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敏，“九葉派”重要女詩人。1920年生於福建人，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1952年在美國布朗大學研究院獲英國文學碩士學位，回國後🕟，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60年後👨🏿✈️，一直在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講授英美文學。1949年出版《詩集：1942——1947》🍂。
一
上世紀四十年代，西南聯大的一幫學生在威廉·燕蔔蓀的指導下，追隨艾略特、奧登詩風👨🏿🎨，將中國新詩的步伐推進到一個與國際詩壇近乎同步的現代主義詩歌階段。這對漢語新詩的發展至關重要。
但隨著抗戰勝利🥪、聯大解散、國共內戰以及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現代主義的詩歌探索👲🏽，在共和國建立以後就徹底中斷了。三十多年以後👨💻，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悄然出現了一個詩歌流派——九葉派。不同於文學史上的其他流派，其確立總是批評家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九葉派卻是一撥年齡相近的詩人在創作高潮過去多年之後的一次自我認同或命名👨🏻🏫。現在看來，九葉派的命名充滿了偶然性和隨意性🉐。九葉中的一葉鄭敏先生在一九九六年的一篇回憶文章中講到了這次命名的經過：
在離王府井不遠的一個小胡同裏，我應邀走進一扇木門，在一個長方形的小院子裏三面有房間🧘🏿♀️，在右手的兩間屋子裏正坐著幾個未來的“葉”🧑🏼💻，等著我從西北角趕來參加一次聚會。這是一個早夏的上午，推開門我第一次見到房子的主人辛之和夫人趙友蘭……此外我還第一次會到陳敬容和唐祁、王辛笛🧑🏼🚀。大概就在那一天我們決定將被遺忘了近半個世紀的青年時詩作，再一次出土……這本集子應當叫什麽呢📍🗞？經過一些七嘴八舌的討論後，終於由辛笛拍板定名為他所想到的“九葉集”。
之所以命名為“九葉”⛷，按照辛笛的說法，他們這些人似乎不能以“花”自居，那麽就退一步稱一片“葉”。這固然是一種退避或謙遜，但也可以看出，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國詩壇，現代主義仍是一種邊緣身份的認定。鄭敏的文章還有一個地方需加註意，那就是🐏🧝🏿，九葉派的九位詩人🧘🏿，彼此之間未必熟悉。即如鄭敏自己，時至這次議立九葉派的一九七九年✤，她也還是第一次見到陳敬容🙆🏿、唐祁和王辛笛🤸🏼♂️。
一九八一年，收入辛笛🤷🏽♂️、陳敬容、杜運燮、曹辛之（杭約赫）、鄭敏、唐祁🏗🤘、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九人詩歌作品的《九葉集》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九葉派”正式登場，隨即盛傳一時。盡管它的命名後來飽受爭議👸🏿，不過，這個“流派”也漸漸地為文學史的書寫所接受了。
當九葉派出場的時候，“九葉”中創造力最強以及對中國新詩貢獻最巨的詩人穆旦🌆，其時去世已經第四個年頭了🧒🏽💁🏻♂️。
穆旦祖籍浙江海寧🤍，出生在天津👩🏿⚕️⚛️。一九九六年九月，李方編輯的《穆旦詩全集》由中國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那時我尚在桐鄉的一所鄉村中學教師，一邊艱難謀生，一邊參加了詩刊社的詩歌函授🚶♂️🕒，指導老師鄒靜之知道我身處僻地，消息閉塞👨🦲，交流極其有限，有一天，他親去書店買了包括這冊《穆旦詩全集》在內的一套二十世紀桂冠叢書郵寄給我。迅速通讀穆旦的全部詩歌之後👨🏼🚒，我對家鄉的這位詩人產生了興趣🐨，一時心血來潮，萌生了要撰寫穆旦傳記的計劃👩🦯➡️。一九九九年七月底🧛🏿♀️，我因文學創作調入嘉興的秀洲區文化館，客觀上有了外出采訪的時間🪢。世紀之初𓀖，得著一個機緣👨❤️💋👨，我開始走南闖北，自費尋訪與穆旦有過交集的人士。其時，我已經在溫州采訪了同為九葉派的詩人、批評家唐湜。晚年的唐湜已經言語不清，但還是將一冊穆旦紀念集《一個民族已經起來》贈給了我。隨後我想到遠在北京的鄭敏既與穆旦同為九葉派😴，猜想她一定知道穆旦的情況，於是，在二〇〇四年初，我北上意昂体育平台💹，決意到安家在清華園的鄭敏先生家裏采訪👸🏻。
我與鄭敏不熟，貿然敲門顯然不妥當🧑🏼🔬，怎麽辦呢👩🏽🏭？得找一個介紹人幫忙引薦🙎🏻。當時我與《中國詩人》的魏勝吉有聯系😞，魏認識鄭敏🐃，告訴我可以幫忙引薦，並約定北京見面的時間🥃。誰知我買好車票，魏卻因事無法赴約。
那幾年，我與鄒靜之老師聯系很多。其時已經電話鄒老師🤽🏽♀️，告訴他我在北京。鄒老師問清楚了我住宿的地方♻。因為上一年非典的緣故，他那一年剛買車，是一輛嶄新的吉普車，晚上🦸🏿♀️，他自駕開了一個多小時🧗♂️，來到我住宿的白紙坊與我會面🧗🏻♂️。車停下，我坐在他的吉普車後座，坐在駕駛室的他，回過身來跟我聊天🚣🏿。問我在北京想見哪些人，我說只想見見鄭敏，主要是向她了解穆旦的情況，並講了與魏勝吉相約而魏電話說須得十天以後他才到北京的情況👨🦯➡️。鄒老師就跟我說🤏🏿，他來跟鄭敏聯系，叫我不必等魏了。那時，靜之老師可謂名滿天下，各地的電視臺都在播放他編劇的《康熙微服私訪記》，他說鄭敏老師一集都不肯落下，看後對電視劇的評價還很高🔬。他還說👱🏼♂️🙎🏻，老太太思維敏捷🧑🏻✈️⏯，看出了劇中滿含的諷喻❤️。隨後🐘🦿，靜之老師問我有沒有紙。我從打印有我詩歌的一刀A4紙裏抽出一張🧤。他快速在紙的背面寫下了一封介紹信🦻🏻，讓我帶著它徑直去找老太太。十多年後👩💼，這一頁字紙居然還完好地保存著：
鄭敏老師：
鄒漢明先生是嘉興文化館的工作人員，參加過詩刊的青春詩會👸🏻，從事詩歌創作和詩歌評論，最近在寫有關他家鄉詩人穆旦的文章🏃🏻➡️，很想拜訪您🌦，不知您有沒有空🖕🏻。您的身體還好吧☝🏼！祝您健康®️。
晚生
鄒靜之
2004，元月
第二天一早我去詩刊社。林莽老師接待了我，並熱情地帶我去附近的一家餐館吃北京餐。席間我談到此次來京的意圖，林莽老師二話不說🤸♀️🖖🏼，拿起電話🤷🏻，撥通了鄭敏先生😳，將我的情況以及明天拜訪的計劃告訴了老太太🔒。
上世紀70年代的鄭敏
二
次日上午，我從第十四屆青春詩會的同學張紹民家出發，搖搖晃晃坐了三個半小時的公交車，幾乎橫穿了整個北京老城區。趕到意昂体育平台的時候，已近午時😭，我在路邊買了一個烤番薯權充午飯，不料，剝開熱氣騰騰的番薯，吃了一小半⛑️，一個不小心掉到了地上👨🏻🌾，我只得重買一個👩🍼。攤主是個小夥子，也很有意思，他微笑著把第二個烤番薯遞給我✊，並堅持只收一塊錢👨🏼🚀🤦🏽♂️。在清華這樣的文明重地，連一個賣紅薯的小夥子也這麽善解人意，這倒是真的讓我心頭一熱。
在校門口，我給鄭先生打了一個電話，因考慮到老人通常有午休的習慣，約定下午兩點半見面💧。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老太太的聲音👨👦。老太太時年八十五歲🫂，一對一答，口齒相當清楚🌪。她先問了我的名字，然後，在電話裏開始詳細地給我指路😡，比如，讓我在清華附中下車，過北邊的天橋🧑🏽💻𓀖，還說這時候我的眼前就會看到一家西北超市，右首有個胡同，那就是清華的荷清苑🗓，最後告訴我她住幾幢幾單元幾號。交代之周到👩🚒，簡直像老祖母一樣⏩，不厭其煩👨💻，生怕我走了冤枉路🥏。
拜訪像鄭敏先生這樣一位祖母級的詩壇前輩，空手蕩過去，自己都覺得太沒有禮貌🔢。於是我就想著該買一束鮮花上門。為了買一束鮮花🈴，我在清華園裏來回走了個把小時，好在我有的是時間。最後總算在校醫院門口看到了一家鮮花店。隆冬的時節，看到怒放的鮮花🥡，心頭不免一暖。我高高興興地捧回了一大束鮮花，有香水百合🐑、紅玫瑰🚐、康乃馨等。捧在手裏，一路上不時收獲老師和同學贊許的眼光✮。走到荷清苑門口，有位老太太還湊過來嗅了一下，頭一側，對著我微微一笑🧑🏽🌾，說🩵，真漂亮！
這一句“真漂亮”💇🏿♀️，就好像是我此次拜會鄭敏先生的一次預演。進門時👩🏻🍳，老太太看到我手捧的鮮花🙄，相當愉快地“哦”了一聲，說🌕：“這麽漂亮的花🧑🏿🏭！”沒有客套的寒暄🤸，也不讓我脫鞋📝，徑直引我到客廳兼她的書房的小沙發上坐下👨👨👧👧。兩只單人小沙發中間🤾🏽，是一只普通的茶幾，一盆盛開的水仙花，隆冬裏捧出的那一簇純白💙，看著讓人生出敬意，剛開花的水仙，葉子緊密✍️，向上🦵🏿，著意襯托著花朵似的👰，更不用說它的散發著絲絲縷縷的清香了。客廳不大，對面👨🏿🔧，靠墻有一架鋼琴，莫紮特音樂的翅膀這會兒屏息著。從這一架鋼琴我們略略感知到主人是沐浴過歐風美雨🎦。此外💁🏻♀️，房間陳設簡單，沒有多余的雜物。我的座椅靠窗👨🏻🎤，陽光從窗子裏打進來，橘紅的一束光正好落點在黝黑的琴蓋上，滑亮亮的，這一刻，“窗明幾凈”這個成語忽然就從我的詞庫裏跳了出來。隨即泡上茶來🧑🏼🔧，一簇炒青，在開水裏慢慢散開，茶香裊裊，我喝了一口🧤❣️。為了談話的安靜，通往餐廳的門已經拉上，屋子裏只有我們兩個。老太太來到我的旁邊坐下🏧。老太太開年八十五高齡了🕐，嘴唇上淺淺地抹了一點口紅🫛，短頭發，本人比我照片上看到的來得清瘦，沒有我想象中的那種發福遲鈍的模樣。老太太耳聰目明，一舉手一抬足，看上去也就六十多歲的樣子🌿🧑🚒，那是詩在詩人身上起到的潤及靈魂的作用吧🙆♂️。一念至此🧑🦲☎️，我自己也被詩感動了。
房間開著暖氣。因為剛才步行了稍長的一段路，身上已經走暖。我脫下外套🧮，擱在自己的膝蓋上。沒有任何的拘束➖，就像面對一位鄰家長輩🙈。我攤開隨帶的小筆記本🤰🏼，拔下筆帽。我們的交談開始了。
三
我這次拜會鄭敏先生，原是為了解穆旦而來的，我想從那些與穆旦有過接觸的同行那裏，能夠了解到一個活生生的穆旦，一個活生生的詩人形象🦕，再參照穆旦詩歌文本交給讀者的形象，兩者匯合，來得出一個“我的穆旦形象”。畢竟，詩人全部的詩歌🤞🏿，集中創造的就是這麽一個詩人自己的形象，這跟小說家把自己的形象分散在眾多創造的人物形象中的創作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開門見山，鄭敏告訴我，對穆旦，她恐怕沒有更多的東西可以告訴我🥷🏿。我說，沒關系，只當我來看看你吧🥃♧。你的組詩《詩人與死》我非常喜歡👨💻👱🏻，我以為這組詩是九十年代中國詩歌一個很重要的收獲。鄭敏說，謝謝你，這樣認為。《詩人與死》是十年前（1994）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一組詩🐽，凡十九首。收錄在《鄭敏詩集》（1979—1999）裏，詩集我這次帶在路上，一讀再讀。我這樣說，絕不是虛言。這組詩的復雜與深度，後面我會談到👨👩👦🍫。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錚，曾用筆名梁真，祖籍浙江省海寧市袁花鎮，出生於天津👧。現代主義詩人、翻譯家🧑🏽🔬。
穆旦與鄭敏🚹，曾經都是西南聯大的學生。穆旦生於一九一八年，比鄭敏長兩歲，他是參加了聯大長征的學生➾。穆旦寫詩很早🦸🏽♂️，南開中學時就是學校有名的小詩人了，聯大期間不僅參加幾個文學社👨🦳，其詩作不斷發表在昆明的《益世周刊》《中央日報》甚至香港的《大公報》等副刊上，已經是非常著名的新詩人。穆旦一九四〇年七月聯大外文系畢業後留校任助教，隨後就去參加遠征軍做杜聿明的翻譯去了。鄭敏一九三九年跨入西南聯大，她就讀的是哲學系。鄭敏在《詩歌與哲學是近鄰——關於我自己》一文裏回憶說：“當時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馮友蘭先生的人生哲學👃，湯用彤先生的魏晉玄學，鄭昕先生的康德和馮文潛先生（按，馮至的叔叔）的西洋哲學史。”鄭敏詩歌創作很早🔩，文學的啟蒙也是在中學🚜，進入聯大後，因聽馮至先生的歌德👩🏿🎨，同時讀到了馮先生的詩與翻譯的裏爾克作品🛴，她發現了這位德語世界的大詩人🏷，從此走上詩歌創作。裏爾克的影響一直持續到鄭敏的晚年，十九首《詩人與死》的寫作🍪，明眼人一看，就會發現裏爾克《獻給奧爾甫斯十四行》那種抹不去的影響🧗🏼。
按理，鄭敏與穆旦在西南聯大有所交集，但🍃，老太太明確地告訴我𓀔，她與穆旦在聯大“根本沒有見過”。她歸結於“我不是外文系的”，“他那時在緬甸……我四八年後到美國去了”。
但就在鄭敏去國之前🦫，他們見過。那是在南京，時間應該在一九四八年的上半年💺，穆旦南下，到上海（主要去巴金蕭珊夫婦家）路過南京吧，由楊苡帶去👇🏿👲🏽，鄭敏說“來看過我兩次”🏋🏼，老太太笑著告訴我：“他（穆旦）還沒有結婚，從北京去南京辦事吧，在咖啡館裏見了一面，五分鐘都不到。也沒有仔細地談詩。”
兩年以後🧑🏻🔬，鄭敏撰文《再讀穆旦》（2006），回憶她與穆旦的這一次見面：
他請我去新街口喝咖啡，我們談到了晚上♨️，聊了很多對教育和詩歌的看法。我意識到他是一個個性很鮮明🌌、很有歷史感的年輕人🤷🏿♀️，這在二戰後的中國，是一種優點⏮👼，但是當歷史正在選擇道路時，個性強的個人的處境🦧，往往並不如所想的那麽容易。
“五分鐘不到”和“談了一個晚上”，這裏，兩人見面的時間📨，回憶時有所出入🚴🏼♂️🤛🏽。但，鄭敏跟我談到的對穆旦的印象，並無多大的區別。鄭敏是學哲學的，長於分析，他給我講述的穆旦是這樣的：穆旦在南京住趙瑞蕻（聯大同學）楊苡夫婦家🐷。他人很特別📖，和他的詩一樣特別。他就像個詩人。他說話非常直率⚱️🧑🏼🏫，整個行為也非常直率，讓人吃驚。一般人在不是很熟的時候🏈👳🏽♀️，說話總有所保留，穆旦不是，他是想什麽就說什麽。五十到七十年代👨🏽🦲，他這樣的性格，很難保護自己，所以他後來的經歷非常不幸✦。這樣的性格也縮短了他的生命。這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話題，談到這裏⚓️，老太太回顧神來問我幾歲了🍖，我如實相告👩🏻🦱。老太太誇張地說，完了🧑🏽，你不會知道。我報以微微一笑🦻🏿♠️，沒有打斷她的話。老太太笑著看著我，停頓了一下，最後說，歷史沒有寫下來，歷史只寫在活的人的心裏。
因為我的追問🌥，鄭敏談到了穆旦的私人生活6️⃣，在她的印象中🎒，穆旦的感情生活是很豐富的🧏🏻♂️3️⃣，在西南聯大的時候，在一個又一個的人生階段裏，穆旦的感情波動很大。我插了一句，問那時候穆旦是不是女朋友很多，還經常換。老太太說不是。她的意思我後來明白了👩🏻🔬，她想告訴我的是👉🏽🛣，穆旦渴望愛情，他談女朋友，散掉了，不得不重談一個。穆旦後來的妻子周與良，鄭敏還記得是林徽因等介紹的。穆旦在南京住了一段時間（她說記不得了🧛🏻，可能是半年）後🍃，很快就回去跟周與良結婚了。
無需過渡，我們很自然地談到了穆旦的詩歌。鄭敏認為穆旦詩有非常突出的強烈的感情🙅🏽♀️，是一種拜倫式情感的強烈和法語詩歌的凝練這兩者的結合（我並不贊同這種認定）——這也使得穆旦在九十年代被重新發現了👩🏿🏭。鄭敏承認🛏🏧，穆旦的詩歌文本很有想象力，但他的特殊的語言風格也只有他來寫👰🏻，他的路也只有他去走。作為詩人，鄭敏看重語言🗽，認為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漢語語言比起白話文草創階段已經變得相當復雜了，穆旦創造了一種歐化的漢語詩歌語言📹。有意思的是🧚🏻♂️，我後來看到鄭敏在《詩人與矛盾》一文裏，以歐化的語言分析穆旦的語言特征：
穆旦的詩充滿了他的時代，主要是四十年代，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所嘗到的各種矛盾和苦惱的滋味🔽☕️、惆悵和迷惘，感情的繁復和強烈形成詩的語言的纏扭👩👧，緊結……穆旦的語言只能是詩人界臨瘋狂邊緣的強烈的痛苦、熱情的化身🤷🏽。它扭曲🍡，多節，內涵幾乎要突破文字🧔♂️🥁，滿載到幾乎超載➞，然而這正是藝術的協調🛠。
一九八七年，在紀念穆旦逝世十周年的紀念集《一個民族已經起來》中🥚，收入了鄭敏寫的這篇《詩人與矛盾》🈳。她主要從結構上分析穆旦詩《春》和《詩八首》的技藝📀。這從另一個方面可以看出⚗️👩🏫，鄭敏對穆旦的了解其實並不那麽深，缺乏回憶的細節，退而求其次，她就以剖析詩歌文本的方式來迂回曲折地紀念自己的同行。當然，鄭敏除了創作、翻譯，評論也是她的特長🌲。藉此，她不獨對穆旦，也對全體九葉派詩人所處的時代做出了一個總的評價，那就是：“穆旦在四十年代寫出的這類感情濃烈、結構復雜的詩，說明中國新詩發展到四十年代已經面臨豐收和成熟。”
這一年👛，鄭敏還為穆旦寫了一首詩與思結合的作品——《死了的強者——穆旦逝世十年紀念會》。其中有這麽一行：
我們努力說，卻永遠說不清🧔🏽。
20世紀40年代末的鄭敏
四
撇開穆旦，我發覺詩與現實才是我們之間共同的話題📮。因為鄭敏的九葉派詩人身份🧑🏿🏭，我順著她的思緒談到了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詩。老太太果決地說，這些詩被活埋了（按，我後來在《遮蔽與差異——答王偉明先生十二問》中看到了她同樣的比較詳細的表述：“‘遮蔽’這兩個字還不太合適，應該說被埋葬🙅🏻♀️🕧，也可以說是把我們當作舊時代的殉葬品給埋葬了。”）。但那是一個存在。四十年代👨🦽➡️，中國站在西方民主陣營那一邊👕，知識分子也有一個服務於抗戰的共同的歷史背景。而戰爭也迫使封閉的中國社會開放，融入英美主導的國際社會🏄🏼，這樣，英美風格的詩歌就更多地進來了，他們聯大那時就形成了一個現代主義的詩歌潮流。這個觀點💇🏼♂️，其實在她的談論當代漢語詩的一篇長文裏已經表述過了，那篇文章在談到四十年代的現代主義詩歌時，鄭敏毫不含糊地說👘：“中國的現代主義真正進入創作的成熟，而且留下自己的足跡的是四十年代，這裏有歷史的因素，文化素質的因素。只有當第二次世界大戰迫使中國和世界產生了文化的血液循環時才可能使中國新詩發生這樣一次震動。”又🧛🏽♀️：“世界二次大戰迫使中國向世界開發，成為民主陣營中的一個重要堡壘，因此與世界文化的交流也達到高峰。”鄭敏當然也講到了一九七九年九葉派開會的事，告訴我，那是曹辛之和陳敬容寫信給她，她才去王府井參會，開黑會似的，還擔著心呢。但曹辛之有政治嗅覺🙋🏼♀️，感覺到了中國正在發生變化的氣候。鄭敏講到了九葉派在詩的語言上與當時的主流詩形成的一個極大的反差，在這之前——她含蓄地說——只有主流的詩，沒有非主流的詩——現在是非主流一下子介入了現實。
一個早在四十年代就寫下《金黃的稻束》的詩人，後來卻有三十年時間不碰詩🌺。“九葉”（事實上是八葉🙌🏿，穆旦一九九七年去世🧭，此時已去世兩年）在王府井聚會之後，鄭敏恢復寫詩，她寫下的第一首詩的題目就是“詩呵，我又找到了你”，儼然夢中醒來的感喟🎉。此時🏄，詩人發覺找不到詩的形式了，於是寫了《尋覓集》👖🍊；因為一九八五年後👨🏻💼，在大學教美國詩，就寫了《心象集》，接受了超現實主義。我們隨後談到了羅伯特·勃萊等超現實主義詩人。沒錯，鄭敏不僅很早就翻譯了羅伯特·勃萊的詩👫🏼，還翻譯了一篇我一讀再讀的勃萊的詩論——《尋找美國的詩神》，當面聽到這樣的敬意，老太太顯然有點驚訝𓀅。這種驚訝🦅，毫不掩飾地從她富有表情的臉上綻放出來了🦧。
鄭敏深入地研究過美國詩💨，比如🤦🏿♀️，她一再地提到紐約派詩人阿胥伯萊，評價很高♨️。在談到今日中國詩壇泛濫一時的口語詩時🚟，老太太笑著看著我——她拿我打起了比方，來比對我們現在的口語詩和美國七十年代的口語詩的不同——她開始隨口陳述詩的內容——比如🍱，今天有個人來，我們談了詩……我們的口語詩寫到這裏就完了🧏🏻。但美國詩不👪，它接下來還會有某些暗示時代問題的句子。老太太批評我們的口語詩寫得太實了🫃🏼，缺少美國口語詩的虛的那一部分🪦。“美國詩🚠，”她說，“寫實是為了寫虛🤜🏼，寫完後讓人看到一個人的靈魂。”
經由美國詩，我們又回顧頭來談中國詩🤼♀️。八十五歲的老人，思維敏捷，言辭還不乏鋒利。她認為🤸🏻♀️，中國新詩並沒有建立自己的傳統。她說她的十問（此處我聽不分明，可能就是回答王偉明先生的十二問）激怒了很多人，但，她是作為一個詩人提出這些問題的。言下之意，她是非常嚴肅地來探討中國新詩存在的問題的。比如👩🏼🍳，她接著舉例給我聽：你根本沒辦法教人家學習新詩。新詩的詩學也沒法教，新詩的分行沒有定規🧖♀️，新詩的音樂性也沒法談。不像古典詩🧑🏻⚕️，有一套程式，可以拿到課堂上去教去學。另外，漢語詩歌的特點到底有沒有形成🤟🏻？漢字的豐富性又怎麽發揮？這些都是問題。確實是問題，我補充著談了一些，我說，現在連詩行中間或尾部的標點符號到底用還是不用，也都還沒有一個定規呢🧖🏿🚵🏼。
鄭敏這幾年特別關心新詩與傳統的接軌🧙🏽♀️。對漢語的特點有所研究。“找回漢語的靈魂”幾乎成為她晚年詩學的一個集中表達🎅🏼。去西方兜了一圈，她開始重視中國古詩的境界來了🧑🏽🔬。現在她每天讀一點《論語》，盡管她沒有寫古詩，創作的詩歌也仍采用西方詩的形式🤿🤸🏽♀️，但，她希望自己在研讀的古書中找到古人超前的智慧👦🏻。這方面🍐，我引述穆旦的經驗提醒她，穆旦晚年在給忘年交郭保衛的信中♎️，曾經不無沮喪地說過這麽一句話：“我有時想從舊詩獲得點什麽🧖🏿🧕🏼，抱著這目的去讀它🌁，但總是失望而罷😼🧑🏿🔬。它在使用文字上有魅力，可是陷在文言中，白話利用不上📛👩🏻🎤，或可能性不大🌞💆🏿。”穆旦非常清楚，古詩中的形象🐨👃🏼，太陳舊❎。古詩中陳詞濫調特別多，鄭敏在自己的訪談中其實也已清楚地表達過了這種謹慎🛼。
這個下午，是在密集的談話中過去的🐱。和老太太的交談🏋🏿♂️，是我這一生曾有過的快談中非常融洽的一種。我這不是采訪（關於穆旦的采訪已經完成）👩🏽🔧，我也沒有錄音🤚🏻😻。我們是完全敞開了心靈在作著對等的交流😺。我剛到她家時給她看的鄒靜之老師的那封介紹信寫在我的詩稿《北冰洋的禮物》的背面，順便也請她翻過來讀了我的這首詩🧝🏽♀️。交談到這個時候，她突然停下了，有所期待地說🥞🍍：“我喜歡看比較多的詩💫，我只看了你一首🏉。”她的眼神告訴我，她想再讀幾首我的詩。可是🟰，很遺憾，我昨天去詩刊社，將稍稍滿意的一組交給了雜誌社的李小雨老師（次年，冠以《愛情筆記》的這組詩發表在《詩刊》第二期《每月之星》欄目），但我還是很快翻出了《最近二十年》《鋤頭與肖像》兩首遞給她。這是小五號字的打印稿👰🏿。老太太不得不摘下老花眼鏡，湊到眼前，幾乎是貼著A4紙在讀🚣🏽♀️，安靜🕵🏿，凝神，細致🐬，這麽認真地讀詩👂🏻👨🏽🍼，發生在從西南聯大走來的一位老人身上，很少見。老人對於詩的熱力，就這樣聚焦在這一時刻🧑🏻🦼➡️。
我記得她讀完《北冰洋的禮物》時曾問我：現在這樣的寫法很多吧👩🏽💻？我的回答是不多📦。這次她對《鋤頭與肖像》感興趣了💫，她快讀到這首詩的結尾了，自言自語道👍🏻🧙🏼：一首詩的結尾很重要，好的一個結尾能提升一首詩。我提醒她，《鋤頭與肖像》之類的詩是發表不了的，所以也沒給刊物👃🏼，也不想為難編輯🤟🏼🐏。忽然👨🏻🦱，她停下閱讀，看著我👨🏽🏭，說：“你得做得隱蔽一點。”我讀過老太太的詩集，知道她前幾年寫過《流血的令箭荷花》《開在五月的白薔薇》以及《給失去哭泣權力的孩子們》《每當我走過這條小徑》等好詩👵🏿。我忽然理解了她，也理解了她的“隱蔽”的詩。
交流中📃，鄭敏非常想了解今日詩壇以及我們這些年輕詩人的情況。她一再地問我。她甚至問我現在我們是怎麽進行詩歌交流的。我不知道她關不關註網上的詩歌論壇💂🏽♀️，只是告訴她，網絡交流現在非常方便，我們有時會把寫好的詩放在網上🌈。不過，網上作品🔤🚶♂️，數量大，好詩並不多🆖。老人家給過我郵箱，她大概只利用網上收發郵件的便捷，不曾瀏覽網上風風火火的詩歌論壇👆🏽。
整個下午🏋🏽♀️，兩小時四十分鐘🦒，要麽她談👳🏼♀️，要麽我說，幾乎沒有停頓。老太太也沒有喝一口水，精神好得驚人。我們談了穆旦💁🏻♂️🧒，九葉派👩🏿🔧，談了美國詩，談了對現代漢語的認識💏，談了最近她對詩的思考，談了教育也談了對古詩以及對中華文明的理解，其間還繞道五四，談到了我們視野中嚴重的文化自卑感。這種談話🫸🏽，我也從來不是被動地在談論，老太太興致很高，她談的時候，我聽。我那年三十八歲，血氣方剛，她有些觀點我不同意🌑，我就談我的看法。我談得也不比她少。我們實在是相互交談，就像兩個老早就熟悉的朋友，也根本感覺不到年齡的差異🏃🏻。老太太的一顆詩心，豐盈，自然而年輕。以她八十五歲高齡還在寫新詩的🧚🏿♀️，國中也僅她一人了吧。她成名甚早，可謂碩果僅存。其間我一再談到她了不起的一點，她還是一個在不斷思考現實問題的詩人🔏。她對社會問題🗿、哲學問題的關註遠遠超過作為詩人個體的問題🧐💨。這樣的詩人，太難得了。
而這樣的談話📬，簡直就是一種思維的樂趣了。所以老太太一再地抬頭看著我🧖🏼♂️，說：“今天真是怪事。”我知道，她所謂的“怪事”，是事先沒有想到，我這個小她四十六個年頭的晚輩，和她還能夠有這麽多共通的話談到一起去。
燕談之樂，是兩顆心靈——老靈魂和小靈魂有了“交通”（這是《聖經》裏的一個詞）🦃👵🏽，但“交通”的內容，有時候相當沉重🥜。我記得談到對中國文化以及中國文明的擔憂時，她停下來🌘，反問了我一句：“我們這樣說是不是太悲觀了一點？我是只剩下最後這幾天了😮，可你應該有一個系統的工程去做。”她認可我的方法——鼓勵我以我讀新詩的經驗去把那些活埋的詩人和他們的作品挖掘出來。
時值美伊戰爭結束不久👨🦯，老太太非常震驚於我們普遍的冷漠，寫下了《黑夜悼巴比倫》《喪鐘為誰而鳴》等詩歌。當然，最重要的是，她寫下了紀念好友唐祁的《詩人與死》——十九首獻給知識分子受難的詩。
20世紀80年代，鄭敏參加“荷蘭鹿特丹國際詩歌節”
五
詩寫到這個年紀，我曾問老太太，對詩的形式怎麽看👩🏼🦳，還重視不☪️？她很快接上話題，說她每寫一首詩，都在找一個新的形式。
言談間說到十年前她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詩人與死》，這裏的詩人，就是九葉派詩人唐祁。唐祁非常不幸地死去了。鄭敏從昔日詩友的身上🫷🏿，看到了一代人的受難史。組詩長達十九首🧒🏻💞，好像要完成一個任務似的，她每天寫一首，可寫完第十九首🚴♀️，她說她再也寫不下去了。我說十九首是一個好的數字↔️，不是有“古詩十九首”嗎🧈。老人苦笑了一下👨👦👦。
她說她在詩裏藏了一些東西。她也擔心讀者讀不出來。我以自己年輕的閱讀經驗告訴她，不用擔心，這個非詩的世界🙀，也總有一些知音讀者存在，並且👨🏻🏫♥️，每一個時代都會有這樣的知音讀者在成長，他們長大後，會非常仔細地來閱讀你優秀的詩歌文本🈶。他們會以深諳詩藝的經驗來解開你詩中的密碼♉️。我也談到了我的閱讀要求，告訴她像閱讀她這樣的詩人🏌🏻➕，會期待在她的詩歌中找到她的經驗🧙🏻♂️。而他們那一代人的經驗，正是中國的經驗↔️🔴。如果她這一生如此豐富的經驗不進入詩歌，那豈不太可惜了。聞聽此話，老太太很欣慰🧑🏿✈️，嘀咕道：“我還以為別人不會理解我詩中藏著的那些東西呢🧑🏼⚖️！”
鄭敏寫到了自己的經驗嗎♒️？那麽🧗🏼♀️，她的經驗是什麽呢？他的經驗👨🎨，我以為就是以一顆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感性而不乏理智地打量災難深重的二十世紀💪🏽。
這組詩，不僅有鄭敏自己的經驗，也有唐祁的經驗🎚，甚至還有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經驗𓀀。
《詩人與死》是一組復雜的詩👩🏽🚀📱。其實👮🏽♀️，它的形式、句式都不復雜。全詩采用裏爾克《獻給奧爾甫斯十四行詩》的結構。裏爾克的詩悼念一個小女孩的死💪🏻，鄭敏悼念詩友唐祁的死🧍♂️，這可能就是這首詩寫作的一個靈感的起因。鄭敏不僅引入了裏爾克十四行詩的形式🏂🏼😅，一生也在踐行裏爾克的現代主義詩歌觀念，這位德語詩人關於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的想法🏇🏿，鄭敏同樣無保留地接受了下來。晚年的鄭敏，因為高壽，看到的死亡也實在太多了🤙，她的關於死亡的分行也水到渠成般地多了起來🧑🏽🦲。作為一名思想者的詩人，或曰知識分子寫作🎩，鄭敏一直“好奇地想和（死亡）這種神秘經驗建立一種在世的友誼”👩🏻🔬。這使得她的詩與晚年的心態都顯得達觀🦹🏼♀️。穿透詩行間的隱喻🚶🏻➡️，我們讀到了她這一代知識分子歷經磨難之後對文化和文明的憂思和擔當🧙🏻。大概就是這種難能可貴的知識分子性格，在首都師範大學國際文化學院五月份召開的“鄭敏詩歌創作和詩歌理論研討會”上🏝，詩人西川把《詩人與死》中“發出與自己的身份相稱的呻吟”（按，詩的原文是“我們都是火烈鳥/終生踩著赤色的火焰/穿過地獄，燒斷了天橋/沒有發出失去了身份的呻吟”）稱為新詩歷史上最高貴的一行詩🦹🏼。
自從鄭敏重新寫詩的一九七九年以來，老人家關註現實🤦🏼♂️，反省歷史🎾，批判的鋒芒不時在她嫻熟的滿把大詞之間閃耀。她在她的分行中憂心忡忡地獻上自己的思考。隨著“晚節漸於詩律細”👮🏼♂️，一些更隱晦的涉及現實的詩，也“隱蔽”地挾裹在隱喻之中，這使得這個顫栗的老兒童，“在剝著宇宙的果殼”時，也還不至於損傷自己的指甲🦎。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感時憂世的⏫。當滿眼都是烏雲的時候，她會說▫️👩🏻🦼➡️，我們這裏總應該有所改變吧。詩人對未來也寄予了希望。當我開始抱怨我的小區看不到鳳凰臺之類的芝麻綠豆事🏄🏻♀️，她就說🦌，沒有理由不讓老百姓知道更多的事實啊🫔！
她給我帶去的她的幾本舊書上簽名👩🏿🦰，還開起了我的玩笑。寫好🦫，不忘交代我🧗♀️：“你得解釋一下，我這樣的題詞。我還真沒有這樣寫過🌄。”
她翻出穆旦逝世二十周年的紀念集《豐富和豐富的痛苦》，交給我🦹🏿♂️💬。讓我去附近的復印店復印了一份帶走。
她找來一個小本子，要我記下穆旦那遠在美國的大兒子查英傳的伊妹兒，關照我一定要跟他聯系上。
一個月後的三月十一日，我在嘉興收到老人家寄來的香港突破出版社出版的繁體版詩集《早晨，我在雨裏采花》💜。我電話過去表示感謝，她跟我說，那天談得高興🌗，忘了給我書了。我特別留意了一下詩集第二輯🧑🏽🦳，發覺輯名《心中的聲音》後面加了一只括號🌯，裏頭“未刊稿”三個字👨🏻🦲，我心念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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