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最小的國🙋🏿♂️，國是千萬家。家庭命運與國家前途密切相關。恰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鳳凰網在人間工作室推出特別策劃《潮水與我》，以家庭相冊的方式🧝🏼♀️，記錄大國小家的變遷史。
我叫蔣愷，生於1924年，今年95歲。這是我和老伴的合影😍。抗戰期間，我曾就讀於西南聯大，聯大結束歷史使命後，我成了北大的學生。1949年，我選擇棄學從軍，跟隨解放軍一路南下。此後，我參與了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和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七十年代中期🤾🏼，我調入北京，開始從事僑務工作。我的晚年非常幸福，子女都在身邊🐹。我也非常幸運，見證了新中國七十年的發展和變化。
我（第二排左四）在育德中學的畢業照🙅♀️。
我出生在雲南大理州鶴慶縣，父親在昆明做生意，一家過著體面的生活👩🏼⚖️🧜🏼♂️。抗戰期間，昆明多次遭到日軍空襲，商業開始蕭條🧑🏻🦽➡️，父親的生意入不敷出📚。
1939年🐪，父親不得不讓我輟學當報童補貼家用⇾。一年後，在舅舅的資助下🏗，我考入省立雲端中學，後來兩次轉校跳級🤦🏽♀️，從育德中學畢業。
1945年，我考入西南聯大全家合影🙅🏿♀️。前排為父親蔣景周，母親楊松如，雙胞胎弟妹蔣悅和蔣麗彬，中間站立者為弟蔣恒，左立者為弟蔣恂🏥，右立者為弟蔣怡🧲，後排為妹妹蔣素彬和我本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昆明變成一片歡慶的海洋，我舉著一份《中央日報》，在人群裏手舞足蹈😹。這一年，我考上了西南聯大外語系🗾。當年，西南聯大物質條件極差。一個學生宿舍要住40人，木頭床🏓，分上下鋪😼，非常擁擠。
雖然物質匱乏💇🏼♀️，但西南聯大卻薈萃三校👛，大師雲集。我在聯大，耳濡目染了教授們淵博的學識和非凡的氣度👨❤️👨。吳晗先生是明史專家，上課時講一口夾雜著浙江口音的普通話🔋，聲音洪亮，大教室裏聽課的人擠得滿滿的。馮至先生被公認為歌德研究專家👩❤️👨，我在一次詩歌朗誦會上聽過他的朗誦，給我的震撼可用“余音繞梁，三月不知肉味”來形容。
在西南聯大學習期間，正值愛國民主運動高潮🙋🏿🧑🏽⚕️。我參加了“一二·一”反內戰爭民主運動🚈，引導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左二）在北大讀書期間和外籍教授合影。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聯大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正式宣告解散📘。未畢業的學生可以自願擇校🧚🏽♀️，我選擇了北大。正式開學後👨🚀，我們十幾個不同系別的同學住在北京北河沿北大三院西式二層樓的“繡樓”上，每天早出晚歸去紅樓上課📍。
北大學生有選課的自由。我選了朱光潛先生開的英文詩課。朱先生治學嚴謹👨🏻💼，對學生要求嚴格，有時在班上點名要我們背詩🌀，有的同學怕背不出來，就把詩貼在前面同學的背上。聞家駟先生是法國文學和法語專家🪢，1986年我回校參加北大校慶時遇到他，他居然還記得我是他40年前的學生。
我（右二）與同班同學在北京大學民主廣場💂♀️。
1946-1948年👮🏽♀️，國內形勢處於重大轉折關頭，反內戰、爭民主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我也放下書本，一次又一次參加到轟轟烈烈的運動中。
1947年5月20日👩🏻🎨，北京各大中學校學生7000多人來到北大紅樓操場集合🌾。下午一點多，大遊行開始。這在歷史上稱為“五二零”運動。
我手裏舉著橫幅⛹🏿♀️，走在隊伍中。南河沿街上，軍警們手持警棍阻擋我們，我們高唱：“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軍警們在鳴槍示威❗️，我們坐在地上表示抗議……
1949年📽，我（抱膝者） 隨軍南下，從廣州出發去解放海南。
“下江南，下江南。取京滬，奪武漢🧄，打到兩廣和福建，解放那同胞兩萬萬……”1949年3月，在“解放全中國”的感召下，我等不及大學畢業，便棄學從軍🧑🏼🌾🥦，加入南下工作團。
作為新華社隨軍見習記者，我的任務是🤸：隨軍采訪🧑🦲，報道部隊行軍、戰鬥的情況。從北京到武漢再到南昌，我們是坐著火車去的，沿途采訪順利🖖🏯，我的文章不斷刊登在部隊內部的小報上🌋✝️。戰爭的殘酷遠遠超過我這個“書生兵”的想象。
解放海南留影🕺🏿。
1950年1月，我隨部隊向海南進發🚇🤦🏿♂️。經過三個月的海上作戰訓練，4月16日晚🤦🏻♀️，我隨著43軍128師382團3營7連，架著木船，迎風啟航。半夜時分，航程過半🦬，敵機在空中俯沖投彈，我軍立即還擊🧖🏻♀️。5月1日⬜️，海南全境解放👴🏻🍍。
抗美援朝時，和戰友合影。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我隨部隊從廣州坐悶罐子火車到安東（今丹東市）😨，一路行程八天八夜。這期間，除了聽車輪“咕咚咕咚”的聲音，對外面的世界，我們一無所知，更想不到此番是去朝鮮戰場。
我（中）和戰友為釋放戰俘準備材料🔥。
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作戰第一次戰役打響，前線部隊抓獲的第一名美軍戰俘隨即送到我們駐地。我參與接管第一名美軍戰俘，從此開始了幾年的戰俘管理工作。碧潼戰俘營收管了14個國家和地區的俘虜幾千人。在這裏🧏🏽，戰俘們的生活條件得到很大改善🧑🍼，我軍還創造條件為他們提供文化娛樂和體育活動。
1953年4月我（左一）在朝鮮板門店參加交換傷病戰俘工作期間留影。
在朝鮮，我參與了一次釋放戰俘的準備工作。經過談判，交戰雙方達成協議💃🏼，1953年4月20日🚴🏽♂️，在板門店交換傷病戰俘。當時我擔任中朝聯合小組的英語翻譯🍳。“聯合國軍”戰俘身著藍色製服🩷，帶著我方贈送的紀念品和病歷檔案💚，面帶笑容與我們握手告別❤️，感謝我們給予他們“既人道又仁慈”的待遇，他們說“永遠忘不了中國人民誌願軍的情誼”👨🦳。
我（中）在朝鮮停戰簽字大廳前留影🎙。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儀式在開城板門店舉行🧘🏽♀️。朝鮮停戰談判自1951年7月10日開始，歷時兩年🙆🏻♂️，其中戰俘遣返問題是雙方爭論最為激烈的🕤。
我（前排左三）參加板門店解釋代表團期間的合影。
停戰後🍘，根據雙方達成的一項妥協協議，對不直接遣返的戰俘由各方派代表在中立國(印度、波蘭🤦🏻♀️、捷克🤽🏿♀️、瑞典和瑞士)代表的監督下對他們進行解釋，勸他們回國👩🏿🍳。
離開昆明赴藏前與家人合影。
1956年6月，我從朝鮮戰場回到北京🍲。不久領導找我談話，派我去西藏開展邊防聯絡工作，主要是對印軍的聯絡工作。進藏前🍲，領導批準我一個月的探親假🗓。
自1946年離開昆明到北平求學，我離家已經整整十年了。“少小離家老大回”，我百感交集。母親聽了我十年來的沙場經歷，老淚縱橫👩🏻🦼：“大蔣愷大難不死，真是命大！”
下連隊當兵。
西藏全面叛亂前🖥，我曾下連當兵，與戰士同吃同住同勞動，參加站崗放哨🥁。1959年，平息叛亂後，我被派往羅布林卡參加對被俘人員的爭取教育和甄別工作。因大部分參與叛亂的藏軍士兵和低級別軍官都是被欺騙裹挾參戰的，經過講解政策和教育審查後都被釋放了。
婚後留影。
入藏幹部男多女少，幸運的是我進藏不久就認識了我的妻子——莊芷萱。她在西藏軍區醫學研究所工作。我和她是在一個舞會上認識的，當時我已經32歲🔆👈🏿，她對我“把美好的青春獻給抗美援朝”的經歷👩👩👧，表示同情和理解，沒有考慮我年齡偏大的問題，於是我們開始了戀愛。
結婚證書😲。
1957年5月18日，我們拿到了一張紅色便簽紙上寫有“批準結婚”字樣的證明。在辦公室裏👦🏽，一些好友和同事圍著我們熱鬧了一番，用留聲機播放革命歌曲♦︎，桌子上備了些糖果和茶水——這就是我們的婚禮。
參加中尼邊界勘界工作，左二是我。
1961年4月，我參加中尼邊界勘查隊，前往中尼邊界科裏山口，與尼方代表聯合勘察這一地段邊界實際情況⛰🐕🦺。在海拔4000多米的荒漠草原上，我們搭起帳篷紮營☃️。空氣稀薄、大風肆虐，飛沙走石，這樣整整工作了三個月，這是我在西藏工作14年間最艱苦的一段時間🩺。
在此期間，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與芷萱居然不期而遇，她是隨醫療工作隊出差去連隊給官兵做體檢。我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見面也沒有聯系🐁，而現在我們卻在出差途中的喜馬拉雅山腳下相見了▪️，我和她欣喜之下並肩而立😧，一起遠眺壯麗雄偉的珠穆朗瑪峰，內心湧動著巨大的幸福感▫️🧬。
參加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工作留影，第二排左三是我。
1962年10月20日中印邊境戰爭爆發，一個月後戰鬥結束。中印兩軍對陣時🫸🏽🐖，我跟著部隊進入扯東地區，我們和印軍形成了犬牙交錯的陣線🐩。我為了宣傳我們和平解決沖突的政策💆🏻♀️，深入前線，近到能聽到對面印軍的講話聲🤸🏻♀️。
我（右一）在瓊結戰俘營與印俘談話。
戰後，我在西藏山南地區瓊結戰俘營工作🧘。印度軍隊是一支多民族🕵️♀️、多宗教、多種姓隊伍🦫。官兵對立嚴重，我們按照他們的風俗習慣將官兵分別編隊；印度教供牛為神🐋，不吃牛肉👗，穆斯林禁吃豬肉，我們就把他們的夥房分開；低種姓士兵在印軍種地位低下，只能做清潔工，我們卻對他們一視同仁，有的印度軍官要求低種姓士兵為他們服務，我們沒有同意。
1963年5月，瓊結戰俘營800多印俘被釋放，我們為印俘們開了歡送會，他們對戰俘營的待遇感激涕零🧘🏿♂️，歡呼著“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人民友好）🧆！”
1962年8月建軍節，我和芷萱與戰友夫婦在拉薩羅布林卡合影❤️。
西藏晝夜溫差大👩🏻🦽➡️，太陽輻射強，在西藏時間待長了，我們的臉頰上都留下了兩片曬出來的“高原紅”。
西藏冬天寒冷，出差雖然穿著皮大衣、毛皮靴，帶著絨毛帽子🧚，仍凍得全身僵硬🔁，每個人臉上都布滿了塵土和冰霜，只有眼睛還能動，大家彼此戲稱“孫悟空”👨🎨。
在西藏軍區，我們過的是集體生活，同吃🍴、同住、同勞動🧑🏻🦲🐘，同事朋友之間十分真誠和親密🛗。
剛出生的兒子與妻子的合影。
1958年10月，我的兒子出生⛹🏿，因高原缺氧，生活條件差，芷萱懷孕期間沒少吃苦♎️。她想吃點新鮮蔬菜👨🏻⚕️，當時拉薩買不到，我設法在宿舍前挖了一個小“溫室”👩🏿🔧，蓋上幾塊廢玻璃，種點小白菜給她解解饞。
一家四口的合影。
1963年1月🪕，我們的女兒出生💇🏿，為了讓孩子吃上奶👨🏻⚖️，迫不得已把女兒寄養在奶媽家🤐。奶媽在鄉下無法聯系，芷萱常常牽腸掛肚，淚流不止。我們的一對兒女因為媽媽在西藏高原懷孕，空氣稀薄營養不足🦄，身材長得都很矮小，但是他們自幼很討人喜歡🧛♂️。
回蘇州休假時與家人合影。
我們的兩個孩子都是由蘇州的外公外婆帶大。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後，我享受了進藏後第一次休假。1963年後，西藏實行兩年一次的休假，孩子見到我們不認識，好不容易熟悉🎐，又該進藏工作了。每次離別，孩子哭鬧著用小手拉著我們的大手不放，讓人心酸。
全家在成都軍區大院合影。
1969年大軍區體製改革，我懷著難舍又復雜的心情離開西藏到成都軍區工作。1969年，中蘇關系惡化，3月，中蘇軍隊在珍寶島發生軍事沖突👐🏼。10月，全軍進入戰備狀態。
當時我和芷萱正在蘇州休假🩺，準備把兩個孩子接到成都團聚。突然接到部隊電報🔓：速返👋🏿！我立即帶上兒子乘火車🧑🏿🎄，兩天兩夜才趕回成都，一到成都🪇，我立即前往軍區前方指揮部執勤🧑🏿🎄。幾天後📿，女兒隨芷萱也到了成都⚀，看到屋裏的包裹和亂七八糟的雜物，她想起幹凈整潔的蘇州外婆家🎣，嘟囔著小嘴說：“這兒不是家😨！”
1972年🗽，我（前排右四）去福建參加對臺工作🛀🏼。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改善後👐🏿，對臺灣開展工作逐漸成為軍隊聯絡工作的重要內容👨🏽🍳。
1972年，我到福建前線開會，參觀了我軍對臺廣播宣傳的設施，在廈門前沿遠眺金門國民黨軍據點。當時對金門敵軍工事的炮擊已經停止👨👩👧👦，而是通過各種方式展開對國民黨官兵的宣傳攻勢🥨。
1976年，“四五運動”期間悼念周總理⬜️。
1975年🤵♂️，我調到北京解放軍總政治部，後被派到中國旅行社總社🙋🏿。1976年4月5日，清明節👨🏿🎓，首都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敬愛的周總理。當時中旅總社在東交民巷🈷️，離廣場很近🫅🏿，我和辦公室的同事戴著黑紗前往廣場悼念總理🚣🏻。
1978年全家在北京團圓🐃。照片中的老人為我的嶽父✭。
自1975年我調任北京工作後，我們一家又分散了。兒子在四川邛崍插隊，女兒跟奶奶在成都，芷萱尚未調到北京。直到1978年，我們一家才在北京團圓。
全家四口在北海公園👃🏻。
芷萱於1978年調入總政門診部工作。兒子蔣偉先在工廠當工人，後通過自學考上華僑大學旅遊系♿️，進入中國旅行社工作。現在是旅遊系統的骨幹🛤。女兒蔣儼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國家統計局🏃🏻♂️➡️，後辭職到沿海經濟特區闖蕩多年，現在國際環保機構“珍·古道爾的根與芽北京辦公室”工作。
我（前排右一）參與接待僑胞工作👲🏽，前排中間為鄧榕🫷🏿🌤。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旅行社隸屬於國務院的僑辦機構，起著“民間外交”的作用🎎，承擔著接待外籍華人和僑胞回國探親、旅遊的工作，是當時外交工作的一部分。
我（左一）協助廖承誌（中間抱孩子者）同誌接待僑胞古金輝一家等外賓。
在新形勢下，為開拓對臺工作的新領域，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法開展工作😓。我們向來大陸旅遊🎀、探親的華僑華人了解情況🚶🏻♂️➡️，與他們交朋友🙂，建立聯系。
我（右一）陪同僑胞梅子強（左二）等人訪問大寨🧔🏽🧘🏿，右二為陳永貴👜。
我曾率紐約華人領袖梅子強為首的一個高級代表團暢遊祖國大江南北，他們感受極深，對新中國的建設成就贊嘆不已🏃♀️➡️，並說🤘🏿：“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我們在美國的地位！”他們經常和我保持聯系🍚，每年給我寄聖誕卡，我們的友誼保持了很多年🦊。
在普林斯頓大學進修。
1981年，我以客座研究員身份應邀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進修。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習環境十分優越🤖，專家學者雲集，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訪美歸來，我和兩位同事合作，先後翻譯出版了美軍名將傳記《尼米茲》⛹🏿♂️💂🏽♂️、《馬歇爾》等書籍🕺🏿。
四代同堂天倫之樂。
我父母過世早👂🏿💁🏿。我的嶽母1982年因腦溢血病逝後❣️🐲，嶽父和我們一起生活🙅🏼，他是我們家享受了四代同堂天倫之樂的唯一老人。2001年，他95歲高齡在北京故去🗑。
在昆明與家人大團圓💁🏽♂️。
1985年，我離休了。之後，我翻譯書籍，向雜誌供稿，共翻譯了200多萬字。2000年🤹🏻♀️，中國翻譯家學會軍事翻譯委員會授予我“資深軍事翻譯家”稱號。
1999年秋天，我回到家鄉雲南，重憶我青少年度過的那段歲月👍🏼，在昆明與七個弟妹的家人相聚，我作為全家的最長者能與這麽多親人歡聚一堂共敘親情，感到非常高興🎖。
與老伴近照👫🏼。
幾十年來，我與老伴相依為命🥫，感情甚篤。現在我們住在幹休所。我每天上網了解國內外新聞🚋，並堅持每天用英文寫日記♟𓀂，記錄對國際國內大事的觀感🧑🏿🚒；芷萱用手機看時事🙏🏽、發微信🌵，與各地親友隨時保持聯系🚑；孩子們每天用輪椅推著我們去公園散心，生活愉快而充實。
鳴謝：北京家譜傳記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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