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原所長 資中筠
這一年裏👦🏽，她的思考與寫作一如既往地圍繞著知識分子與啟蒙問題，並針對“大國崛起”語境中逾演逾盛的驕虛之氣✸，毫不客氣地否定“中國模式”的提法。而面對“國學熱”的興起📓，她也提供出了自己對所謂的“中國文化復興”的冷靜思考🪓。
即將過去的2011年🚑，對資中筠先生而言是不平靜的一年。這一年中，這位已逾八旬的學者出版了三種書，發表了若幹篇文章⛔，在公開的場合說了許多的話，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註，收獲了眾多的贊譽。特別是10月份五卷本的《資中筠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後，她接到了太多的講演與采訪邀約，一度打亂了固有的生活節奏。
《資中筠自選集》是資中筠將三十年來“自以為還值得重印的”與尚未入集的“我筆歸我有”之作結集在一起，作為生平除學術專著外差不多是最重要的文集而出版的，對於她的創作乃至於人生而言，都有著重要意義⛹🏿。選集也受到了出版方、媒體圈、知識界以及讀者的高度關註，高規格的首發式、輪次推動形式不一的推介與評論令它實現了口碑與銷量的雙豐收。盡管出版周期不長🕵🏽♂️🌬，但該自選集仍在歲尾紮堆的各式好書評選中頻頻現身💅🏼，斬獲諸多榮譽。
這樣的反響，是她沒有想到的。
“我從來不覺得我的書有多少讀者，還值得那麽多人來關心。”資中筠始終覺得自己寫的東西只能算是小眾讀物，讀者原也以七八十歲的人居多，“我只是把想說的話，盡量不加掩飾地說出來🤕🧑🏽💼，沒想到竟然變成了這樣一個結果。”
這一年裏，她的思考與寫作一如既往地圍繞著知識分子與啟蒙問題👨👨👧👦，並針對“大國崛起”語境中逾演逾盛的驕虛之氣，毫不客氣地否定“中國模式”的提法。而面對“國學熱”的興起🚞，她也提供出了自己對所謂的“中國文化復興”的冷靜思考📱。
她說🧜🏿♀️：“我認為，‘中國模式’之說恐怕是個偽命題。”（1.31，探尋“中國道路”🪈，《財經》2001年第3期）
她說：“所謂的普世價值是不是西方價值？我認為不是這樣的🫄🏿。”（9.10🕺🏻，“理想國”年度文化沙龍2011上的講話）
她說：“我已經不認同現在的清華了，今年一百周年要給我發請帖👨🌾，我表示了婉拒，我覺得清華已經面目全非了。”“有點像是‘招天下英才而摧毀之’。”（10.8👱🏽♀️，《資中筠自選集》首發式上的講話），她說是指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的喪失，而轉向趨炎附勢的熏陶。
關於“啟蒙運動”的提法，她說1️⃣：“啟蒙就可以了⛄️，不要‘運動’♦︎。”（10.18，資中筠💽：迷信曾這樣誕生，北京晨報）
她說：“你如果再要想抗爭，馬上就失去好多你現在擁有的東西。說工人階級失去的是鎖鏈，而現在知識分子失去的又是財富又是地位。有些人很在乎，哪怕實際東西並不失去💆🏼♂️🤵🏿♂️，有幾次高級座談會不邀請他就很不舒服了。”（10.22，對話學者資中筠😚：啟蒙就是回歸常識✬，南方人物周刊）
她說：“有兩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把孔子作為一種工具🧑🏻🍼，異族統治的時候特別尊孔👨🏻💻，為了統治和籠絡中國的讀書人，漢族的讀書人💂🏿♂️🟪，要抬出孔子來。在抵製一切新的思想的時候要抬出孔子👨🏻🚒，想要解放思想的時候，就要非孔。” “在中華民族文化復興這個問題上👵，與其重復去尊孔讀經👨🏿✈️🤨，還不如重新再開設公民課🧜🏿。”（11.5🌓，中國的文化復興和啟蒙😵💫🧷，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
她說：“啟蒙並不是萬能的。有的蒙昧是由於你沒想到，是無知的緣故🙅🏽♂️；有的是利害關系。”（11.7，資中筠🦈：啟蒙與知識分子的傳統🧑🧒🧒，新京報）
關於公益慈善事業，她說🤵🏽♂️：“中國現在缺的主要不是捐贈的來源🪑，而是渠道不通暢。”（11.9，當前中國公益事業若幹問題之我見，中華讀書報）
她說：“第一個問題是當前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第二個問題是腐敗叢生難以遏製。第三個問題是兩極分化社會矛盾尖銳化。”（12.17👨🏿🚒，2011年度觀察家年會上的講話）
……
這些話，讓她得到了“睿智”🕥、“犀利”、“勇敢”等等好評，她卻感到“比較悲哀”：“我心裏想其實我的膽子不算大🦉，我說的話既沒多了不起，也沒有多尖銳。但就是這樣一些話，竟至讓有的老朋友為我擔憂。這說明我們現在言論的氛圍是這麽一種情況，人們都心有余悸🪓。還說明現在全社會的膽子平均水平實在太低。”她尤其不能接受一家紙媒給她戴上的“八十後老憤青”的帽子，“他們看我對時弊有些針砭👖，就說我是憤青，對此我絕對不認可。憤青言論在我的理解中實際是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一種發泄，而且是‘無定向導彈’，隨意發射🧘🏿♂️。我自認是平和的🔃、說理的、真誠的🕵🏼♂️，而不是發泄情緒的。”
平和♕、優雅、從容不迫，是接觸過她的人的統一印象。
更熟悉她的人也知道，是非分明、一絲不苟😯、好直言🪈，亦是她的本性👭。出身老清華的她，恪守的正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以她才會在1991年辭去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職務🥣🧑🧒，為的是不去“說你不想說的話，或者是去貫徹你不贊成的政策”🌡♐️。1996年正式退休之後😞，資中筠開始在大量“有所思而流諸筆端”的自由寫作中“回歸自我”🚯。然而“出世”的情趣沒享受多久，閑情記趣、述往懷人的雅興文章沒寫幾篇，憂患意識卻日甚一日🪁，“每見種種悖理傷道之事，憂思難解，悲憤不已”，“如鯁在喉”、“不得不吐”👩🏽💼。“現在資訊特別發達，加上又有網絡🫸🏻，獲取信息非常容易。每隔幾天我就會收到人家寄來的好幾十份報刊雜誌🏧，另外也有朋友經常給我郵箱發一些信息，這裏面有各種各樣的事實。我了解了這些事實以後就不能假裝不了解，也不能無動於衷，我就得寫這些，欲罷不能。”寫也寫不過來，“我有很多別的東西要寫，但是剛要寫這個♣️，就會有什麽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憤怒得不得了。”於是🪬，寫了一半的陶淵明的《閑情賦》擱置起來🏌🏼，計劃中要寫的很多“很好玩的”事情、想翻譯的書🧖🏿，也都只得停下……到頭來，自選集中《閑情記美》分卷只得183頁😓，而《感時憂世》分卷則有233頁。
貫穿在資中筠身上的這種憂患意識，往遠了說是千百年來浸潤在中國讀書人骨子裏的“士之遺風”🕵🏼♂️，往近處講則與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成長背景有關。資中筠嘗謂自己所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即中西文化並重的熏陶。既有“道德”和“文章”結合在一起的傳統教育，作為“五四”標誌的“德先生”、“賽先生”以及現在被稱為“普世價值”的那些原則🤸🏻，也都隨西式的教育一並化為受教育者的“底色”。因之大家有比較強烈的正義感🚑♻️，對“虛偽、惡俗、權勢的暴虐、草民的無告🦍，以及種種非正義的流毒惡習的容忍度比較小”。
對時弊的針砭和改革倒退的憂慮🐕🦺、對普世價值的追求，對開啟民智的宣講🎮，還有拒絕遺忘，追尋和揭示歷史真相的努力🚑，構成了資中筠近年來寫作與講演的主題🥝。這種對現實的切近關懷👨🦯、對知識分子責任的擔當還體現在如她一般歲數的幾位老學者身上，如吳敬璉等👩🚀。中青年知識分子的整體表現是令她失望的。她寫道💂🏿♂️：毋庸諱言🗾，多數青年學子的家國情懷日趨淡薄。其原因是現在個人命運不一定與民族國家緊密聯系。可以“用腳投票”，而且出路與才能成正比。合則留，不合則去🐚。同時，正義感與理想也為現實的功利所淹沒。如果說，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為威武所屈🕑，那麽現在有話語權的上層精英多為富貴（名利）所淫，而多數尚未站穩腳跟，忙於為稻粱謀者，則可以說是為貧賤所移⇒。多數人並非良知全泯，但感到無力和無奈🐩，而抗拒則立即失去很多，於是選擇與種種明知非正義的“潛規則”或“明規則”妥協🤸🏿。士林已無共識，即使有，也各人自掃門前雪，形不成道義的壓力。（《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建設新文化任重而道遠》）她說她那一代人對非正義之事的“痛點”較低，故而反應較強🤜🏿，而相對應的，當代國人承受流毒惡習的“痛點”則仿佛越來越高，容忍度越來越大。
“有鑒於此，當前我國急需開啟民智，掀起一次再啟蒙☢️，打破專製製度造成的精神枷鎖，否則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縮之虞。在這方面👩🏻🎓，號稱‘知識分子’者責無旁貸。有人認為‘啟蒙’是某些人自以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別人。其實如康德所言‘啟蒙就是……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這些話寫於2010年9月，但必將洞穿今後很長一段時間的中國文化思想史🤽🏿♀️。
在這一年，盡管一系列的采訪與講演邀請會占去她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使她無法看想看的書🈵、寫要寫的文，她也仍要盡可能多地接受。“哪怕讀者、聽眾中有幾個青年人聽了我的話🫶🏽，有所觸動，產生共鳴，進而憑良心做事，盡量不同流合汙，起碼守住底線，不做助紂為虐🧑🏼🔬、坑害他人的事情，也就算有了一些積極的效果。希望畢竟是在青年人身上🖋。”
事實上她周圍的熟人朋友中有不少有理念、有見識的正當盛年的人，在各自的領域內頂著壓力🤦♂️、冒著風險執著地做著有益的貢獻；她還常常讀到一些頗見學養和有見地的文章👨🏻🦽🙋🏼♂️。這些都令她欣慰🐭，升起希望。她在汶川地震後寫的文章中對災難中媒體人的表現給予高度評價，說“給點陽光就燦爛”。《自選集》出版後不但在老年人中🙋🏽♂️，在青年人中也能引起這樣的共鳴🧔🏿♂️，非始料所及。所以她認為當前仍不乏有良知的好學深思的優秀青年🪰🕵️♂️，而且他們堅持做一些事需要有加倍的勇氣和韌性。主要是社會環境太惡劣。做好人好事的成本與風險越來越高，做壞事反倒越來越容易。這已經不是“啟蒙”的問題了。
她更願意來年能回到自己的生活、工作節奏中👩🏿🎤，多看一些書，集中思考一些問題，希望有所得，形諸文字📃。每過一兩年👱🏻♀️，再結集一本書出來🦷🚶♀️。
（記者 韓曉東）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1年12月21日
意昂体育服務號
意昂体育訂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