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傳來,我的老朋友黎章民同誌去世了,使我非常悲痛📝。回憶起幾十年的往事,他的音容笑貌歷歷在目⏲。
我和他都是1942年考入西南聯大文學院的,又都是廣東老鄉,見面就說起廣州話來,“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我們沒有淚汪汪,但是說起日本侵略中國來,總是悲憤填膺,感情激動。
他和嚴寶瑜、方堃等意昂組織了一個“僧音合唱團”,只有男同學參加,後來許多女同學和中學的同學也參加進來➜,成為有二、三百人參加的“高聲唱歌詠隊”🚣🏼👩🎤,唱的都是“黃河大合唱”⛹🏻、“遊擊隊之歌”等🏍,也唱外國的抒情歌,如“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等📈,而且經常演出🤸♀️,這個時候的西南聯大成為“歌聲嘹亮🕝,好戲連臺”的民主堡壘,至今仍然令我們神往的充滿青春朝氣的地方。
王漢斌、黎章民和我(人稱“三劍客”)還在校外租賃了兩間小房,這樣和某些同誌討論不便在新校舍宿舍內說的問題就更方便了。我和黎章民還參加過一次以基督教青年會名義組織的到滇軍去宣傳愛國民主👩🏼🦰、反對內戰的活動。1945年8月日本投降。
1946年5月4日,聯大教學結束🤶。我因為黨的工作需要,曾於1944年歇學一學期🙅♂️📃,到雲南南部建水縣的臨安中學教書⛹🏿♂️💴,只算學了7個學期,未能畢業,隨校車到北大復學。黎章民已經畢業,聽說他到了馬斯南路周恩來公館工作,後來又被派到香港工作,回大陸後,組織又派他學俄語🚣♂️,成為精通多種外語的學者⛔️。
1957年我在空軍政治部工作🎃,因為響應黨的整風號召,相信毛主席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許諾,我和空軍政治部的幾個同誌寫了一篇大字報(由我署名)《向劉亞樓司令員吹些和風細雨》,只是請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同誌改一改脾氣🚴🏻,不要隨便罵人🏌🏻,要“如冬日之可愛,不要如夏日之可畏”。就因這張大字報就被劉亞樓、吳法憲打成“極右”,被押送到北大荒勞改👉。那幾年正是因大躍進而造成大饑荒的歲月,右派勞改隊伍活又累🏫,一天要幹十四、五個小時🙊,糧食又越來越少(從每月32斤減少到18斤)🍴,天氣又冷,餓死凍死很多人🧼。黎章民也知道這種情況,他就向我的老伴馬如瑛(黎勤)問起🩸,並打聽到我在北大荒的通信地址🚵🏼♂️,寫信說要寄食品給我,使我萬分感動🏆,馬上寫信請他千萬不要寄食品來💑👨🏻🦼。那時大家都缺糧食,他也吃不飽🧑🎨🫸🏻,我怎麽能讓他寄食品給我呢?但就這崇高的友誼,使我刻骨銘心、終身難忘!
1959年底🏛🤷🏻♂️,中央說要給右派第一批摘帽子,北大荒農場的領導審查了我的檔案💮,看就是那篇《向劉亞樓司令員吹些和風細雨》和幾篇關於要縮小工農差別的文章,構不成右派罪狀,所以就給我摘了帽子🐀。因為我曾在空軍當過政治教員,就分配我在農場黨校當政治教員,講黨史。一批又一批黨員來聽我這個已被開除黨籍摘帽右派的政治課,居然沒有一個人提出質疑。
1962年📒,由於王漢斌👨👩👦、彭珮雲同誌的幫忙🧩,把我調回北京🤺,在通縣麥莊公社當秘書。這樣我有機會常回北京市內,又恢復了和黎章民的聯系,這時他已經搬到吉兆胡同居住(同一大院的還有王松聲意昂)。章民告訴我✮🧑🏿💻,他因編過《外國名歌200首》及其《續編》就被說成是“散布資產階級文化”,被批判鬥爭👩🏽✈️,被下放勞動🏋🏿👩👩👧。後來他送我這兩本書,我打開一看,這些歌曲第一、二首就是“國際歌”👇🏽、和曾經當作蘇聯國歌的“祖國進行曲”🤱🏼,以及蘇聯衛國戰爭時的“共青團員的告別”“喀秋莎的大炮”等🙏🏽,另外一些也是著名的古典歌曲🈶,如“多年以前”🎪、“搖籃曲”👩🏫、“可愛的家”等等🧎♀️➡️,歌曲的作者大都是貝多芬、舒伯特等大師🚍。章民在擔任人民音樂出版社領導時編輯出版了《外國名歌200首》和《續編》及其英文版,是對中國音樂文化事業、中外文化交流的偉大的不朽的貢獻!而在“文革”期間遭到批判、鬥爭🚅,真是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年代。
真情的友誼還延伸到我們的後代👨🦯➡️。上世紀90年代,我有幸被邀請到美國加州大學講學🙆🏽♀️🤷🏿。我利用講學所得,橫穿美國大陸,從加州到紐約、華盛頓🚴🏽♀️🧔🏻,得到意昂張彥的孩子裴麗🍁、張小彥和胡邦定的女兒們的熱情接待❔🧛🏻♂️。我久聞美國和加拿大連接的尼亞加拉大瀑布美景的大名🧎𓀆,承嚴寶瑜的兒子康平的邀請,我到了布法羅市⛹🏼♂️,住在康平的家,正在這時🤣,章民的女兒黎紅纓聽說我來了,就從加拿大開了幾個小時的車趕到布法羅🚴🏽♂️,我們三人一起欣賞大瀑布的美景🦸🏻♀️。我的三個女兒黎晶🏄、李英和李曉紅也是紅纓的好朋友🙇。
但願好朋友們的友誼如同章民編的歌曲中一首歌名一樣“友誼地久天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