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追憶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錢三強先生的百年人生

1946年錢三強先生在巴黎居裏實驗室用依萊娜的高倍顯微鏡進行觀測。

1989年錢三強先生在家中的書房𓀖。

錢三強（1913—1992），原名錢秉穹，核物理學家👨🏼‍💼，我國原子能科學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

“他為創建原子能所盡了畢生精力，為國家的原子能事業作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反應堆物理🪪、核安全專家阮可強院士手中至今保存兩張北京往返莫斯科的舊機票。這兩張發黃的紙張記錄了1959年的一件大事：當時我國政府代表團去蘇聯杜布納參加聯合原子核研究所理事會大會🛀，團長是錢三強先生。

10月16日是世界著名科學家、我國原子能科學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錢三強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日𓀇。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裏，眾人追憶著先生身前的點點滴滴。

提前布局預為謀

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核物理學家於敏院士已是87歲高齡的老人。

52年前，從事原子核基礎理論研究的他被一次談話改變了方向。

1961年1月12日，他踏著積雪應邀來到時任二機部副部長的錢先生辦公室，先生秘密交給了他一項著手氫彈理論研究的任務。

“他對我說，我們現在正處在突破原子彈研製的重要時刻，中央指示🏂🏿，原子彈研製成功以後我們一定要突破氫彈研製🛞。”於敏後來才知道💁🏽，錢先生之前把他從北京大學調來原子能研究所，就是為了加強原子核基礎研究😏🤵🏽，然後通過氫核理論組做氫彈的先期研究。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成功爆炸，震驚世界👩‍⚕️。此時距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只有兩年零七個月。爆炸後第二天🟩，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寫道：“沒有哪個國家進展得有這樣快。法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比中國早四年，但是仍然沒有實驗氫彈……”

“這是多方合作的結果🫅🏽，但原子能研究所的預先研究很重要。”於敏說，氫彈是非常復雜的東西🥴，國內之前並沒有人做過🌧。然而早在1960年6月，錢先生就提出，氫彈是要以原子彈做引爆器🔧𓀇，但它與原子彈有不同的原理和規律👱🏼‍♂️，與輕核聚變反應有關的理論問題𓀜，需要有人先作探索🤶🏿，宜早不宜遲。事實證明，對氫彈原理的探索🛍，在氫彈研究的早期也不可或缺，先生的決定非常有遠見。

錢先生的科學預見性和預為謀的思想不止體現在氫彈研製上。

上世紀60年代初期🧑🏿‍⚕️，隨著蘇聯專家的撤出和蘇聯援建項目的停建🙅‍♂️，我國的原子彈研製工作遇到了極大的困難。處在特殊位置上的錢先生預出題目，調動精兵強將，主持了鈾同位素分離技術、點火中子源技術、鈈的提取和氚的生產工藝技術、燃耗測定方法等一系列關鍵技術的攻關。有人後來回憶說，“所幸的是👨🏻‍🦼🚴🏽，這些我們早就有準備了，是錢三強出的題目，出題目很重要🖕🏽。”

上世紀50年代，中子散射技術的重要性還沒有被大多數人認識到。然而早在1956年重水反應堆還在建設時，先生就註意到這個領域，積極推動與由王大珩擔任所長的長春光機所合作🛌，建設我國首臺用於反應堆上開展慢中子譜學和固體物理研究的中子衍射譜儀，成為我國中子散射研究的發端。

1978年，在先生的倡議和積極推動下，原子能所和中科院物理所開始了建設中子散射實驗基地的合作，經過6年的努力👨‍💼❌，在原子能院建成了包括中子三軸譜儀、中子四圓衍射譜儀🙋、中子小角散射譜儀等一批設備在內的我國唯一的中子散射實驗基地。

現在😣🔨，中子散射技術已經廣泛應用於材料科學、凝聚態物理🧩、生命科學、環境科學等領域，其重要性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同。

曾任北京串列加速器國家核物理實驗室主任的張煥喬院士至今記得，1959年6月初➰，先生借參加杜布納聯合核子所會議之機取道莫斯科參觀庫恰托夫研究所，對正在建設中的中子非彈散射譜儀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當即要求正在庫恰托夫研究所學習的他推遲回國時間⚖️，以掌握有關的技術。1960年他回國後，先生還特意安排了他專題報告了這方面的情況。

“在科技界浮躁之風時有發作🪀、急功近利成為時尚的今天，回顧這一段歷史是有重要現實意義的👦🧑🏻‍🦳。註重基礎技術的積累和積澱，提前謀劃布局布點，先生這種‘預為謀’的思想為現代的科技領導者們提供了深刻的啟迪。”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前院長趙誌祥這樣評價。

知人善用育人才

由於蘇聯背信棄義撕毀協議👳🏼‍♂️，撤走專家，中央決定自力更生開展“兩彈”研製。為解決人才缺口，先生五湖四海網羅人才，一大批科學家在此聚集📍，此外還在高等院校𓀆⤴️、科研單位調了一批專業對口或專業相近的科技人員，於敏就是其中之一。

對此，當年參加氫彈理論研究的理論物理學家何祚庥有一個中肯的評價，“調於敏來參加工作🧎🏻‍➡️，這是三強在領導氫彈理論研究方面作的重大決策。事實證明，這一決策十分正確。如果那時不是請於敏來參加這一工作，氫彈理論的完成，恐怕至少要推遲兩年時間。對科學人員🩸，‘知人善用’，這是三強擔任科學研究領導工作所特有的才能。”

於敏至今對從事氫彈先期研究的那段經歷記憶深刻，“當時先生已是副部長，管的事情很多，但他非常關心這項工作👈🏿。最初原子能研究所只有十幾個人做這項工作，他不斷挑選一些很優秀的大學生參與攻關🙋，最多的時候達到41人，大家齊心協力建成了很強的一個組🕷，做了大量的工作。”

時間已經過去55年🤾🏿，但曾擔任中國原子能院科技委主任的王方定院士依然對1958年的情形記憶尤深〰️。

當時二機部成立九局，調集人員開始了我國核武器的研究。為了盡快開展工作，九局從全國有關單位調集科學技術人員，派到對口的科研生產單位開展工作或接受培訓。從1958年至1963年的5年中🦢，被調到九局的放射化學技術骨幹和分配到九局的放射化學專業應屆大學畢業生，全部到原子能研究所實習🌃。

讓王方定印象深刻的是👨🏻，雖然自己當時只是一名年輕的化學專業的研究實習員🚴🏼‍♂️，但先生與自己單獨談話，詳細耐心地說明調動工作的原因和今後工作的內容。

“從這次談話中我感到了先生對快速發展我國核科學事業的迫切心情和對青年的信任🗾。”讓他認為“幾乎不可想象的事情”是，在工作中能受到先生親自安排、具體指導。

“先生對我說，居裏夫人的實驗室是一個工棚改建的，我們也可以建一座工棚實驗室♑️🚵🏻，這樣有許多好處，可以很快開始實驗，減少外界幹擾，任務完成後便於處理。這個工棚外表可以簡陋些，但裏面要盡量做得符合放射化學工作的要求。”王方定回憶說📗，先生在了解工作進程的同時，還及時地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工棚開展實驗後不久🐻‍❄️，當了解到因為原料不足，只能做微居裏量級的實驗時，先生將自己叫到辦公室，拿出大約十個盛著黑色粉末、約200毫升容量的石英磨口瓶，說：“這是我從法國帶回來的🏬，保存了十幾年一直舍不得用👨‍👨‍👧‍👧，現在給你們做原料🫳🏻，也是用到它最合適的地方了。”

徐銤院士至今記得👨🏻‍🏫，1961年進所不久先生和新同誌的一次講話，談的是在居裏實驗室工作和學習的情況：一進實驗室被安排的工作是洗瓶子，他認真洗了一遍又一遍4️⃣。居裏夫人非常滿意，問何以如此熟練和認真🧖‍♂️。先生回答說，在國內的實驗室鍛煉過。後來約裏奧·居裏夫人給先生定下博士論文課題，指導過幾次👲🏿。加上自己的努力📉，先生完成了博士論文。

“錢先生通過自己的經歷告訴我們🤜🏼，從事科學研究要記住兩條🍺：一條要認真🚣🏽、細心🖖🏻，哪怕是小事，輔助的事；另一條從事科學研究主要靠自己深究細研。”徐銤說，這席話直接影響了自己一生。

因為國家“兩彈”任務🚧，在原子能所裏💳，當時還是一線小兵的張煥喬工作崗位也被調動了，從中子衍射組調到裂變物理組。

“他知道我在蘇聯參加過中子裂變截面工作。”張煥喬回憶，1962年夏天的一個深夜，自己從院北區回宿舍，在南區三角地碰到先生在散步，對方關切地問起工作進展🫓➡️。

“我告訴他，我們剛測出235U裂變截面比國外僅有的一個數據大5%左右，似乎我們的結果可信📑。”張煥喬記得，當時先生說，“你們做科學研究，數據關系重大🐦🦐，要反復推敲🕰，一定要提供可靠的數據⛩。重要的數據不要輕易相信國外的🔩，他們也不輕易給的。要通過我們的工作👰‍♀️，相信自己。你們要抓緊工作🚄，要有緊迫感”🤾🏿‍♂️。

“個體”“集體”巧處理

談及父親對自己科研生涯的影響🐉，身為兒子的北京大學教授錢思進特別提及1992年父親去世前四個月給自己寫的最後一封信，信中談的是科研中的“個體”和“集體”的關系：“思進搞的是‘大科學’的部分工作👩‍👦‍👦，因此幾十人甚至上百人共同署名的工作也成為習慣了。但自己的工作部分仍是很重要的，因為缺了它🧝🏼‍♀️，整體工作的意義也會變得小了。這確實需要更多地了解‘個體’和‘集體’的意義。”

10月8日，201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揭曉，兩位早在1964年預言希格斯玻色子（上帝粒子）存在的科學家獲獎。但人類真正找到它卻是一個十分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去年7月4日，時隔近半個世紀😅，兩個大實驗國際合作組聯合宣布發現了它🈲，該發現被世界權威期刊《科學》於2012年底評選為全球重大的“本年度科學突破”之首。

發現希格斯玻色子這篇科學論文的作者有2000多名，錢思進是其中之一。

從1994年開始🍰，他開始參加了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大型強子對撞機）上的CMS實驗組。“能在過去18年裏直接參與到這一物理上歷史性的重大科學發現的艱苦進程中，我深感無比的幸運和激動。在紀念我的父親百年誕辰之際，我願意以此向他告慰🧗🏼‍♀️，並將繼續努力，在科學探索的道路上繼承他的遺誌，永遠走下去。”

張煥喬記得♾🔠，1962年2月和先生見面時，自己談到目前科學研究有單打獨幹的傾向。

“先生當時強調說🙅🏻，‘現代的科學研究都是規模很大的，搞原子彈氫彈不只是少數人奉獻🤳🏽，主要是黨的領導，大力協同🤛🏽，這是集體創造……任何時候🦹🏼‍♂️，科學研究都要大力協作，既要註意發揮個人才能，也要註意發揮集體的智慧🧚🏽，努力創新……”張煥喬說，這些教誨，自己牢記終身🧿。

事實上，先生一直倡導大力協同🪢✍🏻，並身體力行。

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後👨🏽‍🚒，西方媒體在震驚之余，往往想當然地去猜測誰是中國的“原子彈之父”🤞🏼、“氫彈之父”。對於外國媒體的傳言和猜測🧑🏻‍🦯，先生深感不安🦏，一直持反對態度🤹🏼‍♀️。他多次嚴肅地指出🚿：中國原子彈研製不是哪幾個人的功勞，更不是我錢三強一個人的功勞🙎🏼‍♀️，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錢先生對一位記者把他的作用比作“卵石”和“沙粒”表示贊同，他說，“作為一個老科技工作者，能把自己‘化作卵石🚣🏽‍♀️、化作沙粒，鋪墊在千軍萬馬奪取勝利的征途上’而感到高興、欣慰！”

在生活中🙎🏽👨🏽‍🎓，他同樣將小家看成大千世界的一顆普通“沙粒”，不搞特殊化。

1985年9月擔任原子能院院長後，孫祖訓曾向先生家中拜訪請教🌹，他至今記得🕵🏼‍♀️，“先生和何澤慧教授雖然是國際知名大科學家，但家裏卻相當陳舊簡陋，狹小的書房裏堆滿了書籍和科技雜誌🖖🏻。”

因為受家庭影響🏄，錢思進從小喜歡理科，插隊期間抽空自學的課程也主要是數學和物理。但是由於當時的社會條件🙅🏼，一直沒能接受正規的物理中等和高等教育。直到1976年底“四人幫”倒臺、文革結束🧑🏽‍🏫、恢復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統考製度後，才有機會試著報考科學院理論物理所的研究生。

“自從報名以後♻，父親就反復告誡我，這是公平競爭🚐，只能靠自己的本事，說情的事我們絕不會去做。”錢思進說，1978年夏考試揭曉後👼🏿🔞，自己雖被錄取🧑🏻‍🦯‍➡️，但入學成績並不理想。父親安慰道🤰🏼✋🏿：自學出身能考取還是值得肯定的🐾👼；但決不能由此松一口氣🧗🏼，要努力爭取更好的成績𓀊。經過一年的追趕，在第一學年期末考試中有一門主課考了那門課的第一名，父親聽了很高興，但仍提醒自己，從考功課到做科研還有好長的路，考得好並不一定意味著可以做好科研🙅🏻‍♀️，所以千萬不能放松。1980年出國攻讀博士學位前🦷👦🏻，父親的態度還和以往一樣：“我們絕不會為你提供任何方便的👃🏻。如果你自己願意並有勇氣去申請國外學校的獎學金，我們也不反對。還是希望你做好兩手準備：國外學校錄取了，就去；不錄取，在國內攻讀學位也很好，國內不少導師的水平一點兒也不比外國的差。”

錢思進說，在自己整個學業和工作過程中，父親的教誨和榜樣無時無刻不在鞭策著自己，但一種異樣的感覺也一直伴隨，父親的名聲和威望總使自己像被籠罩在一個影子裏🤾🏼‍♂️。被人們介紹時，總是被先講“這是某某人的兒子”🛅🏧。為擺脫這個影子，他盡力不主動講自己的父母是誰，同時努力增強自己的工作能力，積累獨立工作的經驗🟪。從1991年底開始👨🏼‍✈️，經過長達6—7個月的長期評審🥐，在眾多候選人的激烈競爭中，在評審機構完全不知道自己家庭背景的情況下🫱🏼🦦，1992年6月，一個美國的著名國際高能物理實驗室認可並聘任他為該實驗室的研究員（相當於大學中的教授）。

在人造衛星從太空拍攝的照片上🧑🏼‍🦱，發出核爆炸轟鳴的羅布泊地形像一只巨大的耳朵🦤，像一顆耗盡的心臟。先生作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創始人和傑出工作者、為我國原子彈、氫彈成功爆炸做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卻從未到過羅布泊🙏🏿，從未親眼看到過中國核彈爆炸成功的場面📥。不少人說，在先生百年誕辰之際追思先生的豐功偉績，能做的和應該做的事情就是繼承先生的事業🧝🏻‍♂️，把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真正建設成為我國原子能科學事業的重要基地☔️，為國家和人民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讓由他點亮的原子能 “心”一直跳動🤦🏿。（陳瑜）

轉自《科技日報》2013年10月16日