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昂聯絡

　　我於1937年10月抗日戰爭初期進入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南遷大學合並成立的長沙臨時大學。但我只在學校呆了約兩個月便北上參加抗戰工作🙇🏼。臨時大學在長沙也僅駐足四個月⛹🏼‍♀️，便因日本侵華軍連陷上海🛶🥈、濟南、南京，進逼武漢而被迫遷到昆明，易名為西南聯合大學🏌🏿‍♂️。1940年夏🛕，經組織同意，我和幾位同學回西南聯大復學，就讀於敘永分校。一年後，分校撤銷，返回昆明校本部攻讀，直到1944年畢業。抗戰8年，聯大辦了將近9年。一頭一尾我都趕上了，並且三易其地❓，與聯大結下了不解之緣。

　　有人問，四年大學生活中，聯大使人感觸最深，讓人深思，使學生最受到教育的有哪些方面⏩？我想，答案會不盡相同，但大家都會公認，聯大能辦成一流高等學府，是與它的前身三所大學的優良校風與傳統分不開的📺。而聯大擁有一批高水平教師隊伍✶，這是它能夠出人才4️⃣、出成果的重要保證。無疑👩‍🚀🧙🏿，聯大的這些條件，學生都有著親身的體會😒。另外🤶🏿，國難當頭，艱苦奮鬥的歷史背景則是外因條件。對此𓀍，我是深有感觸👨‍💻，深受教育的。

　　在學校的幾年給我在腦海裏打下烙印最深的是“窮則思變”四個大字。聯大窮到什麽程度🥘，今天的大學生是無法想象的。全校所有學生宿舍等都是茅草房，沒有一磚一瓦👣。教師備課幾乎全靠記憶😷，圖書館沒有期刊🧑🏻‍🎓，書也很少。基本不存在實驗室。在食堂用飯都是站著。在長沙臨大的學生宿舍是借用部隊的老營房——49標，一間大屋睡百多人👾，都是打地鋪🧋⚁。在敘永分校則借住於古老廟宇——春秋祠。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卻活躍著一流的教師隊伍和學生隊伍。所謂窮則思變，簡言之就是再窮🏀，也要拿出一流成果👨🏻，出一流人才，學生要學出好名堂，好成績。日本軍國主義千方百計用進攻、轟炸不讓學校辦下去，我就偏要辦而且辦好。老師一心一意教好，學生一心一意學好。當然🍳🪈，師生都在密切關註著抗戰形勢和政局，參加學生運動。

　　“窮則思變”的一個具體體現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也要幹出一番事業的決心與舉措。老師們旺盛的事業心使我銘記心頭🕵🏽‍♀️。就拿地質專業的師生來說，他們非常珍惜這一難得的機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大家不約而同地就接近的專業開展了系統工作，孫雲鑄教授等對滇東的寒武系泥盆系，包括古生物、地層做了細致工作。德籍猶太人米士教授以驚人的毅力多次深入滇西山區🍋‍🟩✊🏼，作了這一廣大地區的構造解釋。他對滇東的震旦系也作了系統地層工作🏌🏽‍♂️。王恒升教授對滇東🏊、川南、黔西的峨嵋山玄武巖做了奠基性工作🧑🏼👇🏻。馮景蘭教授等對有名的東川銅礦、個舊錫礦等礦床進行了多次調查研究，提出了指導性意見。上述只是地質師生抗戰期間在雲南取得重要成果的幾個實例。

　　這些成果的取得靠的是旺盛的事業心。在不少地區隨身行李也得肩挑背馱👨‍👨‍👧。土匪橫行也時有所聞👩‍👧‍👧。1942年🍼👲🏻，3名有成就的地質學家在貴州野外工作期間慘遭殺害，使師生們提高了警惕🤛，加強了戒備，但險惡的環境絲毫不能影響我們完成任務的決心。

　　針對極為簡陋的教學設施現狀🍲，老師們樂觀地想出了各種改進辦法🤾🏽‍♀️。沒有實驗室便有計劃地加強野外工作。實際上對地學工作者來說🔆，大自然就是宏觀實驗室🥎。不打好野外基礎就很難做出室內實驗的設計。記得當時地學系承包了一些地區1：50,000的地質填圖任務🧖🏽‍♂️，其中一部分就分給了四年級學生🙋🏻，作畢業論文之需🤬。這樣做的結果是既完成了任務，又培養了學生。沒有圖書🧙🏻‍♀️⤵️，沒有教材就加強學術交流，活躍學術空氣🕛。回憶當時系裏舉辦的報告會、討論會相當頻繁。舉凡省外地質學家專訪，系裏教師野外歸來🍘✏️，都要報告討論一番👩🏽‍🎤。這對於在十分閉塞環境中學習的同學可以起到拓寬知識面、啟發思路的作用🫅👍🏿。

　　名目繁多的學術報告和討論會是聯大學術民主的一個側面，另一個可能是更重要的側面是教師的授課內容🗝，思路完全由授課者決定🔪，不存在來自任何方面的約束和幹擾。在沒有任何參考書的情況下教師全憑記憶備課講課。這給教師一種可能，既註意到授課內容的全面性、系統性，又可以談自己的某些獨到見解和看法👷🏿‍♀️。這不僅調動了教師的積極性、能動性🧬，也有助於學術交流，百家爭鳴🧑🏽‍💼。

　　抗戰8年，聯大也奮鬥了8年多。作為一名學生🦩，聯大生活有許多值得回顧的方面，其中使我銘記最深的則是上面說到的：窮則思變，艱苦創業和學術民主。我認為這三條即或在今天也有著現實意義。（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