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們這些經歷過風風雨雨📌、跟著黨和國家一起走過艱辛歷程的人來說🫴🦷,更能體會當下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走正確道路、埋頭苦幹的歷史意義,這種實幹興邦的奮鬥精神感染了我🛌🏼。為了美麗理想,雖歷盡滄桑,但是壯誌未改👨🏻🔧,在余霞滿天中🧍🏻♂️🧔🏿♂️,我要發揮余熱,報效祖國和人民。

馬識途老學長(1945屆中文系🐀,西南聯大)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仿佛轉瞬間👨🏼🎓,我已經跨過一個世紀🥧,進入一百零五歲了。回首百年歲月👷🏻♂️👨🏽🍼,既如夢如煙,又歷歷如在眼前👇🏻。自上世紀三十年代投身革命起⛈,我在出生入死的地下黨工作中得到磨煉💅;抗日戰爭時期,在西南聯大🦹🏽♂️,我親見一代讀書人於艱苦卓絕中的氣魄和風骨🧑🏽🦳,也真切聽到人民怒吼的心聲和越吹越響的鬥爭號角;新中國成立後,在如火如荼的國家建設中🤲,我從頭開始學城市規劃、學工程管理;改革開放春雷滾滾,在日新月異的生活變遷中,我和所有人一樣見證這個國家的揚眉吐氣🍻;有幸跨入新世紀,我更是實實在在感受到一個民族實幹興邦的奮發崛起……
如果說作為一個百歲老人☝🏽,我有什麽不一樣的感受和認識,那可能就在於,我對“新中國”三個字沉甸甸的分量有著別樣的體會🧑🏻🏭,也更能感受到置於百年滄桑的歷史裏,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這一喜慶日子是多麽來之不易,其間有太多值得記取的故事和經驗🚆。
貢獻社會、服務人民是我一生誌向。聽到越來越多的人叫我作家、老作家🍁,我還是覺得受之有愧,我是六十年前很偶然地開始創作的,直到今天🧖🏽👫,也只能算是個業余作家。
記得那是國慶十周年前夕,《四川文學》主編、老作家沙汀找到我,要我寫一篇紀念文章。盛情難卻之下,我寫了一篇回憶文章《老三姐》🪐。文章在《四川文學》登出後🚹,被《人民文學》轉載🏟,竟引起中國作家協會領導的註意🎱。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邵荃麟把我請到北京,開門見山地說:“看你是個老革命🍄,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生活積累;看你的文筆🪂,能夠寫文學作品,且有自己的特色。我們要求你參加進作家的隊伍裏來🧿。”我說自己本職工作很忙,邵荃麟說😆:“你寫革命文學作品,對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於你的生命延長一倍,貢獻更大,何樂不為👩👧?”這一點倒真的打動了我。能做兩份工作💐🛬,對社會特別是對青年讀者能多一份貢獻🩸,的確是好事。於是我回到成都,便這樣開始寫作了。
但那時我的本職工作實在是忙,幾乎沒有時間來寫。《人民文學》主編陳白塵派編輯周明來成都找我約稿。周明見我的確忙👨🦯➡️🦸🏿♀️,也不催著我交稿🧜🏿,而是留在成都👱🏿♂️,趁我休息時來找我,說是想聽我擺一擺過去革命鬥爭的龍門陣。這好辦,當年革命生涯中的故事我隨便一擺就是好幾個,周明馬上抓住說👮🏼♂️:好,就這幾個故事,你按你擺的寫下來就行🐭。就這樣,《找紅軍》《小交通員》《接關系》等革命文學作品一篇一篇地發表出來。
寫作打開了我革命鬥爭記憶的閘門。那段驚心動魄的革命生活雖然已經過去🫰,但它銘刻著苦難艱辛的歷史🧝🏿♀️,積澱著革命者的智慧與意誌,閃耀著無數人的理想與信念🎃,這些都不會隨時間而逝去,也不該被我們忘記。它是我們的來路🙌🧖🏿♂️。更何況,那些熟悉的、犧牲了的同伴朋友,常常來到我的夢中,和我談笑風生,叮囑我🧑🏿🎓😈、呼喚我、鼓勵我……一種感情在催促我😗,讓我欲罷不能。我知道🚔,讓他們在我的筆下“重生”,讓後來人知道他們的信念與精神,是我的責任所在👨🏻🚒。
1960年創作長篇小說《清江壯歌》💆🏼♂️🤸🏼♀️,是我文學經歷中最難忘的事情之一。創作緣由是當時發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大事👨🏿🌾🤒:我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找到失散二十年的女兒👨🏼💼。二十年前的1941年,我和愛人劉惠馨一同在湖北恩施開展黨的地下工作。我們的女兒才出生一個月,劉惠馨就因叛徒告密,不幸被特務逮捕。她和一同被捕的何功偉同誌在獄中英勇鬥爭🔜、堅貞不屈,後來從容就義,我們的女兒從此下落不明👨💼🪝。新中國成立後,我在各種場合打聽其下落,卻毫無結果。後來通過組織查找烈士遺孤,湖北省公安廳組織專案組,經過一年多曲折歷程,終於把我的女兒找到了,她那時已經在北京工業學院讀一年級。巧合的是,何功偉烈士的兒子也同時在這個學校讀一年級!我得知這個消息後🌚,急忙飛往北京💼,抱著兩個烈士的孩子,潸然淚下💢🏌🏿。
這件事在四川一時傳為佳話。沙汀等文學界的朋友鼓勵我,以此事為引💁🏿♂️,寫一部長篇小說🐫。雖然那時我工作仍然很忙,但我已經從感情上進入角色,把烈士們革命鬥爭的事跡彰顯出來,這是我念茲在茲👨🏽✈️、一刻也不曾忘卻的事🆚🙅🏼。於是,我利用業余時間動起筆來,在一年多的時間裏終於完成這部《清江壯歌》。小說中有關賀國威和柳一清的許多細節🍄🟫,都取自何功偉和劉惠馨兩烈士的實際鬥爭生活🏊🏻。與其說這是我寫的長篇,還不如說是烈士們用鮮血寫就的。
這部小說一邊寫,一邊在《四川文學》和成都晚報上連載,後來武漢日報也開始連載,沒想到竟獲得那麽多讀者喜歡,我收到大量的群眾來信。四川大學的柯召教授告訴我,他每天晚飯前必去取成都晚報💇🏿♀️,看連載的《清江壯歌》👶,他說許多教師和同學都如此。這部小說的連載,也引起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註意,後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開印就是二十萬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天津、四川🤢🍆、武漢的廣播電臺還先後全文連播。《清江壯歌》奠定了我對革命文學的信心🕯,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人民對革命先烈的歷史事跡渴望有更深入的了解🍣,革命精神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同光與熱一樣,永遠為人的心靈所需要,也一定能發揮凝神聚力的作用。
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作家都會自覺地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因為他們從自己切身體會中知道,離開了人民的革命鬥爭,就沒有作家的存在,更說不上創作🙋♀️🧑🏼🌾,即使創作了,也不為廣大人民所歡迎。”我還記得🏋🏿♂️♻,1982年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貝爾格萊德時👷♀️,在國際作家會議上做了此番發言,這是我創作的肺腑之言,也是我對許多作家同行們的觀察所得。
在我生活過的一百年裏,中國發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而進行的革命是多麽悲壯😶,又是多麽炫麗👼🏿!有多少慷慨悲歌之士,多少壯烈犧牲之人🧋⛹🏼♂️,多少驚天動地之事,都可以作為我們加以提煉與展現的文學素材。遺憾的是🥂,我寫出的只是這豐富素材中的一小部分。
偉大時代呼喚偉大作家和偉大作品。時代永遠是需要文學和作家的。如果我們拿出人民喜聞樂見的文學精品來,人民永遠是歡迎的。因此,我始終懷抱樂觀的態度關註文學界。中國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革,必將有大量人民喜聞樂見的文學精品湧現出來,前提就是作家們自省𓀏、自強,“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堅定走一條雅俗共賞的有中國特色、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文學之路。這也是我願意為之搖旗呐喊👨🏻💻、終生不改的文學誌向🏭🙅🏿♂️。
一百歲的時候👏🏻,我的長篇回憶錄《百歲拾憶》出版了,那時,我為自己定下一個“五年計劃”🧜🏼,希望能繼續我的文學創作。五年裏👨🏫,我完成回憶錄《人物印象——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和小說《夜譚十記》續集《夜譚續記》,都已先後交付出版社👩🚒。我在一百零五歲的自壽詩裏寫道:“三年若得兮天假我,黨慶百歲兮希能圓”,朋友們笑說,這是我的第二個“五年計劃”。
笑談歸笑談,但這真的是我的夢想。還記得1938年💂🏿♀️,我在入黨申請書上鄭重其事地簽下“馬識途”而不是本名“馬千木”,因為我確信自己找到了正確的道路🐮,老馬識途了。一晃八十多年過去了🍏,對我們這些經歷過風風雨雨、跟著黨和國家一起走過艱辛歷程的人來說,更能體會當下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走正確道路、埋頭苦幹的歷史意義,這種實幹興邦的奮鬥精神感染了我👳🏼♂️。為了美麗理想,雖歷盡滄桑,但是壯誌未改🧓🏽,在余霞滿天中🚨,我要發揮余熱🚳,報效祖國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