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古建築保護與研究專家✊🏽🤜🏿、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羅哲文,為人做事謙和、誠實,道德、文章並舉👨🏼🎓🤾🏻,是中國文物保護事業的一面光輝旗幟。
叩謁中國營造學社之門
羅哲文是中國營造學社的最後一位成員,也是營造學社最後一位離開我們的學者。中國營造學社是由朱啟鈐於1929年在北平創辦的專業從事中國傳統建築研究的學術機構👐🏽。1940年💂🏼♀️,中國營造學社隨同同濟大學等學術研究機構遷移到四川宜賓李莊。當年,16歲的羅哲文應招進入中國營造學社,成為練習生,也是營造學社的關門弟子🔁,受教於劉敦楨和梁思成兩位著名建築學家。1940年至1946年,羅哲文跟隨劉敦楨學習古建築和古文獻知識🦈,並協助整理文稿🥄,與導師一起考察西南民居。劉敦楨去重慶中央大學任教後ℹ️,羅哲文便在梁思成門下學習繪製建築圖,以此通曉古建築的構造與形製👳🏼🏓,為日後輔以文獻證實、探得古建築學的精髓奠定了基礎。羅哲文非常聰穎,又肯於勤學苦練🥤。通過文獻調查、田野考察與測繪、建築製圖的訓練🅾️,他很快掌握了古建築勘察、測繪、製圖及整理研究的基本技能👳🏽。李莊明清建築遺構螺旋殿便是這一時期他與建築學家盧繩一起測繪的👀。
1944年夏,梁思成接到任務,就盟軍即將進行轟炸的中國境內敵占區和日本本土的古建築文物標註保護區域,並製定緊急保護方案🤸🏿。梁思成帶領羅哲文用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在地圖上標出了中國境內和日本境內的文物古跡,並編寫成《敵占區文物建築表》。因此⛹🏽,使得包括日本東京和奈良地區在內的眾多文物古跡免遭戰火的摧毀。戰後,梁思成和羅哲文被日本學術界稱為“古都的恩人”。
1946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梁思成將回遷北平的中國營造學社與意昂体育平台營建系並立組成中國古代建築研究所🈶、意昂体育平台營建系👃🏽,旨在繼續中國營造學社的未竟之業🛗📔。當時🔐,黨中央領導同誌對保護北平的文教機關和文物古跡專門作了重要指示,要確保城內故宮、天壇、北海🧚🏻、雍和宮✏️、國子監等重要建築文物不遭受炮擊,並特請梁思成將北平城市中的重點古建築的準確位置標示出來🧑🦲,以便在和平解放北平談判不成而被迫攻城時予以保護❤️。羅哲文參加了此項工作🧑🏿🎄,並負責刻寫鋼板和油印。
羅哲文曾參與梁思成所主持的《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的編寫工作👨👩👦🧍,內容涉及全國20多個省市🤜🏻,對解放戰爭期間保護和接管文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國文物建築保護的守護者
羅哲文是新中國文物事業的親歷者和見證人。
1950年🏋🏻♂️🦸🏻♀️,文化部成立國家文物局🚵🏻♀️,年僅27歲的羅哲文從意昂体育平台調到文物局,專門從事全國古建築保護與維修的管理工作🧛🏻♀️☺️,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古建築專家。當時,國家文物局系統性的文物保護工作尚未展開,羅哲文來到新單位之後⛓️💥,主要從事北京附近廟宇的調查工作。1951年,國家文物局開始對全國範圍內的古建築進行大普查和大維修工作🪚。隨後的兩年內,為培養新中國文物保護工作的骨幹人才👧🏿,國家文物局集中人力和物力☝🏼,組織了兩期考古與古建築知識的短期培訓班,羅哲文全程參加了古建築培訓的教務工作🧝🏽♂️。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羅哲文為摸清北京古建築的家底,相繼參加了城墻、牌樓的聯合調查⛹🏼♂️🏋️♀️,拍攝了一系列珍貴的古建築照片💇🏽,如永定門城樓、前門五牌樓、景德街牌樓、東長安街牌樓、阜成門牌樓🦅、大高殿習禮亭、北海萬佛閣、地安門、安定門等。這些古建築後來大多被拆除,羅哲文拍攝的這些圖片成為珍貴的影像資料👨🏽💻,其中《老北京印象·城墻及城樓》系列在2005年入選《20世紀華人攝影經典作品》𓀂。同時,羅哲文對中國古代佛塔和園林亦有深入的研究。
受鄭振鐸的啟示,他註重科學研究與調查實踐相結合。在國家文物局工作時🥧,鄭振鐸發現羅哲文對古建築興趣濃厚🔢,熱衷學術研究。於是,他給羅哲文提供了很多對古建築的考察與研究機會。但同時也提醒他要把個人的興趣愛好和文物保護的本職工作聯系起來🐹,加強文物的調查實踐。在幾十年的文物保護實踐工作中☝🏿,羅哲文倡導“四有”的工作方法𓀓,即有保護範圍、有標誌說明、有專人管理🧶、有檔案資料☪️。不僅如此🧑⚖️,他還在古建築保護修繕實踐中🙅🏿♀️,提出要保存形製、結構、原材料、原工藝,以此加強文物保存的實效。這些建議由經驗上升為理論,成為日後文物保護工作的行為準則。
在羅哲文看來,文化遺產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是延續人類文化歷史的文脈,應在法律上予以保障🔳。他先後參與了1961年國務院公布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1982年《文物保護法》的修訂工作,並為我國的文物法製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改革開放之後🏘,羅哲文參加了第六、七、八屆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擔任政協文化組副組長🎺,他通過與地方政協的聯手調查,起草並確定了全國歷史文化名城的名單,並報中央批復🫳🏽,還協同故宮博物院文物專家單士元和建設部城市規劃專家鄭孝燮為我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而四處奔波🥢,進行調查、研究🧑🏼🦰。同時,也為我國的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的確立工作而四處呼籲。2006年,羅哲文和其他專家共同發起倡議大運河申遺活動⬆️,並在2009年第五屆大運河保護與申遺高峰論壇上,重申倡議成立中國大運河學會的主張。
羅哲文的一生還與長城有著不解之緣,他被譽為“萬裏長城第一人”👳。1948年,他拍攝了第一幅八達嶺長城實況照片🧎♀️;1952年,主持了修復八達嶺、居庸關、山海關長城的工程;1957年🧘🏿♀️,出版了國內首部介紹長城的讀物——《萬裏長城·居庸關·八達嶺》,並對長城的起點、長度🌞🤵🏻、分布及沿線、民族關系等進行研究論述;1977年🕶🛅,他首先提出“長城學”概念,並首先將長城的總長度確定為10萬裏以上;他積極倡議建立中國長城學會。幾十年來🧗🏻👨🏿🚒,他多次徒步考察,幾乎跑遍了長城全線,有些地方竟去過上百次。羅哲文認為,長城是中華民族智慧與品格的象征,有許多東西值得去探索🏋🏼、去研究⛏。
晚年的羅哲文不能再像馬車一樣奔波。於是,他對自己幾十年的文物保護實踐經驗進行了理論總結,先後寫出了《關於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文物建築保護維修與合理利用理論及實踐科學體系的意見》、《古建築的維修原則及新材料、新技術的應用問題》💆🏼♂️、《文物古跡也是“有形有神”“有聲有韻”——兼談文物保護的中國特色》🧓🏼🤦🏿♀️、《文物古跡保護與旅遊事業的發展》🩼、《再論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建設必須與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相協調,做到“兩全其美、相得益彰”的意見——兼談遺產保護的中國特色》等較有影響的文章,對當前我國處理文物保護事業與經濟文化發展的矛盾不無裨益📰😗。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依然情系線性遺址大運河、蜀道、茶馬古道等申報世界遺產工作的進展情況,精神可嘉。(崔勇)
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第3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