶學生入關去上海完成學業，梁先生也曾給予支持。解放軍剛進清華園，北京尚未解放時，梁先生就函邀童先生赴京共事，一起建設新北京。

楊廷寶先生和梁先生在美國賓大就讀時就是同門師兄弟，說楊當時是“內韌外秀”的模範生，是他欽佩的學長。梁先生歸國時，楊先生推薦他任東北大學建築系首任主任。

劉敦楨先生和梁先生是營造學社文獻部和法式部的兩員主帥，關系融洽。抗戰後期，劉老離開李莊去重慶任職，分手前兩人促膝談心到深夜，臨別時兩人抱頭痛哭，依依不舍，後來每次去重慶“化緣”籌錢，都會去看望甚至住在劉家。清華學生因此也都尊稱劉敦楨先生為“大劉公”^[4]。

伉儷情深

梁先生也深愛著林徽因先生。有一天晚上我去 12 公寓，他正低頭在抄寫林先生的詩作。我開玩笑說：“梁先生想林先生了？”他說：“是啊，如果她聽醫生的話還可以多活幾年。”他說林先生是性情中人，重病在身本該臥床休息，但她固執，一旦有了靈感和創作沖動，不管多晚都會披衣而起秉燈疾書，一口氣寫完，甚至通宵達旦。說林先生寫詩不完全為了發表，而是一種情感宣泄。

那天他從《詩經》談到古詩和新詩的異同，舉“椽桷之端，悉垂鈴佩”，動情地背誦林老師生前的詩作《寶塔風鈴》。“是誰笑成這百層塔高聳，讓不知名鳥雀來盤旋？是誰笑成這萬千個風鈴的轉動，從每一層琉璃的檐邊搖上雲天……”詩情畫意盡在朗朗聲中，還說儲藏室裏還堆著許多林先生的手稿，自己沒有精力，也沒有人幫忙整理。

當時我很想自告奮勇幫梁先生，只是進修任務太重，實在沒有時間，現在想來真是遺憾，其實整理的過程也是一次學習的機會。那天他還講了很多林先生的趣事，說他在朋友中談笑風生、滔滔不絕，使她贏得了眾多朋友的喜愛。他說：“你別看我話多，在林先生面前我沒有說話的機會，她反應之快讓人無法插嘴。”他還誇林先生“學貫中西，博古通今，靜如淑女，動若狡兔”。當年野外調查時，男生不敢爬的梁架她都敢爬，“穿著旗袍就上去了”，任何有助於考證建築物歷史的線索遺跡，她都不會放過，再累、再險，她都不怕。1950年代初，為了保護北京古城，她會頂撞領導、舌戰群儒。梁先生不無余悸地說：“如果林先生活到‘整風反右’，不知道能否扛得過去？”

梁師受批判時，林先生身體已經非常不好，久臥在床，但她還一直關心、同情並支持梁先生，使他能夠感受到來自家人的溫暖。令梁先生難以釋懷的是，林先生臨終的前夜，曾要護士請梁先生到她病房，她有話說，護士因為怕影響梁先生休息，建議次日安排，不幸的是次日淩晨林先生就溘然長逝。梁先生不知林先生最後還有何牽掛或囑咐，為此自責不已。

跨國友誼

和梁先生在一起偶爾會提到費正清夫婦，談的最多的是 1930 年代他和林先生想去山西考察古建築的過程。山西自古是通往塞外的交通要道，氣候幹燥，受戰爭破壞少，有利於古建築的保存，所以要找古建築只有到山西偏僻的地方去找，他們那時計劃去汾陽縣峪道河一帶調查，恰好暑假,費正清和費慰梅在北京計劃安排度假，邀梁林夫婦一起去山西度假看水磨坊^[5]，當費慰梅得知梁林考察計劃後，頗為心動，和費正清商量後決定改變原來的計劃，先四人一起去山西暫短度假，然後跟著梁林去尋古。

▲我在幫慰梅翻譯來函

▲吳良鏞先生訪美時我陪他去看望費正清和費慰梅夫婦

那時交通十分不便，田野考察異常幸苦。但在梁先生的講述中，這些經歷都是非常有趣的人生體驗，如坐馬拉大車、吃山西蓧面，古廟屋檐下睡覺，和地方軍閥打交道，與林先生和費正清夫婦一起爬屋頂、吸灰塵。那次山西的探古之旅，不僅給他們到來了不少古建築新發現，也激發了慰梅對中國建築考古的興趣，並學會了測量方法，從而進一步加深了梁、費兩家持久的友誼。

抗戰時營造學社被迫南遷，輾轉於武漢、長沙、昆明，一路躲避日機轟炸，歷經千辛萬苦，最後落腳於四川宜賓李莊。梁先生和劉敦楨先生在李莊帶領劉致平、莫宗江、羅哲文等一批年輕人堅持古建築研究。梁先生說當時的李莊只是一個人口三千的偏遠小鎮，一下子去了中央研究院等各單位一萬多人，給李莊帶來了極大的壓力，但當地百姓提出“一切需要，地方供給”的口號，克服了種種困難，養活了這麽多人，為抗戰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學社當時已斷了經費來源，沒錢發工資，梁先生不得不經常跑重慶籌款和申請經費。在這樣困苦的條件下，營造學社一直堅持調查研究，完成了李莊旋螺殿等建築的調查報告，以及一些建築史圖片的繪製整理，甚至還靠石印出版了兩期《中國營造學社匯刊》。

正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費正清夫婦先後從美國到重慶使館任職，利用機會趕到李莊去看望他們，送去維生素和奶粉等。

費正清 1942 年第二次來華時，報到之前先到昆明看望清華老友，隨後又經陸路和水路趕到李莊看望梁、林。費正清一路艱辛，到李莊時已精疲力盡，病倒了，只能在梁家臥床休養。梁先生說那時他累的不行，一個人要照顧兩位臥床病人，要給林先生打靜脈註射，還要為費正清尋醫找藥。

正如古詩所謂“最難風雨故人來”，他和林先生都為費正清的遠道來訪感到由衷欣喜和感念。劉敦楨先生甚至把家裏養的唯一一只老母雞宰了，煮了一鍋雞湯讓費先生滋補身體，梁先生說費先生大病初愈胃口奇大，居然一口氣把整只雞連湯帶肉都吞下肚。費先生人愛吃肉，他常去買當地著名的“李莊白肉”招待。在梁家這幾天，費正清了解到當時李莊缺醫少藥的情況，建議林先生去美國養病，等戰局穩定了再回來，被林先生婉言謝絕。

抗戰勝利後，1946 年夏天梁先生代表中國參加紐約聯合國大廈設計，之後去波士頓看望老友，也在劍橋費家住了幾天。當時耶魯大學邀請梁先生講學，也有學校征求他留美執教的意願，但他心系成立不久的清華建築系，留美講學的目的是為清華搜集資料，所以都婉言謝絕了。

▲梁公參加聯合國大廈設計時攝

解放前夕，他對國民黨的腐敗以及發行金圓券後的物價飛漲非常痛恨！對共產黨和解放軍抱有很大的希望。這時費正清為好友擔心，寫信勸他全家赴美避難，再次被他謝絕，他要迎接新政權的誕生，留下來建設新中國。

解放後不久就發生了朝鮮戰爭，國內開展大規模的反美運動，中美關系急劇惡化。當時國內輿論說費正清是“美國第一號特務”，從此他們斷了音訊。

我 1981 年去美國時，費老告訴我，在和梁、林暫停來往的那段時間，他的日子也不好過，中國人認為他是“美國頭號特務”，在美國他受麥卡錫主義的迫害，認為他“親共”而被調查，他兩邊都不是人。直到尼克松總統訪華，兩國關系得到了改善，1972 年費老受邀重返中國時，林先生早已謝世，梁先生一個月之前剛剛逝世，沒能和摯友見上一面，成為他這次訪華的最大遺憾。

拉拉“警報”

有一段時間我註意到梁先生心事重重，但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直到突然接到系裏通知，要我和吳光祖參加一個少數人參加的生活會，聽梁先生檢討和大家“幫助”梁先生在1959 年入了黨，最後校黨委副書記胡健總結。我因不了解情況，沒吱聲。結束後我不放心，陪他走回家，一路上心情沉重，不知該說什麽。

過了兩天我去他家，他的情緒平定下來，談起那天的會，我說，“挖根源”時有沒有必要把家庭根源講得這麽細？梁先生說，他的檢查是認真的，“挖根源”就必然要涉及大家庭對自己的影響，會涉及一些事。為了安慰他，我告訴他，我也犯過錯誤，“鳴放反右”時因為右傾，也被處分過，撤去我團支部書記的職務。談到“鳴放反右”，他很快接過話題談到 1957 年他也差一點“卷進去”，是市委領導及時警告了他，知道即將“反右”，所以在“鳴放”時就非常謹慎。

回憶當時，每天晚飯後，明齋東入口設有鳴放論壇，許多教授和學生都參加，人很多。距離我住的新齋很近，一天晚上跑過去看，梁先生正在臺上發言，我就擠進去聽，只聽到他講自己擁護黨的領導，“我就是旦丁派，我就是歌德派”。所以我趁機問他，當年怎麽想到要去參加這個鳴放論壇？為什麽自稱是旦丁、歌德？他說，自從得到預警後，他開始替那些年輕人擔心，於是決心去論壇拉拉“警報”。

我曾經看過他在“反右”時，寫批判錢偉長的文章。他說當年市委書記要他投入“反右”。反錢偉長是學校定下來的任務，要求教授們寫批判文章和錢劃清界限，當時寫文章都是形勢所逼。

以前我和梁師很少談政治，這次坦率交流，使我們師生感情更加密切。有一次他感慨地跟我說：“人這一生不可能都順，總會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挫折，人要遭過罪才懂得珍惜，倒下去也就完了。”他又說“人有兩只耳朵和兩只眼睛，但只有一張嘴，意味著做人要多看、多聽、多想、少講。”這大概是他要與我分享的一生的感悟和教訓吧。梁先生這些話深深印在我的腦子裏。

黨和政府對梁先生一直是非常關心和保護的，他自己也知道，也非常感恩。無論哪次批判，他都會認真檢討自己，盡管有時會“過頭”，但基本上都是嚴格要求自己的結果，他始終是這個態度。細想起來，當年我自己受批判時，心態也一樣，狠批自己以求過關。

關於“大屋頂”

在討論現代中國建築史時，有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就是當年和他有關的“批判大屋頂運動”。

解放後，梁先生歡欣鼓舞、真心實意地擁護中國共產黨，努力改造思想，克服崇美、恐美思想，和美國劃清界線，主動交代了自己和費正清的關系。那時國家提倡“一邊倒”，向蘇聯學習，他也都真心擁護。

學習文件時讀到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倡導“民族文化”“中國氣派”“中國特性”，“老大哥”蘇聯當時也在提倡“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梁先生自己長期從事中國建築研究，對傳統建築有一種天然的偏好，對此特別擁護，認為新中國的建築也應提倡“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實現黨中央的“民族化”的要求。

當時剛剛解放，作為主管北京規劃建設負責人的他，意氣風發，信心滿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想有所作為，工作非常主動，積極建言獻策，為北京舊城被破壞的現象焦慮，在大小會上提出呼籲保護。他以為在積極履行黨和政府賦予自己的職責。

思想改造運動後，國內又開始了對知識分子在科學、藝術、文學等方面開展批判運動，改造知識分子。

恰在這個時候赫魯曉夫在全蘇建築工作者大會上，批判斯大林建築上的形式主義，批“尖塔”和“假古典”。我國建設部副部長周榮鑫參加了這個會，回國後配合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在建築界開展了“反復古、反形式主義”的運動。

1954 年 11 月作為全國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的內容之一，中宣部已經開始部署，準備從經濟和學術兩方面批梁，次年 2 月 18 日，彭真在一次大會上不點名地批了梁先生，3 月 28 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反對建築中的浪費現象》。

早在此之前，從 1950 年開始，梁先生就不斷和蘇聯專家在規劃問題上發生沖突，蘇聯專家建議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應設在舊城中心，甚至有人主張拆故宮建中央辦公樓，當時他和林先生為此和彭真爭，和吳晗吵，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他和海歸專家陳占祥^[6]認為要采用大都市圈區域規劃的觀念，疏散人口，整體保護舊城，把政府中心區建到北京西側。兩人為此起草了書面的建議書——“梁陳方案”。梁先生自掏腰包印了一百多份分送政府各有關部門及首長，還給當年在團城爭議中^[7]支持梁先生的周總理寫了信，希望能得到總理的再度支持。

出乎他們的意料，不合時宜的“梁陳方案”雖然得到了一些專家和清華建築系許多教師的贊同，但因為受多方因素的影響，一出臺就撞到“槍口”上，遭到了抵製和批判。不明底細的梁先生開始還想抗辯，鼓勵陳占祥要“繼續向前走”。清華也有教師上書市委批評拆三座門。

北京市長彭真於是專門在市委召開會議，要意昂体育平台校長蔣南翔和系總支書記劉小石以及建築系的骨幹黨員參加，目的是統一思想，結果教師黨員黃報青^[8]首先發言唱反調，認為梁先生提倡“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沒有錯，彭真很生氣，批評蔣南翔領導的建築系“站到了蔣介石反動派的立場上去了”。

1954 年 11 月彭真正式提出“對建築方面的反人民、反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即資產階級思想作嚴厲的批判”，中宣部隨後發出“批梁”指示，於是全國掀起了反浪費，批“大屋頂”復古主義、形式主義的運動。認為梁是提倡大屋頂、搞復古、搞形式主義的“元兇”。

在嚴厲的批判下，梁先生負責的首都規劃委員會被撤銷，不再讓他參與首都規劃，要他接受批判。開始他想不通，想解釋，後來有口莫辯，在壓力下他被迫作了檢討，他說：“當時不檢討也不行，但感到很委屈，民族文化和民族形式也不是我梁某首創，毛主席和斯大林都提倡過。”他還說：“當時我想不通的是北京解放前夕黨派人來清華找我，說要保護好北京古城不毀於戰火，怎麽現在自己要拆故宮了？”

我曾問他，在1957年他在全國人大會議上作檢討時承認“自己一個人單槍匹馬地想搞一個在建築領域中的反黨運動”的說法是自己真實的意思嗎？梁先生沉默片刻說：“發言稿是我自己寫的，是出自於自己的真實思想”，他解釋了當時的復雜過程。

1954和1955年開始的批判都是些大道理，說他是“資產階級唯美主義的復古主義建築思想的代表”。當時他認為“屋頂只是一種形式，只有運用好壞，本身能有什麽罪？提倡建築的民族形式不能簡單地說成是復古主義，戴這麽大一頂帽子我承受不起，雖然我作檢討，但心裏是不服的”，他說當時有一種“有理說不清，無處去說理”的無奈。

彭真曾找過梁先生，給他看了一些統計資料，說明“大屋頂”在全國造成的驚人浪費，對他有很大的觸動。後來在每天的讀報中，看到了胡風、梁漱敏的下場。那段時間他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生怕自己成為第二個“胡風”。

後來彭真約他去家裏談話，告訴他中央已定性他的問題是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並把沒讓發表的批判文章給他看，他因此非常感動，覺得黨還是愛護他，並沒有拋棄他，他向彭真表示，毛主席挽救了他，今後要以戴罪之身，永遠跟黨走。

1956 年 2 月在全國政協會議上，他作了題為“永遠一步也不再離開我們的黨”的檢討發言，歷數自己的不是。第二年7月他又進一步在全國人大會議上作了題為“我為什麽這樣愛我們的黨”的自汙性檢討，稱“自己想以群眾的壓力來教育黨的領導”，“要搞一個建築領域中的反黨運動……”

梁先生坦承，自己一方面要放下身段批判自己，以求得到寬恕和諒解，另一方面又說“我只是提出民族形式的設計原則，從來沒有說過民族形式就一定要蓋大屋頂，實際上我也不喜歡蘇聯生搬硬套古典的那套，我也一直反對新建築穿西裝戴瓜皮帽”，這些反映了他當時的矛盾心態。

到了困難時期，中央作了很大的政策調整。在寬松的政治氛圍下，梁先生才敢對我說出一些內心的話，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了解大難臨頭時，他的真實思想。根據多次談話記錄，歸納起來，梁先生在運動中有兩個認錯、兩個想不通和兩個堅持：

兩個認錯：

首先由於他的唯美主義思想，過分強調了建築的藝術性，忽略了經濟性。他的主張給國家帶來這麽大的浪費，是他所始料未及的。浪費的原因固然許多，但他承認自己起了壞作用。

其次是自己的非政治傾向，過分強調保護，忽視了利用和政治需要。他承認自己“沒有擺正和黨的關系，認為黨不懂建築又要來指揮建築，因而產生不滿。黨是技術發展方向的掌舵者，應該聽黨的”。

兩個想不通：

“我一直是真心擁護共產黨的，為什麽說我要把它趕出北京？還有人說我借復古之名復辟封建，走保皇的路，我想不通”。

其次是不能把全國建築設計上的缺點都怪罪到他身上，他說：“那是設計人員修養不夠，民族形式不等同形式主義，我也從未說過民族形式就是大屋頂之類的話。”

兩個堅持：

首先認為北京古城是國家重要的物質遺存，可以改造利用，但絕不能拆，拆了就是犯罪。他說過，“批判我可以，緘默不等於認同，後人會問，可以原諒不懂建築的人，但你是研究建築的，怎麽也會點頭同意？讓我怎麽向祖宗交代？向子孫交代？”

其次，他認為城市規劃是科學，不是拍腦袋拍出來的。蘇聯的規劃要研究，西方在二戰後出現的許多規劃理論也應該重視。不能都當成資產階級的東西，一概否定。

1955—1957年是梁先生一生中磨難最多、檢討最多的一段時間，他的檢討自汙得厲害。但從他點點滴滴的回述中，給我的感覺，他當時的檢討並沒有反映他真實的內心世界。

在梁先生歷次檢討中，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在從嚴解剖自己的同時，從不牽連他人。他曾說過，許多受批判的文稿內容都不是他寫的，是林徽因老師加上去的^[9]。在檢討“梁陳方案”時，他也沒有委過於陳，運動中他一直擔心系裏年輕教師受他影響而遭批判，他把一切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故在發言中特意加上一句“自己一個人單槍匹馬”，避免禍及他人。

永別

清華進修即將結束，系裏曾征求我的意見，希望我留在清華。開始我猶豫，因為進修的目的是為了回去開課，留下有點說不過去，況且新學校才有發展的機會。當我把這些考慮告訴梁先生時，他表示支持我回到內蒙古，說：“呼和浩特離北京不遠，有機會去看你。”梁先生在我臨走之前向我交代了一個課題，說呼和浩特和北京之間有個山西大同，一度是北魏首都，要我安排時間去雲崗石窟研究一下希臘、印度、波斯等外來文化對中國石窟藝術的影響。

“文革”前期，我一直關註梁先生的情況，得知他被批鬥甚至戴高帽、遊街……想到他那瘦小的身軀，身上的鐵馬甲，怎能經得起這種折磨？我心中十分焦慮和不安，後來知道他遭難的時候，多虧林洙老師一旁照顧，為此我和費氏夫婦一樣對林洙老師是充滿感激的。

1972 年 1 月 9 日他離開了這個世界。我知道恩師謝世已是一段時間之後的事，悲痛難忍，寫下了以下小詩以茲紀念：

鴻著傳萬代，淚血訴千聲。

引我青春路，今日慟恩師。

註釋：

[1] 小黃魚是指金條，抗戰時通往重慶的卡車司機順路載客，賺取外快。

[2]張嘯虎作曲家，曾任意昂体育平台音樂室主任。

[3] 1982 年《中國旅邸考》——南工學報；1982 年《中國古代的旅館建築》——建築學報。

[4] “二劉公”為清華劉致平教授。

[5] 水磨坊是利用水位差帶動磨盤磨粉，是山西當地節省能源的一種古老傳統磨面工具。

[6] 陳占祥，中國城市規劃專家，1950 年他和梁思成提出的“梁陳方案”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城市發展理念，是一個全面的、系統的城市規劃設計建設書。

[7] 1954 年北京在改建北海大橋方案中，在是否要保留古老團城問題上發生爭執，梁思成堅持要保留北京重要建築文物北海團城，並且給周總理寫信，請求出面幹預，周總理現場考察後表示支持梁先生意見，團城得以保存至今。

[8] 黃報青，共產黨員，意昂体育平台建築系教學秘書。死於“文革”。

[9] 由梁先生當時的研究生吳光祖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