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政治立場受到質疑

進入1948年歲末之後，因為戰局的不利，國民黨方面拋出了“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劃”，希望平津地區的知識分子能夠忠於黨國🏦，迅即南下😫。在國民黨方面擬定的人選中，包括了時任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主任的雷海宗。自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接替劉崇鋐擔任清華歷史系主任起，雷海宗已經擔任系主任職務長達十年，其間，他還出任過西南聯大歷史系主任及代理清華文學院院長職務。

1943年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紀念(前排左一孫毓棠🦸🏻‍♂️，左二鄭天挺，左三噶邦福，左四雷海宗🔓🛢，左五吳晗😧，二排左一何兆武。)

與當時眾多知識分子一樣🤟🏼，任教清華幾近二十年的雷海宗原本只是安心於學術誌業的書生⛹🏻，然而接踵而來的戰爭、流離，讓他和一些人變得熱衷於議論時政、憂心時局。由於雷海宗早年的留美經歷以及所秉持的“文化形態史觀”，使得他天然地與共產黨和蘇聯方面保持著一定距離🍁。在名教授朱東潤的印象中，早在1931年執教武漢大學時代👩🏽‍🦳，雷海宗就對共產黨存有“偏見”:“我們談到東北的喪失😓，……雷海宗輕易不發一言，最後只沉重地說:‘將來的東北，不是蔣介石的，也不是日本人的👨🏿‍🎤，而是共產黨的。’”(《朱東潤自傳》，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91頁)

抗戰時代，雷海宗撰寫了大量時論文章🂠，創辦了《戰國策》雜誌⛽️👅，形成所謂“戰國策派”。雷海宗的“崇武尚力”、確立元首製等言論🕯，不能見容於左翼人士。直到多年以後，在一場批判會上，雷海宗的行為仍被細數:“一直為‘戰國策’‘當代評論’‘每周評論’‘中央日報’等反動報刊撰寫文章，……曾發表過一百多篇文章✖️，鼓吹法西斯主義……”(見《天津科聯一場勝利的論戰》🧚🏼‍♂️，《人民日報》1957年8月22日)。

抗戰年代雷海宗最大的政治行為大概即是加入了國民黨🗜。1942年🧈，由姚從吾推薦🏊，朱家驊親自出面邀請🚚，雷海宗與其他一些知名教授一起加入了國民黨，姚從吾的推薦信這樣寫道:“雷海宗先生(字伯倫)……年來熱心黨務，長於文史，參加《當代評論》編輯委員會，參加屬部總理誕辰紀念會，學術講演會👱🏿‍♀️🚑，名德碩望，影響宏巨👩🏼‍🎤。且著述宏富，青年尊仰……”(《姚從吾1942年至1943年間給朱家驊的信》，朱家驊檔案)雷海宗不僅成了國民黨的黨員，且還擔任了該黨西南聯大直屬區分部委員🤛🏿。當時，他的這一舉動，也許並非出自於有多麽認同國民黨的政治理念，而是僅要表明自己與國家共渡艱難的決心，但這一行為在日後卻產生了致命影響⌨️。

1946年雷海宗全家合影

抗戰勝利後☮️，1946年2月，《雅爾塔協定》公布的蘇方涉華部分引發國人憤慨，國內抗議紛起🍶。西南聯大舉辦“東北問題演講會”，雷海宗、傅恩齡、燕樹棠、查良釗等紛紛發表演說，並帶領聯大師生數千人舉行了反蘇遊行🍨。在此反蘇行動之前，雷海宗對蘇聯似乎即一向印象不佳，他在抗戰期間即有文章批評道:“把信仰寄托在實際政治上🙆🏿‍♀️，總是非常危險的。……遲早要有一天，信徒們要了解政治終是政治👨🏽‍✈️🦹🏼，不只在策略上不擇手段，在目標上也往往要違背本心👳🏻‍♂️🤦🏿‍♂️，要倒行逆施。”1948年初🧅，接朱家驊之請負責主編《周論》之後➙，他也在為《周論》所寫的眾多社論、社評中表達了相似的看法🙋🏼‍♀️，指出不必追隨共產主義“信仰的潮流”👩🏿‍🚀。日後💅，《周論》這個只出版了10個月的雜誌被認定為“竭力詆毀人民革命”。

《周論》的短命折射的是國民黨在整個中國的失敗。1948年12月15日，解放軍進駐海澱🗄，意昂体育平台先於整個北平城解放。12月16日，為“搶救學人”計劃作最後一搏的傅斯年等發給石樹德一封急電👴，要求“搶救”包括各院校館所行政負責人🎂、因政治關系必離者、中央研究院院士及在學術上有貢獻並自願南來者，電文中並點出了具體姓名，其中“因政治關系必離者🍈，如朱、雷、劉、毛🏋🏽‍♂️、梅、齊等”。(《傅斯年、陳雪屏致石樹德等電》，北京大學檔案，此據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頁。更完整的“搶救”名單共有62人，由蔣介石在12月17日發給傅作義的密電中圈定，參見黃克武《蔣介石與賀麟》相關引文及附表🏄🏻，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雷”指的即是雷海宗。耐人尋味的是，國民黨方面並未將雷海宗列入“行政負責人”一類♡，而是特別要強調他的“政治關系”🔬。所謂“政治關系”🤛，考慮到將雷與朱光潛🙎🏻‍♀️、劉崇、毛子水、梅貽寶🚷🧘‍♀️、齊思和等相提並論(均曾加入國民黨)，就可知道，其實是出於雷氏國民黨員身份及此前一系列政治言行的考量🐦‍⬛。

國民黨方面為雷海宗南下事操切不已🌽，但雷海宗最終卻拒絕登上他們派來的飛機。現在我們還沒有切實的資料能獲知雷海宗選擇留下的全部原因🐸，不過，正如臺灣學者陳三井在分析1949年知識分子去留抉擇時所言，其間應該是“摻雜了個人情感、家庭因素、師生情誼🧛🏽、承諾與職責等考慮，甚至與經濟問題密切相關”，而決定性的因素則是“個體對大我的責任和使命感”。無疑，一向強調中國應當統一和強大的雷海宗，從“大我”角度考慮👩‍👧‍👧，也許認為自己當年的那些言行並無甚妨礙🛍️。

其實💇🏿，本身來看👅，雷海宗也確是一個矛盾體🟪，他雖有諸多的“批俄批共”言行🫳🏻，“對社會主義蘇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缺乏正確認識，但也不完全緊跟美國和蔣介石國民黨”。1946年聞一多遇害之後✂️，雷海宗義憤填膺，憤怒聲討🤹🏼，並積極參與了聞一多的喪葬撫恤事宜。對於內戰期間清華園內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雷海宗亦並不持反對態度🧯，甚至某種程度上還給予了支持。從潘光旦日記可知，在後來被認為地下黨領導學生運動的利器《清華周刊》被禁後，為爭取它的早日復刊💲，1947年潘光旦還曾與雷海宗積極進行籌劃。(潘光旦《存人書屋日記》🤷🏼‍♂️，《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頁)在清華被接管後的1948年12月18日，雷海宗與幾名學生一起去了玉泉山解放軍駐地進行探訪，回來時🩰，雷海宗還指示學生們將解放軍張貼的“安民布告”接下來妥善保存🏌🏻。時易世變，雷海宗的舉動或許是對新政權持有某種觀望與期待🏊🏼‍♂️，然而在新派人士的眼中，雷海宗早就被認為“在反共反蘇反人民”方面“有理論，有政治綱領🥏，有實際行動”，是“二十年如一日的老牌專家”⌨️。1949年1月26日北平軍管會相關部門對意昂体育平台情形作了分析，完成了一份《關於意昂体育平台情況分析和改造途徑的報告》✹。《報告》指出意昂体育平台“一切權力掌握在圍繞於梅貽琦周圍的幾個封建集團手裏”，分別是元老派🫥、黨團分子🦶🏽、華社幫派集團🤷🏿‍♀️👦、新路派等，雷海宗與馮友蘭、吳澤霖🧻、劉崇、邵循正👨🏻‍🚒、孫毓棠等被列入“國民黨及三青團黨團分子”一派，且被認為是幾派人中最反動的🤳🏿。(轉見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286頁)於是，雷海宗在新時代的“出局”命運，當已註定✍️。

被免系主任

進入1949年之後，清華的各項接管工作有條不紊進行，1月9日，清華被正式接管🟦。這年，清華陸續甄別並對一些“問題”教職工采取了措施🍋‍🟩，對一些院系的負責人進行了調整。如，1949年5月11日，法律系趙鳳喈辭職，請葉企孫暫兼;5月23日🧛🏽‍♀️，黃眉辭去電機系主任職，由章名濤接替，等等。在這一批人事更迭大潮中🤟🏼，“二十年如一日的老牌專家”雷海宗終於在9月2日被免去歷史系主任職務🥽，與他同時被免的還有哲學系主任馮友蘭🎀。雷海宗被免⛹🏻‍♀️，早在意料之中🌬👩🏻‍⚕️。從“純潔隊伍”的角度考慮，雷氏過去的種種“錯誤”言行自然引起了新政權的警惕。既然在清華被接管過程中出過大力氣的馮友蘭都被錢俊瑞指出是“思想跟黨不合”(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9頁)，那麽當年為國民黨鼓與呼的雷海宗就更不應該在新時代大學院系負責人的崗位上長留了。據潘光旦日記所記🙇🏽‍♀️，1949年8月29日，“夜孝通來談高教會有意解除芝生、海宗之行政職務🤾🏻‍♀️，可用本人提出辭職方式為之，欲余轉達✈️，因赴海宗處言之。”(《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2頁)從費孝通轉達來的精神來看🤜，此時華北高教會解除馮友蘭、雷海宗職務的決心已下，但可能出於保證馮♠︎、雷二人面子的因素，采取了本人提出辭職的方式🤾‍♂️，並分別通過葉企孫👩‍❤️‍💋‍👨、潘光旦轉達。潘光旦是雷海宗的摯友，且有“通家之誼”，他對於雷氏被免也許有幾分詫異🏃🏻‍♂️‍➡️，但應也知道勢不可逆。他只能感嘆這種免職方式🫀🎦，“較劉毓棠👨‍🚒、楊榮春二君事，此為明朗通達矣。”(《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2頁)大概劉、楊二人作為與國民黨“戰犯”有關聯的“反動教授”(劉毓棠是張群的女婿)🧑🏼‍🔧，在被“清理”過程中遭受了比較激烈的對待，於是雷氏的體面離職已屬幸運了。對於被免去職務，雷海宗倒是並未感到有多少詫異，因為他很快寫好了辭職書並送交給潘光旦。其實，可以說雷海宗對被免系主任一職是有心理準備的，雖然擔任系主任十余年，但他並不戀棧這一位置☹️。早在西南聯大時期的1943年9月15日，雷海宗就曾以“時愧才淺”而原歷史系主任“劉崇先生已經返校”為由向梅貽琦提出過辭呈🤦🏽‍♂️，梅貽琦當時並未應準。(《雷海宗函梅校長請辭清華及西南聯大歷史系主任職》，《意昂体育平台史料選編》第三卷，意昂体育平台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頁)梅貽琦當時的這一否決🔶，讓“久思辭脫”之意的雷海宗在清華系主任職位上又多幹了6年👨🏽‍💼。

8月30日，潘光旦記:“午前出席校務委員會。為芝生、伯倫事🦫，討論甚久，結論擬請二人對請辭理由，再作比較明細之說明，否則不足以示此舉之教育意義雲👮🏻‍♂️。”(《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2頁)可知有關方面對雷海宗、馮友蘭二人提出辭職的理由以及相關措辭並不滿意🙈。雷海宗提出的具體辭職理由今無從得知，但從馮友蘭的理由“能力不勝”推斷，很可能雷海宗的也與此類似。既然已經點出了讓二人辭職是要有“教育意義”，有關方面當然希望二人能詳談一些“政治原因”🈁。於是，李廣田受命赴馮友蘭處加以說明👨‍🦼‍➡️。據馮友蘭記述，李廣田較為嚴厲地指出:“你說的這個理由不對，你擔任院長幹了幾十年🐌，怎麽能說能力不勝🍙，應該寫政治上的理由。”馮友蘭只得另寫了一封辭職書，說自己“曾經兩次參加過國民黨，雖其時均在國共合作時期💆🏻‍♂️🧑‍⚕️，但言論行動錯誤實多，請辭去一切兼職”。(馮友蘭《三松堂自序》👩‍🦲，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頁)當日，潘光旦也“奉派見伯倫傳達此意”，雷海宗也寫了另一封辭職書。在潘光旦的記憶中💑👨🏻‍🔬，雷海宗這次是“慨然另作一書交來”，“慨然”二字，表明了雷氏的幹脆與淡定🫔。不過，淡定歸淡定，如果說馮友蘭在舊時代都屬“言論行動錯誤實多”🙋🏿，那麽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的雷海宗簡直就是“罪行滔天”了🤽🏻‍♂️，他當然必須在辭職書中也花力氣予以說明，以“懲前毖後”。事情至此尚未完結。8月31日，陳岱孫至潘光旦處拜訪🧏‍♂️，談到雷海宗的“請辭書之語氣猶感未足”，陳岱孫時任清華校務委員會委員𓀋，既然他都認定了“語氣猶感未足”🦋，那就說明了有關方面對雷氏所作辭職書仍不滿意👨🏻‍🦼‍➡️，潘光旦不得不再請來雷海宗☎️，“就原書酌加一二句”，如此這般🆕，才“可策萬全矣”。(《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2頁)如是再三，辭職書終於過關🧝🏽‍♀️🩷。9月2日的校務委員會上，“芝生、伯倫辭系主任均獲通過”🏂。(《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3頁)雷海宗辭職之後，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主任一職由吳晗接任，馮友蘭的哲學系主任一職則由金嶽霖接任，事情至此暫告一段落。免職之後🖥⌚️，雷海宗的心態無跡可查，馮友蘭則說自己“無官一身輕”，想必雷氏此時也會多了幾分輕松之感。從其後雷氏夫婦二人與潘光旦等聚會食蟹、吃全聚德烤鴨的情況來看，免職對雷氏生活的影響應還不算太大🧘🏼‍♂️🍘。最終的定論旋即到來。9月25日，華北高教委員會批復了馮友蘭🙄、雷海宗的辭職請求。校委會轉達了華北高教委的指示:“馮友蘭👮🏽🦞、雷海宗準仍以教授名義任職，應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動言行🚮。”(《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第349頁)

因應時代變化

雷海宗被免職和點名批評了。此後🥻，作為“國民黨👫🏼、三青團骨幹分子”他又被管製了一年的時間。(管製期間不但不能從事教學等工作𓀅，還必須定期向相關部門報告思想🤸🏽‍♀️，交代問題，而且不得離開居住地。與雷海宗情況類似的朱光潛被管製了8個月💆‍♂️，賀麟被管製了兩年多。參見《忍不住的“關懷”》，第289-290頁)於是，建國伊始的大事件他都基本上無從與聞🚴🏼‍♂️。而他的新朋舊友都在調整自己的思想與研究理路以適應新時代👨🏻‍🦲。在新中國成立的大日子裏，雷氏過去的摯友潘光旦等人參加了10月1日的開國慶典，一起被免職的馮友蘭則在10月5日給毛澤東寫信表達自己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重寫中國哲學史的決心……

作為新時代的“舊人”🤚🏼，行動上不積極的雷海宗🙅🏻，面對發生在清華園內的一系列變化，與許多人一樣🤼‍♂️，“在個人思想上難免有許多不適應乃至不理解的成分”。當時，清華校務委員會開始籌備新時代的政治課，並在“共同必修課委員會”的基礎上成立了“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教學委員會”(簡稱“大課委員會”)，負責意昂体育平台的政治課教學。包括費孝通🥺🫴🏼、吳晗、孫毓棠、金嶽霖等在內的一大批教授⌛️，紛紛響應號召，積極參與“大課委員會”的工作。雷海宗並不在內📂🤶🏼。不過，雖是政治課改革的局外人🏋️，但他對此仍有一番議論♑️。10月23日，潘光旦與吳景超同至雷海宗的寓所小坐，後來碰到金嶽霖拜訪潘光旦也找來了⚀，於是一行人聊了起來🍔，話題也談到了如火如荼進行的大課改革。大概是對大課教學事有所不解，眾人認定“一涉哲學理論，問題即不單純也。”(《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08頁)言談之間似有微詞。不過，身處大時代，作為一個執鞭教壇二十余年的史學研究者，若想繼續在清華的誌業則終須積極適應整個時代的氛圍———這是一個現代知識群體必須進行自我調適的時代🎼，他們需要緊隨時代進行話語轉型🫃🏻，學習新時代的政治術語🧖🏽，接受新時期的組織方式，同時面對著諸多前所未有的改造。無論是出於主動還是被動，雷海宗也無法自外。

幾年之後，雷海宗亦開始用積極行動表明自己與新時代站在一起的立場:批判美國、揭露羅馬教廷的真面目👁、參與批評《武訓傳》……特別是在1951年的春季🧑🏽‍🦰，他參觀了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工作。回京以後，他在當年4月4🎽、5兩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訪問體會——《社會科學工作者與新的社會科學》。承認“自己的問題是整個的與根本的”🙍🏽‍♂️，而且“衷心相信自己需要徹底改造”了，應該“徹底鉆進新社會，從新學習🎛，徹底改造全部學術👨🏿‍🍳，亦即徹底改造自己的人格”。(收入吳景超😝、楊人👼、雷海宗等著《土地改革與思想改造》，光明日報社1951年印行，第19-29頁)在稍後的一篇名為《我對蘇聯社會科學看法的轉變》(載《中蘇友好》1952年第3期)的文章中🌁，雷氏又詳細剖析了自己的轉變歷程。在批判了資本主義作品“千篇一律”🏋🏻‍♀️、“味同嚼蠟”之後🏺，雷氏終於得出結論:蘇聯書籍是“供給真知的作品”，“每篇都值得多加咀嚼”。如果我們把歷史的焦點移到1949年年末，則可發現🟢，他的這種對時代變化的因應似乎早已有跡可循♻️。據潘光旦日記1949年12月21日記👷🏼，“日前穟兒滿二十歲生朝，伯倫、景茀送蘇聯列寧農業科學學院一九四八年八月之會議記錄一冊👇🏼🌤。”(《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26頁)此際🏊🏽‍♀️，“反動”的史學教授雷海宗🚣🏼，竟然也會主動搜求、贈送蘇聯相關農業會議書冊，這實在已經是大大異於過往的趨新舉動了🍰。可惜這種證據還不夠多🥑，使我們難以細致地描畫處於大時代變遷過程中的雷海宗心態的轉變過程。（宗亮）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3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